试飞员 与死神博弈的人

　　王文江（左）和梁万俊在工作上是一对好搭档。　

　　谭超摄

　　【阅读提示】

　　他们，工作是驾驶尚未定型、需要对各种极限条件下的飞行数据进行全面考核的飞机，被称作“和平时期距离死亡最近的人”。面对风险，他们却淡定从容，就算飞机摔下来，也要保证任务完成。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空军试飞员。

　　中国西北某机场。

　　伴随着发动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一架正在跑道上滑行的新型国产战机猛然加速、拉高，直刺云霄。

　　驾驶这些新型飞机的人，有一个共同而特别的名字：空军试飞员。

　　【镜头一】

　　“试飞员就是给新飞机‘体检’的飞行员。”中国空军仅有的3名国际试飞员之一、空军某试飞部队部队长张景亭大校说。而副部队长邓友明的话更形象：“试飞员就是故意给新飞机‘找事’的人，找的就是飞机的安全边界。”

　　试飞员与飞行员，一字之差，工作却有巨大的差别。

　　飞行员驾驶设计成熟的飞机，而试飞员驾驶的是尚未定型、需要对各种极限条件下的飞行数据进行全面考核的飞机，其危险性不言而喻。“试飞目的在于肯定成功的设计，发现存在的问题。”原中国试飞院副院长张克荣说。

　　我国近年研制的所有军用飞机都必须通过试飞员的定型试飞才能投产，而这些飞机在出厂前还要再次接受试飞员的试飞检验。例如大名鼎鼎的歼10、歼11、枭龙、飞豹等战机以及空警2000预警机等军机。即使是民用飞机新舟60和ARJ21—700等机型也都是由试飞部队完成的最终定型试飞。

　　此外，相比作战部队一位飞行员在飞行生涯中只飞几种机型的情况，试飞员往往能飞十多种机型，张景亭、雷强等一批顶尖试飞员甚至能跨机种驾驶目前在役的歼击机、运输机。

　　“别看飞机是个铁疙瘩，做起动作就像大姑娘绣花，马虎不得。”张景亭笑道，这份细致让他创造了20年试飞生涯中每次飞行都带回有效数据的奇迹。

　　“试飞员既是在探索新机性能，也在参与新机设计，所以试飞员只是不怕死是不够的，还必须头脑冷静、业务过硬。”空军某试飞部队副部队长梁万俊认真地说，“这其实也是试飞的乐趣所在，总在尝试新事物，由不得你不仔细、不认真。”

　　很多试飞员都会根据自己的飞行体验对飞机的设计和制造提出具体建议，某种程度上试飞员也在扮演着工程师的角色。“我们的意见关系着未来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的安全，甚至是战争的胜利，所以必须慎之又慎，指出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隐患，确保万无一失。”空军某试飞部队部队长王文江说。

　　ARJ21—700是我国首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客机。邓友明领衔的试飞团队为了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CCAR25部认证，北上海拉尔，南下三亚，检验各种极端气象条件下的飞机性能，仅用44天就完成了国外同行3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

　　【镜头二】

　　1998年3月23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飞机首飞成功，空军某试飞大队试飞员雷强返航后泪流满面。“说不紧张是假话，还没登机时就有领导流泪了，我也像喝了酒，满脸通红，直到进了机舱才平静下来。”透过雷强的回忆，仍可感受到当时现场的紧张气氛，“但我跟总工保证，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一定要让飞机摔在跑道上，保证你们采集到试飞数据！”

　　滑俊、王昂、张玉梅、黄炳新、李中华……作为“和平时期距离死亡最近的人”，中国空军几代试飞员前赴后继，人人都有空中化险为夷、“起死回生”的经历。

　　熟悉航空的人都知道“失速尾旋”、“空中停车”、“最大过载”这些被国际飞行界划为死亡禁区的专业名词：世界上失事的作战飞机41％由尾旋导致；空中停车指飞行中飞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停车而失去动力；最大过载指飞行设计上能承受的最大载荷，该试飞项目极易导致飞机空中解体。但这些危险却是试飞员经常面对的科目。

　　F—22等国外战机在试飞阶段都发生过机毁人亡的惨剧。因此在我国研制第三代战机之初，就有外国媒体预言中国也一定会掉飞机。但中国试飞员再次创造了奇迹，以零事故的纪录完成了歼10的试飞，大大加速了我军战斗机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

　　面对风险甚至死亡，试飞员展现的却是淡定和从容。无论是驾驶燃油漏光的“枭龙”战机从1.2万米高空成功迫降的“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万俊，还是驾驶着被未能射出的导弹烧毁尾翼的战机成功迫降的“空军模范飞行员”陈加亮，提及当时的壮举，都只有一句话：“没想那么多，就想把飞机飞回来、数据带回来”。

　　“试飞员屁股底下的新机，是几代人的心血，国家上亿元的财产。所以试飞员面对危险时，第一反应都是先保住飞机。”空军某试飞部队部队长李国恩指着一架新机动情地说。他就曾在试飞某新型战机时，突遭发动机单发停车的重大险情。完成起飞动作后，他果断返航，安全着陆，带回了宝贵的飞行数据。

　　【镜头三】

　　“对家人的亏欠，每个试飞员都有一箩筐的故事”，因执行任务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的李国恩说，“别人觉得不可理解的事儿放在试飞员身上都是正常的。”而在家人面前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指着电视画面里或者天上的飞机，告诉他们这些飞机都是我第一个飞出来的”，李国恩笑着说。

　　对家庭，试飞员亏欠的太多，“对家人父母，我们只能是忠孝难两全。”

　　说得一口东北话的陈加亮是位地道的江苏人，17岁来到东北，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几年前，他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病危，但任务在身的陈加亮不得不辞别。而当他执行完任务回到家，迎接他的只有母亲的遗照。陈加亮至今回忆起这一幕还会哽咽。而就在采访时，空军某试飞部队副部队长毕红军的岳父正在住院，但是要执行试飞任务的毕红军却只能把照顾老岳父的担子交给家人。

　　“又是军人、又是党员，就要干一行爱一行。”王文江说，就在一年前，他因到国外执行带教任务感染疟疾，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1/3，医院连发3次病危通知。而邓友明更是创下一年将近300天在外执行任务的“纪录”。

　　试飞员是许多民航企业梦寐以求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企业给雷强、张景亭等开出了数万元的月薪，他们却选择了坚守。“国家、部队培养了我，再想想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肯定不能走。”张景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