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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沙战乱解读以色列政党政治发展及其未来大选

■   冯基华/文
2012年12月19日06:5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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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发动了代号为“云支柱”的军事行动(Pillar of Cloud,西方媒体称其为防御支柱 Pillar of Defense)[1], 对加沙地带实施军事打击。以色列动用飞机大炮狂轰加沙地带,并调动了数万军队准备地面战争,而哈马斯也加大了对以色列的火箭弹攻击力度[2], 双方人员伤亡持续上升。这是继2008年底以色列对加沙采取代号为“铸铅行动”(Cast Lead)攻击后,采取的又一次军事打击。在战争最血腥的一天中,以色列几乎每10多分钟就对加沙进行一次空袭。据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截至11月21日,以军空袭已造成14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100人受伤,伤者多数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加沙武装人员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数百枚火箭弹,造成5名以色列人死亡。[3]加沙战事使中东局势更加紧张,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多国政要也纷纷前往中东调停。目前巴以双方虽已达成停火协议,但引发战乱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冲突。

如此惨烈的战事当然不能仅据表象就事论事,而以色列政党政治和政治文化应该是进行深度分析的切入点之一。

党派林立的以色列政坛

以色列政党繁多,连以色列人也自嘲称,有100个以色列人,就有100个政党。这一点充分反映出以色列这个移民国家的特性。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既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形形色色的政党活动提供了活动舞台。目前以色列有影响的政党或政治组织约有50—60个。总体上看,以色列政党可分为五大类: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以社会民主党派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介于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的中间派政党,宗教政党以及阿拉伯政党。

以色列工党和梅雷兹党是左翼政党的中坚力量。工党的前身是马帕伊(Mapai巴勒斯坦工人党,1930年由劳工联盟和青年工人党合并而成),建国后发展成为社会民主党派,在以色列属于温和、开明的政治势力。马帕伊、工党联盟、以色列工党、拉菲党、梅雷兹党、公民权利与和平运动及统一工人党,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了现在的以色列工党和梅雷兹党。建国初期,以色列工党凭借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感召力在以色列政坛主导执政29年。然而,由于内部的分裂和腐化,其影响力已江河日下。自1977年大选失利后,以色列工党就难以彰显昔日辉煌,20世纪90年代虽曾组阁执政,但弱势政府受到各种势力的掣肘,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打过翻身仗。

利库德代表着持强硬立场的右翼阵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代表着中产阶级利益的利库德集团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以色列政坛的主导力量。在1977年第九届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以超过工党联盟11个席位的优势首次成为执政党团,建立了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政府。1981年大选利库德获胜后再次执政,1984年和1988年两次同工党联合执政,1996年内塔尼亚胡险胜佩雷斯,2001年以来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的影响如日中天。2005年由于利库德中的强硬派极力反对沙龙的单边撤离计划,沙龙离开利库德,另组前进党。沙龙的离去削弱了利库德的势力,但也使利库德再次成为持强硬立场的右翼阵营的代表。

以“前进党”为首的中间力量。中间派政党作为新兴政党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如:民主变革运动、第三道路党和变革党等。起初这些政党影响不大,一些小党甚至很快就消失了。然而,随着巴以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政党的不断分化组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其势力逐年增强,一些对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不满的成员分化出来组成变革党。2005年11月,沙龙宣布退出右翼的利库德,另组“前进党”,自称中间派政党,壮大了中间派政党力量。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中“前进党”险胜并组建了联合政府。在2009年的议会选举中“前进党”虽再次以微弱优势胜出,却未能成功组阁,只得让位于利库德集团。

宗教政党不可小视。尽管世俗主义政党在以色列政坛起主导作用,但宗教政党却时常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宗教政党在以色列建国前主要分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精神中心党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教党。1956年精神中心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合并为全国宗教党,后更名为“犹太家园党”。1981年该党内部东方犹太人分离出去另组“泰米党”和“莫拉沙党”。1984年,以色列正教党内塞法拉迪党员分离出去,成立塞法拉迪圣经保卫者联盟即“沙斯党”。1992年,圣经旗帜党与以色列正教党和以色列正教工人党合并组成“圣经犹太教联盟”。经过多次分化组合,目前宗教党派中沙斯党、犹太家园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等影响最大,成三足鼎立之势。宗教政党大多被看作是右翼政党,有时圣经犹太教联盟甚至被视为极右的政党。

少数阿拉伯裔政党。这些政党都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先后成立的,主要有阿拉伯复兴运动、阿拉伯联合名单党、民族民主联盟(即巴拉德党)、阿拉伯民主党、民族团结—民族进步联盟等,代表着占以色列人口总数20%、约150多万阿拉伯人的利益,强调保护以色列阿拉伯人权益,取消对阿拉伯人歧视政策,主张加强阿拉伯地区建设,废除所有定居点,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在两个国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存。阿拉伯政党在以色列政治中的影响力有限,虽多次参加大选但所获席位不多,远不足以左右以色列政治。

