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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青年专家团队已经成为空军总医院医疗实力的“倍增器”,奏响了医院发展的最强音

王建昌 以飞行员的要求治好患者

文 本刊记者 张向永 张小华
2012年04月24日14: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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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昌 以飞行员的要求治好患者

  如何进一步推进医院科技创新工作转型提速发展?

  “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培养拔尖人才,尽快改变学科人才‘原高峰少’的现状;就是要加快年轻人才、储备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空军总医院院长王建昌掷地有声。



  无论从外貌体态还是实际年龄,王建昌离“老”这个字还有段距离,然而,对于空军总医院来说,他确实是一名院龄较长的“老人”了,大学毕业至今,从见习医生到医院院长,他已经在这所医院里度过了29个春秋。

  1983年,王建昌作为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的四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到空军总医院报到;

  1992年,他的硕士研究生研究课题“血小板与冠心病”在(日本)第八届国际生物流变学术大会荣获“国际青年Oka”大奖;

  2002年,他主动申请临时免去副主任职务,远赴芬兰图尔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访问学者;

  2011年7月4日,王建昌升任空军总医院院长。

  他刚到医院就成为各科室争抢的“香饽饽”;工作后不久就为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拿到了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飞行人员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干预研究;率先在全院推行“按国际标准规范化治疗”;直到现在,作为课题负责人与首席科学家,承担了一项全军后勤科研“十二五”重大项目……王建昌指着新施工规划图和电脑里的PPT向记者讲解他正在着手的医院改造计划--从硬件到软件,从宏观到微观,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很有些“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气势。

  不寻常的“专家”之路

  王建昌毕业的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于1960年在第四军医大学组建,始称航空医学系,1963年更名为空军医学系,1999年更名为航空航天医学系。这个系是国内高校唯一的航空航天医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授权学科和博士后培养点。

  临近毕业时,学校领导就曾找王建昌谈话,问他是否愿意留校任教。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这个令许多同学艳羡的机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需所求,那是儿时就种下的梦想--当一名好医生,而且能在专业上深入钻研。

  王建昌的童年是在外公家度过的。外公当时是临近几个村子有名的中医,王建昌耳濡目染,打小就定下了当医生的梦想。

  王建昌到空军总医院工作后,医院安排与他同批进入该院的毕业生到各科室跟着医生轮转,结束后才能确定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科室。王建昌到的第一个科室是消化科,刚刚上岗的他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例。一名误食了500毫升“敌敌畏”毒药的患者情况危急,若不马上施救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医院以前从没诊治过这么严重的病例,大家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建昌主动请缨,提出以“阿托品化维护气道通畅心、肺功能支持”的综合救治方案,不到10个小时就为该患者注射900mg阿托品。那时医院的阿托品每支只有0.5mg,王建昌找来科里几位护士一支支打开装注射液的小瓶子。在一名年轻医生有条不紊地指挥下,病人从死神的手里被抢救了回来,王建昌紧绷的脸庞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当时的老主任张康给予王建昌高度评价,并向医院申请提前给他处方权,得到了医院的认可。

  轮转科室的流程还没结束时,王建昌已经成了医院里的“香饽饽”,凡是他待过的科室都抢着要他。其中,医院当时一位颇负名望的老专家看重王建昌的胆大心细,主动拿给他一本全英文的专业著作《希氏内科学》,让他每周翻译一段。老专家每周会就他的翻译详细讲解,一字一句的教他。

  在科室轮转还没结束时,当时负责干部病房的潘天鹏副院长找到王建昌,“通知”他提前定科,以后就去干部病房上班。

  工作初期,王建昌也曾迷惘过。在干部病房上班,工作内容繁杂,离他一心想成为“某一领域专家”的梦想似乎离得很远。有些偏执的他不允许自己在将要抓住梦想时,看它从指缝溜走,于是,他开始留心怎么能在干部病房的工作里整合出一条通往“专家”的研究道路。

  空军总医院主要担负驻京空军部队官兵医疗保障任务以及飞行人员医学选拔、疾病矫治、健康鉴定、新机改装体检和航天员选拔任务。而飞行人员与住院干部都面临一类疾病的威胁--心血管疾病,王建昌从临床医疗和学术研究中抽丝剥茧,确定了心脑血管病的专业研究方向。

  1990年,王建昌决定回第四军医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他用了7个月时间完成了课程学习,并通过了全部考试。想提前毕业的他在第二学年完成了论文并就向学校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学校拒绝了他的申请。后来,当他听说首都医科大学允许提前毕业时马上冲了过去。首医大同意了王建昌的申请,但是要求他把读硕期间的所有考试试卷全部拿来,并且有几门课需要首医大命题,再考一次,都通过后才有资格提前参加毕业答辩。

