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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从温州动车事件谈起

柳建龙
2012年08月15日09:2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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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05秒,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在浙江省温州市境内发生追尾事故,即“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此次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亿;并直接引发了新一轮的行政问责风暴,其中:

7月24日,铁道部分别免除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职务,并对其进行调查;

1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事故调查报告。会议采纳了事故调查组所建议的给予铁道部、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上海铁路局等单位54名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的处理意见。

因为此次事故导致之行政问责涉及人员较多、级别较高、领域较广,问责方式也更具多样性,为此,有人认为,无论是就其广度和深度抑或是就其过程而言,此次问责构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对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道歉、通报批评、行政告诫、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免职等方式追究其政治责任的制度。以其问责主体为标准,可以将之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其中:同体问责,在我国系指,党政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即,其既包括执政党组织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也包括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是指由党政组织外部系统对行政机关及其成员进行的问责。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人大、政协、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对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而异体问责中,除人大问责为有权问责,此外均属无权问责,即并不必然产生政治或者法律上之效果。

根据有关研究,我国大陆的行政问责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最早可以追溯至1979年11月25日渤海湾发生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此次事故造成72人遇难。虽然在事发8个月之后,才为《工人日报》所披露,但是,这也直接导致了1980年8月26日,时任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职务被免、主管石油工作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

不过,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行政问责也未能作为一项政治生活常态制度得以确定下来,虽然1982年3月,因“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被举报、报道后,时任商业部长王磊被免去职务;1987年,杨钟因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被免除林业部部长职务;1988年1月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的颠覆事故,造成88人死亡、62人重伤,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被迫引咎辞职。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常态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不过是本世纪以来近10年的事。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10多年是行政问责制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最具重要意义的应属2003年的SARS。2003年SARS期间,中共中央于4月18日以隐瞒疫情、防治不力为由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其后又有上千名官员因同样理由被问责,乃至罢免。由此,行政问责正式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得以确立。但是,其代价却是极其高昂,其中: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大陆因SARS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79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大陆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而之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与矿难、火灾、食品安全及其他重大安全事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若仅援引刘琨之“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自嘲或者自慰,未免有些欠缺悲悯之心。

(责编:杨媚、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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