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本身就应该含有对话、协商、权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民意冲突，已经不仅仅是“是与非”的较量，而是“是与是”之间的择优、权衡问题
这是一个民意“井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公众越来越习惯于在公共事务中表达各自主张和意见。日前，“史上最严交规”落地不到一周，“闯黄灯罚6分”条款就在民意的众声喧嚣中宣告“暂不处罚”。虽然“暂不处罚”不等于“永不处罚”，但无论如何，向民意低头，及时刹车，体现了权力所有者应有的胸襟和雅量。这种“民意的胜利”，也提醒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在公共决策的前前后后，民意必须时刻在场，否则，终将要为民意的缺席埋单。
近些年，漠视民意、被民意倒逼着走的苦头，我们吃了不少。比如，一些地区频繁出现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委，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在公共决策中没能充分听取和体现民意。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在决策上长期忽视民意，导致公信力下降——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说一百句话，也敌不过一个小道消息。事实证明，随着社会民主意识的快速提升，对民意无动于衷、视之为无物的决策方式显然行不通了。
面对从线上到线下风起云涌的民声、民意，网络问政，各种听证、意见征询，民意调查等举措和途径纷纷出现，应该说，这些做法对听取民意、掌握民情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也容易走向问题的另一面。一则畏惧民意，决策出来后，民意一有不同声音，就立马草率停止；二则言称尊重民意，样子做得很足，却阳奉阴违，拿民意当花架子，最终付出了惨重代价。
怎样才是真正尊重民意？首先要弄清一个前提，即什么是真正的“民意”。是不是谁的声音高或者反映激烈就是真正的民意？显然不是。“有理不在声高”，声音高、反映激烈，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民意。对于政府决策而言，很有必要建立起体现民意的民主机制，比如公民的信息权、表达权、听证、制度性参与等，如果公共决策在制度上体现了公共性、科学性、法治性，就会更有信心掌握真实民意，而不至于被简单的激烈情绪所左右，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就代表真正的民意呢？按照我们“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思维惯性，“多数人的意见”貌似站得住脚，但问题也绝非这么简单。多数人的暴政，就是一个反例。民主法治的要义既在于“尊重多数”，更在于“保护少数”，“多数”和“少数”不能视为决定正确与否的标准，真理有时恰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更不能因为多数人的决定而罔顾少数人的民意。尊重民意的要义，在于对异议、不同偏好和多元利益价值的权衡比较。当今时代，群众有不同的诉求和声音，是自然的真实反应。公共决策本身就应该含有对话、协商、权衡的过程，这也正是民主决策往往时间更长、结果更复合的原因所在。民意的表达，往往都带有一定的利益倾向。譬如围绕征地、拆迁，无论哪一方的表达都不是很全面，因为里面牵扯了不同立场的利益关切。
新形势下的民意冲突，已经不仅仅是“是与非”的较量，而是“是与是”之间的择优、权衡问题。民意冲突之下，需要一个能容纳各种参与、表达的制度化安排，如果没有制度化安排，冲突就会以一种非常极端或者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诸如闹访、集体及群体性冲突。还应看到，当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由上级说了算，导致地方官员“眼睛向上”。这就导致在作公共决策时，以“上级满意”为出发点，民意拿来做噱头，或者只是最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采纳的选项。以多地爆发的PX项目事件为例，当地政府完全可以预料到可能带来的巨大民意反弹，却刻意回避民意而立项、投产，以至于当地民众得知确切消息后瞬间爆发。要知道，在项目决策前、决策中以及决策后，民意的反应是一个动态的变数，显然，当地政府在事件的处理中，对于民意的动态权衡把握缺乏足够考量。其实质，在于当地政府没真正拿民意当回事，最后自食其果。
听取民意、尊重民意的关键是要顺应民意。眼下，时值岁末年初，各级领导干部都纷纷深入基层听民意、察民情，值得称许。但是，入耳入眼的民声民意能否入心，还要打个问号。面对民意，切忌听过、看过算数。“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听民意，根本的是要顺民意而为，惟其如此，才能在工作中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们的工作才能真正让群众高兴和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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