  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后,王建昌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他的硕士研究课题“血小板与冠心病”在(日本)第八届国际生物流变学术大会荣获“国际青年Oka”大奖,邀请他到日本横滨参会并作报告。

  “充电”后的王建昌回到工作岗位后提出“干部病房应该按不同专业划分”的设想,这在全军尚属首次;他又提出治疗的标准化,加强了临床诊治的规范化操作;他还倡议干部病房的医生也要在不同的专业各有特长,让干部病房的医生们术业有专攻。

  王建昌说对于自己的每一次任命,他最常对领导说的一句话是,“我没想到”。1994年,年轻的王建昌升任科室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在连续申请了3年后,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终于拿到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又一次缔造了该科室的新纪录,王建昌为该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建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除了日常工作外,他每天依旧“泡”在医院的实验室内。他在国内较早开展了血液流变学检测和相关研究工作。率先开展了年龄与Casson粘度和屈服值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对血液流特性的认识,合成了首个RGD肽类似物RGDPe,寻找到活性较高的肽类血小板聚集抑制剂,并阐明了其抗血小板聚集的具体机制。

  他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飞行人员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干预研究。完成了飞行人员心脑血管危险因素的检测与干预,建立了预防干预数据库,设立了专病门诊,建立了心脑血管病干预实验室,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聘请美国犹他大学教授为医院访问教授

  “一项正规化规定能救许多生命”

  2002年,任科室副主任的王建昌又开始挑自己的刺儿,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他觉得自己的知识有些匮乏,又需要“充电”了。他主动申请临时免去副主任职务,远赴芬兰图尔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访问学者,从事急救与心血管方面的学习研究。

  当记者问他“是否担心留学回来后,他的职位有可能被别人顶替?”时,王建昌笑着说:“非常有可能!”但是,对自身的不满足与求知的渴望让他毅然踏上求学之路。

  在芬兰做访问学者期间的所见所学让他获益良多,特别是芬兰医疗系统的流程化管理与规范性操作让他印象深刻。王建昌所在的图尔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芬兰级别最高的医院,全国所有的重大疑难杂症患者都在这里诊治。“病人的前期检查工作需要在级别更低的医院完成,然后医院再根据检查结果决定是否接收该患者。”王建昌回忆道,“如果一名患者到该院就诊后被检查出类似阑尾炎这样的小病,患者也会被转至下级医院。”各医院间的转诊流程非常便捷有效,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然而,本来预计至少在国外做两年学习和研究的王建昌,在留学的第二年春节就被紧急召回国内,担任科室主任。于是,王建昌成了第一个炒“老板”鱿鱼的中国留学生,提前结束留学生活。就是在这一年的“非典”时期,王建昌临危受命,负责当时空总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老干部和抗击“非典”工作。“非典”时期,王建昌所负责的科室内没有一名患者与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王建昌领导的干部病房负责全院十分之一的床位,他以本科室为实验点,率先在全院推行“按国际标准规范化治疗”。王建昌在科室开展抢救训练月,他带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到手术室报到,观察学习麻醉师气管插管的操作,直到自己能独立动手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他让干部病房各楼层配有多台抢救设备,以备不时之需。在干部病房工作的护士除了注射、护理等基础性工作外,他要求全体护士都要学会做、看心电图。王建昌说:“一项正规化规定能救活许多生命。”“入院后都要先做心电图”,这项措施是的第一年就使以发热、腹泻为主诉入院的三名病人的急性心肌梗死及时发现,及时救治。

  王建昌还创先实施“军级以上干部在外抢救”服务,他为在空总就诊的每一名军级以上干部建了详细的数据库,包括其病例、用药历史、过敏史、家庭住址、电话、住址简易地图,等等。只要有紧急情况出现,他就能马上奔赴病发现场,并对症实施急救措施。王建昌不无骄傲地说,“实施至今还从未发生过一次失误。”

  胆大心细的空军级专家

  在王建昌新办公室内的书柜上放着一面锦旗,那是去年6月份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小陈回空军总医院复查时赠予他的,上面写着“敢担当创中国航空奇迹,扶云梯送战鹰重追蓝天”。

  在一次例行体检时,发现小陈心脏查出了问题。医生通过医学检查发现,他的心脏出现了类似“房间隔缺损”的系列征象。此时,小陈已经是一名十分优秀的飞行员。

  “培养一名飞行员非常困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我们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延长他们的飞行寿命,维护战斗力,而不是以简单地让他们停飞的方式解决问题。”王建昌严肃地说。