从政治倾向来看,以色列政党体系也可分为左、中、右三大阵营,其势力和影响此消彼长,处在动态的平衡之中。以色列工党主导执政时期(1948—1977年),如同一个左边大、中间细、右边小的葫芦;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轮流或联合执政时期(1984—2001年),此时左右两大阵营势均力敌,如哑铃状;2001—2005年利库德执政时期,右翼势力空前高涨,又变成右边大、中间细、左边小的葫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色列民众的政治倾向逐渐朝着中左、中右方向发展,2005年沙龙离开利库德另立新党“前进党”之后,一度削弱了右翼势力阵营,壮大了中间党派阵营,形成以色列社会中几乎势均力敌的左、中、右三大政治阵营。但之后再次形成右翼强硬势力抬升的态势并延续至今。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影响

以色列各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在政策的制定上必然产生分歧,影响着以色列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工党和利库德对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从以色列建国到1977年,以色列工党连续执政29年,之后又与利库德集团联合或轮流执政,对以色列政治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建国初始,针对宗教政党建立基于教法的神权国家的主张,工党提出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并实行“国家主义原则”;统一军队并使其中立化,统一教育体制,还推行文官中立化等制度化建设;在推动以色列向现代民族国家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工党在经济建设上也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国初期,由于对阿战争、移民潮带来的双重负担,使以色列经济负荷达到了极限。工党制定了经济紧缩政策,实行全面物价控制和限额配给制度,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党连续执政的29年是以色列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1977年利库德集团执政后,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对以色列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政治角度上看,利库德集团执政结束以工党为主导的执政模式,东方犹太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其不可小视的力量。从经济方面看,利库德集团属于中产阶级阵营政党,主张自由经济。因此贝京上台伊始就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给以色列带来了一场经济变革。虽然在改革之初造成了经济混乱,但经过多年的调整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以色列经济更具竞争力了,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宗教政党对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制约

尽管以色列在建国之初便制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现实生活中犹太教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即使在世俗教育中也渗透着犹太教传统文化。宗教法庭控制着以色列犹太人的身份认定、婚丧嫁娶,以及议会通过的关于禁止妇女堕胎、限制尸体解剖、禁止安息日工作等一系列法律,凡此种种无不彰显着宗教政党的影响力。所以,以色列历届政府(工党执政、利库德集团执政或两大党派集团联合执政)一般都吸纳宗教政党参与组阁。也正因如此,诸如拉宾、巴拉克、沙龙、内塔尼亚胡等强势领导人也在重大问题决策中,经常受到宗教政党的掣肘。

三、政党政治对阿以冲突的影响

左翼政党积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完全解决了生存问题并步入了富足型社会,希望与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的呼声逐渐增长。左翼激进派政党认为,以色列应实现从排外主义到多元化,从犹太主导地位到与阿拉伯民族平等合作,争取化解与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与该地区融为一体;以色列国家的责任将从最初的保护和提高犹太公民的利益转向建立一个多元的民族国家;从以色列所处的地区孤立向地区一体化转换。[4]这一思潮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1992年,工党领袖拉宾执政后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和平进程的内外政策:冻结在被占领土上修建新的定居点;承认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叙利亚;解除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允许巴以高层人员往来等。1993年9月13日,巴以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1994年,与阿拉法特签署了《开罗协议》。1994年,以色列还和约旦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并建立外交关系;与摩洛哥和突尼斯达成设立办事处的协议等。这些外交突破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

然而,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却极力阻挠中东和平进程。利库德集团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民族扩张主义。1982年6月,贝京政府发动了黎巴嫩战争。沙米尔执政后抛出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大肆修建新的定居点,加强对戈兰高地的控制与移民建设,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等。他们甚至制造了易卜拉欣清真寺枪杀事件和暗杀总理拉宾的行动,以阻碍和平进程的发展势头。2000年9月,沙龙强行闯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沙龙执政期间多次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强行修建“隔离墙”,几度围困阿拉法特官邸,采取定点清除政策,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领导人和骨干,血洗杰宁难民营等。2004年6月,沙龙迫于国际压力,提出“单边撤离计划”,遭到极右翼势力的谴责,犹太极端势力甚至计划采取恐怖行动破坏和平进程。出于犹太教根深蒂固的“应许之地”理念,大多数宗教政党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有的还主张兼并被占领土,支持犹太人在所有被占领土上定居。宗教政党还对“大以色列计划”推波助澜。

无论是四年前的“铸铅行动”,还是前不久发动的“云支柱”军事打击都是以色列右翼势力的黩武主义行为。

以色列大选和面临的挑战

一、对以色列大选的预测分析

“有多少主义就有多少政党”,这在以色列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由于政出多门、党派林立,以色列社会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争持不下,在各主要党派坚持己见、互不妥协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议而不决的状况。例如,以色列建国已有60多年,但一直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而是由一系列被称为“基本法”的主要法律文件构成的“宪法体系”,支撑着现代以色列的法治社会。只有700万人的以色列却有约60个政党,构成了不同的利益阵营,并且仍在不断分化组合。以色列大选实行“单一比例代表制”,选民在选举中并非选某一个人,而是选某个党的整个候选人名单。因此,在以色列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既有左翼、中间、右翼等派别的基本分野,也有不断变化的中左、中右派别构成的摇摆势力;大党人多势众、咄咄逼人、无人敢惹,小党却也能左右逢源,甚至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可小视。凡此种种加剧了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复杂性。

