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间，中国内地首次出现部长级别官员因失职而被问责。“原来我们的官员也可以下台！”这是那个春天里，除去病毒之外，带给人们最大震撼的事情。从此，问责官员的话题进入大众舆论。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回忆起当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这样说。“这不是简单免去一个部长或是一个局长。”在他看来，官员问责的关键不在于问责的级别和具体个人，而是执政党的责任意识，“这种观念的转变很重要，责任政党的理念也从那时开始树立的。”
启动官员问责，在事后被舆论认为是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而非典后至今的十年里，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被撤职或引咎辞职。
2004年的春天，《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紧急颁布，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对问责制的相关内容做了规定。同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
此后，“问责风暴”持续发力。2009年7月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2010年3月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成果毋庸置疑，但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健全的问责体系。”王长江说。在他看来，权责关系不明是制约问责制走向深化的最大掣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在权责关系这套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问责会有失公平，甚至流于形式。”
（记者王慧峰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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