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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与康德

3.  经济学与形而上学

2012年09月17日16:2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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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的确立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而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

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五床等于一屋”,但是他马上就补充说:这绝不是说“床就是屋子”,而是说五张床等于若干货币,而这些货币又可以换一间屋子。亚里士多德知道,床与屋子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同劳动的产物,之所以要假定在床和屋子之间存在等一性,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等一性,也就不能交换,没有可公约性,就没有相等,因此,也就没有形式上的公平交换。这就是说,货币作为数的公约性,或者作为一般等价物,不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而这种需要就是交换的需要。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能够了解那个简单的事实:“床不是屋子”,本质上不同的劳动产品是不能等同的。这是因为:希腊人建立价值尺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逻辑,更不是数学,而是政治学,而在政治学的视野里,人是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因而是从事着不同职业、不同劳动的人,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更是不能“等同”的。

在古希腊,货币还不是支配社会的“唯一的神”,劳动力还不是商品,故而,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产生“不同的事物在抽象的数和量上是等同的”这样奇怪的想法。

但是,商品社会里的人却不能了解这样简单的道理,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商品社会里,作为劳动力的人成为了商品,而把人还原为“等量劳动力”的依据归根到底就是数学;作为劳动力的人因此变成可以计量的,即在数的意义上是可以等同的,而且资产阶级经济学还以为数学是客观的、明晰的、透明的。

数理逻辑是资本社会中占支配性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而资本法则的最抽象的合法性表述就来自数学,来自数学法则对于现实中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劳—资法则”的取代,来自形而上学对于现实的政治关系的取消。经济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特征,归根到底一句话——“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他采用这个概括,一举抓住了资本社会的要害:以无矛盾的描述来掩盖劳资矛盾的对抗性,以数学取消了政治学,这便是把阶级统治转变为“数目字管理”。

数学作为解释世界的方法,其要害并不是揭示了现实对抗,而是神秘地掩盖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特别是资本支配劳动这种现实政治性。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从事不同劳动的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是不能“等同”的,而作为阶级和阶层,他们之间也是不平等的。

与“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明显的剥削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只要臆造出“一般劳动”这个形而上学范畴,只要抹平了工厂里工人的创造性劳动与“抽象的一般劳动”之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产生了,因为一切“工人工资”其实都是按照“一般劳动”的标准支付的,而“一般劳动”作为价格尺度,只是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根本就不是对工人实际劳动创造的评价。

《资本论》第一卷从“产业资本”入手,作出了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产业资本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差异的体系:(1)工厂里的工人“集体劳动”与工人单个的劳动的相加是不同的;(2)劳动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给付的工资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间的差异”,后者是“时间的差异”,而剩余价值就是从这两种差异中产生的。尽管上述两种差异是很难被看到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责编:李放、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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