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合升在查看动物脚印。马跃峰摄
面前的两个小伙儿，王合升、米红旭，一高一矮，满身灰绿色制服，很不起眼。只是进入大山、穿越雨林时，他们的身影才愈发矫健，仿佛雨林中的精灵。
6年来，他们走遍500平方公里保护区的200多个山头，记录下2000多种动植物。凭着对专业、事业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他们拒绝虚名浮利，志在碧水青山，焕发着青春的朝气。
抉择
“我用脚丈量了鹦哥岭，你说，我怎么能不热爱这座大山？”
——鹦哥岭人
【体验】
6月2日一早，鹦哥岭的年轻人备好矿泉水、苹果，从山下乘车，来到海拔600米的鹦哥岭自然保护区鹦哥嘴分站。
“今天，目标是海拔900米‘样地’！”大个子王合升负责鹦哥岭科研监测，每次进山，都少不了他。
山不算陡，草只没脚深。我暗道一句“没什么了不起”，便冲在了前面。不料，仅过了一刻钟，心跳加快，汗珠子冒出来，很快汇成一线，滴滴答答掉在地上。
脚步慢下来，背后的太阳似乎更猛烈地刺透衣服，灼烧皮肤。我下意识摸了一下腰，发现一个异样的东西，圆滚滚的，低头一看，竟是喝饱了血的山蚂蟥！
“蚂蟥撕咬、山洪挡道、毒蛇袭击，是常事。”王合升说。
“这么艰苦，为什么来？”
“我是学昆虫学的，不往大山里跑，不往林子里钻，怎么行？发现淡水水母、圆鼻巨蜥、迁徙斑蝶的时候，会激动很多天。”王合升说。
【回放】
见到保护区管理站副站长刘磊时，他戴着墨镜。“我做过角膜移植手术，没有痊愈，怕光。”刘磊说。
同事说，他的眼病是累出来的。
2007年，海南省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公开招聘大学生。当时，一共有26人报名，但最后留下来的只有5人。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的刘磊是其中之一。
“从海口坐大巴，一路颠簸到白沙，找到管理站租来办公的民房，眼前的破败，超乎想象。”刘磊说。
到保护区工作后，刘磊负责与周围的19个村委会签订集体天然林共管协议，2年下来，因劳累过度，左眼几乎失明。此时，他承担的鹦哥岭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处于关键期。如果做手术，中断调查，将严重影响建设数字化保护区的进程，进而拖全省该项调查工作的后腿。
手术被一再耽搁。直到2009年6月，调查工作完成后，刘磊才赶到北京做手术。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他的左眼至今无法恢复正常视力。
“在这里，能做有意义的事，一切都值得。”提起往事，刘磊一点不后悔。
探索
“这是一个罕见的动植物资源宝库，一个魅力无穷的神秘世界，等着我们去揭示、研究。”
——鹦哥岭人
【体验】
10时30分，我们爬过两个坡，进入一人多高的荆棘丛。尖尖长长的叶子探出一条条“锯齿”，划过胳膊，留下道道红印。
走在最前面的小伙子叫米红旭，1.73米的个子，190斤重。去年，他从东北林业大学动物学专业硕士毕业，看到鹦哥岭青年团队的先进事迹，便和同班的女朋友商量，一起来到这里。
被落的远了，只能看到米红旭的草帽在远处的山脊上晃动。我站立一会儿，咬咬牙，加紧追赶。待进入密林，见小米坐在绿荫下，悠闲地乘凉。
“咕咕咕——”传来一阵鸟叫。
“是啄木鸟。”米红旭不假思索地说。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一页上写着：2013.3.8（南毛拉），中午12：00到什付。H360m，花姬蛙♂，喉部黑色，胯下黄色。
“这意思是：2013年3月8日，在南毛拉科考，中午12点到南开乡什付村，海拔360米，发现一只花姬蛙，雄性，喉部黑色，胯下黄色。”米红旭说。
【回放】
2009年1月，香港大学博士、管理站兼职副站长陈辈乐，在鹦哥岭寻找一种叫中国少鳞鳜的稀有淡水鱼。
30年前，人们在南渡江、昌化江采集到中国少鳞鳜标本，但后来再没发现过。这天，听村民说又看到这种鱼。陈辈乐从下午2点就泡在水里等候。
“找到了！”直到傍晚，大家才看到少鳞鳜游弋的身姿。此时，被冰冷的河水泡了数小时的陈辈乐，硬撑着走上岸，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冷汗止不住往下淌。护林员把他抬进帐篷，用睡袋裹住。过了许久，陈辈乐才苏醒过来。
“做科研，就需要这种狂热劲儿。”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廖常乐说。
通过几年研究，廖常乐等人在SCI国际高级别的索引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填补了鹦哥岭树蛙在世界上的研究空白。目前，大学生们和专家记录到鹦哥岭树蛙等20种科学新种、轮叶三棱栎等24个中国新纪录种、伯乐树等190种海南新纪录种；记录到维管束植物2262种、脊椎动物481种。
磨砺
“幕天席地练筋骨。渴了，喝山泉水；饿了，用山泉水煮饭；困了，在深山里找块平地，搭起帐篷也能美美睡一觉。”
——鹦哥岭人
【体验】
11时30分，一鼓作气，穿越悬崖边的崎岖山道，登上了好汉坡。回头望，山如碧涛，湖似明镜，天空透彻，白云飘舞，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旁边是14号‘固定永久样地’。”王合升介绍，50米乘以50米范围内，凡是直径5厘米以上的树，一一挂牌，标记树种、海拔、经纬度等，持续动态监测树木生长，进行历史数据比对。
“这样的样地，有多少？”
“2009年设14个，第二年新增20个。每一个样地都要事先考察，在山里一走数天。大山深处，天气多变，大雨随时就来。没处躲，我们找葵叶遮雨，还要保护检测仪器。”王合升说，建设数字化保护区，基础工作是埋设界碑界桩，划定保护区的界线。每个水泥界桩重达120斤，界碑则有几百斤。大学生们和护林员靠肩扛、手抬，一个多月里，走遍200多公里边界，埋下12个界碑、120个标桩，每个人的肩膀上、手上都磨出了血。
【回放】
工作上的艰苦还是小事，对鹦哥岭上的年轻人来说，心理上的磨练更为煎熬。
2009年，王合升正在研究国家I级保护植物伯乐树。3月是伯乐树一年一次的花期，是物候监测最特殊的时期。就在此时，他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爸病重，快不行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父亲生病半年多，王合升竟毫不知情。哥哥说，父亲知道他回趟家不容易，怕影响工作，坚持不让家人说。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合升选择了留下。当他完成任务赶回家时，病床上的父亲已不能开口说话，只是紧紧拉着他的手。就这样，老人永远地离去了，只留下儿子不能弥补的愧疚。
鹦哥岭上，这样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
以苦作乐，这些年轻人在鹦哥岭磨练出豁达、向上的性格。
“爱上鹦哥岭，作为鹦哥岭，奉献鹦哥岭，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我们的责任在鹦哥岭!”这群朝气蓬勃、有专业知识、致力于森林保护事业的大学生，唱着属于自己的“鹦哥岭之歌”，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创造奇迹！（陈伟光 马跃峰 黄晓慧）
《 人民日报 》（ 2013年06月07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