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是个热词，出自“哀公问政”的典故，说的是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后来“问政”就成为中国古今体制内的执政官员，向体制外的有识之士咨询讨论为政之道的一种特指。
自从有了网络问政这个虚拟平台，民众的民主意识被极大的激发，政府想向民众咨询的，“草民”们会回应；官员们不想明了的，“草民”们也会起劲地询问、建议、质疑、拍砖和声讨。
由此，“网络问政”在传统的问政对象关系中，政府官员主导的“我问你答”格局被冲破，转变成草根民众主导的“我问你答”，变成了实质上民众批评、监督政府的“草根问政”平台。
网络上，“草根”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彰显出积极的力量。
这种“问政”关系的转变，凸显了政府与民众之间，民生民主意识的共同提升，网民正成为政府部门必须正视的参政议政主体。这是现代社会的民主进步。但与此同时，这种“微问政”的方式，又带来很多非理性的元素，真实性也值得商榷。草根问政如何才能走上更良性的发展轨道，是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
微博不“微” 围观发力
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
3天，63个小时，正厅级“雷冠希”倒下，被称为微博反腐“秒杀式”经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围观者振奋。
2012年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此前，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被女主播揭发的黑龙江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反腐一动，倒下一片。
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旦空投进庞大诡秘、纷繁芜杂的微博世界，其蝴蝶效应产生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
2012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任职的周文彬还并不清楚什么是微博，但很快，在听从了网友的建议后，他开通微博，并以“自首式举报”的方式直播参与单位贪污行贿的全过程。他没有想到，他自此成为“中国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
核裂变式的群体“围观效应”迅速把周文彬推上风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周文彬表示。
除了提供线索，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剥开“洋葱” 寻找真相
2012年“微博反腐”迅速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并已进入“剥洋葱”式的深度挖掘时代
2012年12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网在沪联合发布《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微博反腐”迅速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并已进入“剥洋葱”式的深度挖掘时代。
在2012年广受关注的15起真实的网络反腐案件中，通过微博举报的共有6起，占40%。其余9起案件中，微博虽然没有直接充当举报平台，但是其产生的巨大转发量，对案情的推动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报告指出，微博成为有效的反腐工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快速、直接、简单、有效的特性，举报信息一旦进入微博领域，就犹如滚雪球一般，带来极其强烈的影响效应和震撼力，成为广为人知的新闻事件。
网络具有虚拟性，网民在微博上匿名举报，避免了被检举者打击报复。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在当下举报制度有待完善的环境下，微博这种隐秘性的举报方式极大地保护了检举者的人身安全，同时，也进一步地激发了网民参与反腐的主动性，形成了全民反腐的格局。
报告指出，网民对腐败事件的强烈关注，不再满足于曝光事件的表面现象，而在于深挖表象背后的真相。网民面对腐败案例的态度有更鲜明的自主性，他们不再以政府或媒体曝光的事件表象作为舆论中心点，而是通过“剥洋葱”式的深挖，找到更深层的隐藏现象。网民的知情权和自主意识正在不断提高。
此外，微博反腐“误伤”情况时有发生。在2012年通过网络举报的24起反腐事件中，其中9起经调查确认为失实。
《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还进一步分析了微博反腐的缺陷，微博反腐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一是参与微博反腐的部分网民缺乏理性，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受情绪化倾向和从众心理影响，他们通常难以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审视和思考问题，如果利用网络匿名性的特性，可能因产生谣言而对社会的良好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微博反腐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我国的网络反腐尚处在初级阶段，相关的法律规范还不完善，网站监督过滤信息的技术受到限制，微博反腐事件在受理、查处、反馈方面尚无明确的程序规范和期限规范。
门槛降低 回应“提速”
与传统的反腐败技术不同的是，由于网络的兴起和普及，近年来，群众举报腐败官员的门槛正在变得越来越低，而官方的回应也在变得越来越迅速
2008年底，位于南京江宁区的恒大地产旗下的南京恒大绿洲花园为回笼资金，低价售房。
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为恒大绿洲算了一笔账：这家楼盘5700元/平方米(含1100元/平方米的装修款)，若刨去装修款，等于毛坯房售价4600元/平方米，目前江宁多数楼盘是在2006年与2007年拿的土地，楼面地价都在2800－3200元/平方米之间，加上建安、财务以及营销等各类成本，5500元/平方米左右应该是个保本价。
周久耕表示，恒大绿洲“售价不到50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其成本价，所以要严加查处”！
周的这番言论见诸媒体后，迅速引发网友的强烈关注，嬉笑怒骂随之而来。随后，有网友发现，周在不同场合佩戴名表、抽名烟、开名车。而按照公开的周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支持其消费水平。由此，网友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周的名表名烟名车。
2008年12月28日，江宁区委免去周久耕的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2009年3月20日，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宣布了对其“双开”的决定。2009年10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此后，名表名烟在南京官场一度成为禁忌。但很显然，官员佩戴名表、开名车、抽名烟并不是新闻，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的是周久耕不合时宜的言论。周久耕作为政府官员，恰在此时不适当地表示，要查出降价销售的房地产企业，激怒了网友，从而导致对他的“人肉搜索”，最终锒铛入狱。
“表哥”杨达才的故事与周久耕相似。
2012年8月26日凌晨，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致36人死，2人重伤。一时间成为网友高度关注的新闻。时任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率队到延安查勘现场时，被媒体捕捉到了“面带微笑”的场景。这立刻引起了网友的反感，开始对他进行人肉搜索，并称之为“微笑局长”。