2013年1月,以色列即将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此时发动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一方面是对哈马斯武装反抗进行镇压,并有阻挠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非成员国观察员的用心;另一方面,以色列大选临近,通过发动军事打击展示自身实力、提升民众的安全感,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通过“展示业绩”拉拢选民的一种手段。在最近的军事冲突中,巴勒斯坦方面损失惨重,加沙满目疮痍、废墟迭连,几乎成为一座废城。与此同时,以色列腹地也有多处遭到哈马斯的火箭袭击,虽然没有造成太多的伤亡,但却加重了民众的恐惧心理。在最近达成停火协议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放出狠话,如果在埃及斡旋下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不起作用,以色列不排除发动“更严厉军事行动”的可能[5], 以此来抚慰民心。

在这种背景下,安全成为以色列民众首先关注的问题,国民意识也集体右转。以色列政党虽多,但近年左翼势力和中间势力不振,而右翼势力则强势不衰。因此右翼强硬势力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胜出,继续在以色列执政。如果这样,那么巴以之间实现和平的路可能会更长,暴力冲突也在所难免。

二、以色列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以色列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富足型社会,但仍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严峻挑战,在同邻国关系方面更为甚之。无论哪个党派执政以色列,这些严峻挑战都无法回避,必须认真应对。

和平共存与民族沙文主义的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色列相继出现了一些和平组织和政党,诸如“现在就要和平运动”“争取和平进步党”(又称谢利党,谢利在希伯莱语中意为和平)。这些组织主张阿、犹两民族完全平等;放弃对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的权利,并从上述地区撤出,巴勒斯坦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认为建立定居点、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等行为将妨碍和平进程。尽管两个民族和平共存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可行办法,但少数政治精英谋求政治解决冲突、和平共存的思想理念尚未成为广大民众的政治意愿,在以色列仍是少数人的奢谈,和平组织在议会中的席位也寥寥无几。

长期的阿以冲突造成的战乱和由来已久敏感的生存危机意识,以及以色列自身国力的增强等因素,使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迅速膨胀。而现实中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时而发生的爆炸、冲突等)、长期冲突造成的积怨、定居点问题、水资源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等都关乎切身利益,因而不断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民众普遍支持政府在解决阿以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中东地区持续近两年的政治动荡并未揭开中东国家民主革命的新篇章。持续动荡的结果是,相对稳定的海湾君主国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也导致伊斯兰力量在许多国家再次崛起,如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到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出现了伊斯兰力量的强势崛起。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建立神权政治体制时曾是非常孤立的,而如今伊斯兰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着世俗主义政权。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对以色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早在30多年前埃及同以色列就签订了和平协议,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埃及发生政治动荡之后,2011年9月,民众就冲击了驻开罗以色列大使馆。近期以色列发动对加沙袭击时不仅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谴责,阿盟秘书长还率多国外长访问加沙以示声援。伊斯兰极端主义更是极力反对同以色列和解,主张发起新的圣战打垮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收复神圣的耶路撒冷。

伊朗核问题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困扰着以色列朝野。伊朗核问题,是以色列各个党派都必须要面临的长期的难题。保持军事优势和对敌制胜先机,是以色列永远不变的生存法则。以色列认为,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是对以色列的死亡威胁,所以绝不允许死亡威胁的存在。目前以色列已经完成了对伊军事打击的准备,早在几年前以军就进行了多次模拟军事打击训练;同时在国内完成了民众动员,进行了多种民防演练;在国际上获取了盟友的战略支持,包括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磋商,甚至还想联手美国打击伊朗;并且利用媒体营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氛围。2012年9月底,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演讲时声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世界造成的威胁,将会更甚于“一个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基地组织”[6], 要求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设置“红线”。内塔尼亚胡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如果美国还不采取行动,以色列就将采取行动。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不足以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计划,但会将美国拖入其中并在中东引发新的战争”。[7]从而使原本就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又增加了更浓的火药味和更多的变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1] 所谓“云支柱”是希伯来语的称谓,源自于圣经《旧约》中出埃及一章中,上帝利用柱状的云构成的屏障保护犹太人阻挡法老军队的传说。

[2] See “Wall Street Journal”website, http://cn.wsj.com/gb/20121116/bas124026.asp?source=whatnews2

[3] See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1-22/4347963.shtml

[4] Kerbert C. Kelman. “Israel in Transition from Zionism to Post-zionism”. ANNALS, AAPSS, 555. 1998(1) : 49-50.

[5] See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1-22/4348025.shtml

[6] 参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2年9月27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的讲话,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9-28/4218401.shtml

[7] See Netanyahu: Iran could have bomb by next summer if it does not face a ‘red line’ from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netanyahu-takes-iran-red-line-argument-to-un/2012/09/27/e7184228-08c7-11e2-858a-5311df86ab04_story.html?wpisrc=nl_h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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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权娟、杨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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