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晋中市榆次区20多名区级以上党代表深入乌金山镇丰沃基地、山西高校园区小南庄拆迁现场实地调研，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原士旭表示：“党代表们所反映的问题，各部门要当作大事办理，并限期答复。”
由于有了党代表工作室这个平台，一直以来党代表履职只是在会上而会下没事干的现象，正在榆次悄然发生改变。
党代表也要开年会交提案
能否像人大代表那样，探索党代会常任制，使党代表在更多领域和重大事项上拥有参与权和决策权？
2012年12月，榆次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全省党代表工作室唯一试点，286名区级以上党代表全部驻室开展工作。区委书记贡琦说，区委设立专门机构，调配专职人员，组建党代表工作室，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党员代表身份自然消失的状况。
“过去当一届党代表只开一次大会，代表履职的时间只有开会的短短几天。”榆次区安宁街道党工委书记李转萍是老代表，对试点以前的状况深有体会。
区科协主席刘建军因见证了榆次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而参与了党代表工作室方案的设计。据他介绍，该区遵循科学选址、分团设置、方便群众、注重实效的原则，设立了22个区级党代表工作室。党代表工作室被赋予联系党员群众、开展民主恳谈、组织调研视察、商讨提案提议、组团惠民服务等多项职能。今后，还将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也要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年年开大会，年年交提案。
“这一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省社科院副院长贾桂梓认为，这有利于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发挥党代表的党内决策作用
党代会年会召开后，传统的人大、政协“两会”将变成“三会”。在现有组织架构下，如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完全能够承担起这些职能，岂非有叠床架屋、靡费公帑之嫌？
省委党校党史部主任王建军认为，关于“三会”的关系，理论上讲，党代会形成决议，人代会把党的主张、建议、意见通过人代会的法定程序转变为人民共同意志，政协会再把它转变为社会各界共识。党代会变成年会固然会增加成本，但与决策不科学、监督不到位造成的损失相比，付出这些成本是值得的。
网上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三会”之间的关系，好比合作造一座大桥。党代会作出“造桥”的决策，解决“干不干、干什么”的问题；人代会、政协会讨论怎样“造桥”，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从浙江椒江等地的经验看，党代会年会安排在每年人大、政协会议之前召开。这样党代会形成的决议、决定可以对人大、政协会议起到领导和指导作用，从而把党的主张和决策落到实处。
“党代会年会绝非人代会的‘翻版’。”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原士旭举例分析，怎样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人代会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原士旭坦言，这种疑虑给他们以警醒，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党代表工作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以乌金山镇为例，该镇把党代表调研与全镇四大基地发展及基层党组织晋位升级相融合，由党代表领衔不同的调研方向，为镇党委、政府和区委决策提供依据。今年春节前，一些党代表在镇重点工程项目丰沃基地调研时发现，基地蔬菜受省城各大酒店突然生意惨淡影响而大量积压，同时农民群众春节期间蔬菜需求量很大。镇党委、政府迅速组成蔬菜紧急配送队，6.5万公斤鲜菜入户，既让村民以成本价吃上了鲜菜，又为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乌金山镇党委副书记焦志刚说，在发挥党代表在党内决策方面的作用，党代表工作室大有作为。比如，因建设太原理工大学新校区，小南庄需要整体搬迁，村民的出路何在？榆次9座煤矿都集中在乌金山镇，如何实现本质安全？这些新课题，都需要党代表深入思考、破题，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工作室进社区党代表接地气
党代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党代表只有接了地气，才有底气。
如今的社区，上接国家大事，下连民生细事，被喻作城市的细胞。榆次的城市化程度较高，60万人就有一半生活在社区。有鉴于此，该区22个党代表工作室，除了经信系统因服务对象之故设在工业园区，其余21个均建在社区。比如，区委、区政府党代表工作室就没有设在机关大楼内，而是分别设在电力社区、潇河湾社区。农委、发改、政法、城建、教育、宣传等6个系统的工作室也建在所属基层单位。记者在政法系统党代表工作室了解到，由于该室设在区法律援助中心，毗邻公检法机关，并有律师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每天的来访群众都有上百名。
“党代表不光要走到群众身边，更要真正融入到群众之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原士旭介绍，该区构建了区委常委联系党代表工作室、区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四级联络”机制，便于党代表掌握民情动态、解决实际问题、接受人民评议、提供决策依据。原士旭掰着指头计算，每名党代表联系5名党员，每名党员联系5名群众，286名党代表可以辐射到7000多名群众。
“除了有冤屈告状，老百姓谁没事会去找政府？”安宁街道党工委书记李转萍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多年，深知“坐诊”效果有限，只有主动“出诊”才能事半功倍。今年春节前，她在走访中得知，辖区路面有数个井盖丢失年余而无人过问，行人车辆不时遇险。经她多方奔走，最终更换了新井盖，附近居民群众提及此事都跷大拇指。
“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信赖，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刘建军告诉记者，前不久一位领导来榆次调研，讲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怎样深耕基层、服务公众，对他震动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每月要抽出一个晚上时间，到社区工作室与选民互动。
李转萍当时也在场。她受此启发，表示要延伸党代表下访的时间半径，利用周末、晚上等业余时间多走访群众，为他们办更多实事好事。
延伸阅读
党代会常任制
党代会常任制，是在党代会完成换届选举后，作为党代会主体的代表和作为党代会组织载体的相应机构在其任期内发挥作用、行使职权的一整套制度规范的总称。
其基本含义有三：一是指党代表资格是常任的，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相同；二是指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三是指党代表有组织、有计划地参加党代表大会会议及闭会期间的活动，在任期内始终发挥参与决策、监督、示范和桥梁作用。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提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并写进八大党章。这是现阶段各地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重要理论渊源。其实，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最早还可追溯到苏维埃列宁时期。苏共夺取政权后成为执政党，根据列宁的倡议，俄共（布）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行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尽管党的八大提出的党代会常任制在召开过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后便告结束，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对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对发展党内民主的积极意义，如“黄沙散尽始见金”一般愈发熠熠生辉。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来，一直有恢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呼声。从1988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在全国11个县（市、区）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我省榆次市（现榆次区）等3个县区名列其中。党的十七大把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如今，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在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记者 田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