一如周久耕，首先进入网友“人肉”视野的是他戴的手表。很快，网友就发现他先后佩戴过5款名表，价值不菲。但杨达才回应媒体采访时辩称，收藏名表是他的个人爱好，已向纪检部门做过说明。
网友继续搜索，发现了11款不同款式的名表。杨达才再次回应称，“我一年的收入有十七八万，我老婆上班，儿子上班，儿媳都上班，家里无经济负担，儿子也喜欢手表，有时自己的手表和儿子的手表混戴，故出现了网友后续所说11块手表”。
接下来，网友“人肉”的范围扩大到杨所佩戴的眼镜、腰带等。结果自然十分不妙，杨局长越描越黑。
2012年9月21日，陕西省纪委披露信息称，鉴于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笑脸”的不当行为和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陕西省纪委高度关注，及时进行了认真调查。调查表明，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与周久耕一样，杨达才之所以被揭发，并非由于他贪污腐败的罪证被网友掌握，而是因为他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做出了不恰当的行为和言论，激怒了网友，才引发了网友对其进行“人肉”。虽然网友没有直接的罪证，但提出了合理的质疑，倒逼纪检部门关注，最终将其拉下马来。
宽容民意 提升服务
草根网民的强烈民生呼声和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网络问政关键性议程的重要来源，如何应对民生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思考、凝聚阶层共识已经成为了公共权力机构必须直面的重大实践课题
草根网民慢慢地开始培育并具备公民意识和民生情怀，从而不断推动着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草根网民的强烈民生呼声和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网络问政关键性议程的重要来源，如何应对民生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思考、凝聚阶层共识已经成为了公共权力机构必须直面的重大实践课题。
网络时代的草根问政展现了超强的生命力，对于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务流程再造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廉洁型政府、法治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回应型政府的建设也必须建立在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之上。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草根问政应会成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常态，成为推动政治改革和现代民主进程的积极力量。
草根问政的增加，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对个体表达的宽容性对待。不过，随着相关事件告一段落，这些草根明星也往往沉寂下去。尽管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意，但也仅限于个体的存在，远远没能达到民众利益表达群体的规模。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问政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它让“草根”声音直达党委、政府，在公权与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桥梁。用“网络问政”求解执政难题，对于各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诸多借鉴。
“围观是我们做网民的责任，签到发言是我本人的兴趣。”在南京一家高校工作的小陈是名副其实的“微博控”，已有三年“微龄”的他，每日频繁刷屏，随时写上几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写微博一是记录自己生命的足迹，二是希望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哪怕没有任何影响，我也要说出自己的内心话。 ”小陈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5.64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年增长率达18.1%。很多网民像小陈一样，每天通过微博、论坛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
移动互联和微博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普及，表达欲高涨。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网络舆情分析，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显著提升，网络民意推动现实社会前行的力量日渐强大。以网络反腐颇具代表性，从“表哥”杨达才到“房叔”蔡彬再到不雅视频的主角雷政富……这些官员的落马，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举报及其引发的民意力量。
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民生事业的促进也意义深远。2012年2月底，上海市民秦岭通过微博发布了关于“癌症晚期父亲就医辗转无医院收治”的信息，引起上海主要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不久，上海就出台了改善癌症晚期病人临终关怀服务的制度化措施。
2012年7月，北京遭遇61年来最大一场降雨。灾害袭来时，人们通过微博守望相助；灾害结束后，一场关于城市公共安全的大讨论随即展开，推动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主任唐远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大众麦克风时代，网络舆论场风云激荡，围绕热点话题和热点事件，各类意见汇集后易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影响现实社会。 ”。
专家视线
应被尊重的政治热情
“草根问政”这种行为值得赞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人，对国家的重大事件，都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一种应该被尊重的政治热情。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政治热情，觉得事不关己，这种状态本身不是一个民族的活力。“草根问政”比大家都觉得不管洪水滔天、寸草不生，都与我无关要好得多。我们不能没有主人翁意识。
对于当政者，首先，应抱有宽容的心态。骂娘的、支招的、有偏见的，发牢骚的都会有，这些原本就是多元社会的产物。如果没有胸怀，我们怎么可能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听不同的声音？只不过有时可能有点走调，没有关系的，让别人讲，天塌不下来。如果反应过度，是政治上的“神经衰弱症”。如果去打压，就更不应该了。其次，应“以诚引导”。不是编造谎言，不是用计谋诱骗，不是加以限制，而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这里的引导，也不是诸如宣传部长写篇文章之类简单的说教，而是用真诚的心态劝导。再次，千万不能光“检查”不“治疗”。“体检报告”有了，公诸于众了，但是不治疗，病灶还在。虚心接受，但坚决不改，更会招致反感。说过了不等于做过了，做过了不等于做好了。“问政”里面有人民的期盼，决不能辜负。
（作者系上海徐晓青律师事务所主任、市立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上海支部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