  当时,空军总医院立即成立了由时任副院长的王建昌担任组长的治疗攻关组。王建昌找来军内外、京内外的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会诊,设计缜密的治疗方案,对“缺损”的房间隔进行封堵。

  手术虽然非常成功,但术后这名飞行员还能不能放飞,成为医生和飞行员同时面临的问题。2011年1月,军地17名临床航空医学专家齐聚空军总医院,对这位飞行员能否放飞情况进行了最后论证。一切数据表明,尽管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类似病例的放飞先例,但是,医疗攻关组的医生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月24日上午8时30分,王建昌带领一支特殊的医疗小组,陪同这位飞行员进行离心机检查。他下令急救组随时待命,并让手术室空出一间应对可能的突发状况。

  当天上午9时,健康情况良好的小陈坐进离心机。模拟飞行员在空中做俯冲、筋斗等动作挨个进行着……每次从离心机里出来,小陈都会拍拍胸口,朝王建昌竖起大拇指,用肢体语言告诉他,自己没问题。

  “那时,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让我们治疗攻关组的所有成员充满自信:那位飞行员应该能够顺利通过离心机检测,承受高性能战斗机载荷影响。”王建昌回忆说,“当时做这个决定时不是为了争第一,也不是脑袋发热地决定,我们要对这名飞行员负责,更要对我国的航空事业和国防安全负责,这需要我们不仅要‘胆大’,更要‘心细’。”

  最终的检测结论是:这名经历了心脏微创手术后的飞行员,完全可以耐受高性能战斗机飞行中可能遇到的加速度载荷的影响。结合其它各项检查指标,小陈的身体状况完全符合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放飞条件。至此,他一度濒临破碎的“飞行梦”,终于得以延续。

  王建昌打开手机,向记者读了一段小陈离开空军总医院时发给他的短信:“我上车了,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复飞之路充满了困难与风险,在您的帮助下一切困难都踩在了脚下,没有您就不会有我的复飞。这一路走来,我被您勇于探索,敢于承担的风采感动了,也被自己的无畏求飞激励着,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

  在王建昌的诸多荣誉中,除了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等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只有空军部队才有的学术定位--“空军级专家”。他说:“空军总医院首先是空军的部队医院,首要任务是为飞行员,为航空事业服务。”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影响军事飞行的重大临床问题防治技术及飞行适应性评价研究。就影响军事飞行的视力、腰椎间盘突出、心血管疾病等重大临床问题进行诊疗方式方法选择和飞行适应性评估研究,构建军事飞行人员实施诊疗新技术准入流程和评价方法,为实现军事飞行人员疾病诊疗和医学鉴定从“经验模式”向“科学模式”转变奠定基础。王建昌任副院长以来,带领团队开展的相关领域研究使我国的航空停飞率下降了许多,“具体数据是军事机密,不便透露”,王院长呵呵一笑。

  现在,王建昌作为课题负责人与首席科学家,承担了一项以降低停飞率为主要内容的全军后勤科研“十二五”重大项目,以填补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就如打仗,需要胆大心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不思考不探索,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把该科研项目细分为十几个分题,每个分题有一名负责人,如同一棵大树,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以此带动骨干,带动团队整体发展。

  “干什么要有什么道”

  王建昌用照片来比喻一个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人就如像素组成的,别人认为你好就会给你一点红色像素,认为你不好会给你黑色像素,你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红色多还是黑色多,大家心中其实各有评价。你在你的朋友、同事、领导、上级、下级、服务对象心目中形成什么样的印象,就是由这一点一滴的像素组成的,都来自于你平时为人处世的方式,甚至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在王建昌的办公桌上放着三部座机、两台电脑,以及十多份各部门的呈阅件和厚厚的几沓文件。其中一台电脑他用来写报告文案等工作,完全处于脱机状态,与医院的网络也不相连;另外一台电脑旁放着的条形码扫描仪可以录入他认为有疑问的诊治报告,再通过该电脑登陆患者数据库,查看患者资料及诊治详情,从而监督医疗规范杜绝不合理用药确保患者利益。“医院诊治病人追求数量也追求质量,但是,没有质量的数量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王建昌开玩笑道:“就像明星一样,医生也要有自己的粉丝,我们得有‘回头客’。”在记者采访当天,他在医院的小花坛边遇到了一个“粉丝”,一名退休老干部。今年3月18日,这名老干部被送到空军总医院急救,抢救许久都没有生命征象后,一名专家彻底绝望了,转身离开时对王建昌说:“放弃吧,救不回来了。”王建昌的偏执劲儿又上来了,坚决不放弃,终于,在他的带领下抢救了8小时37分钟,共电击电除颤50次后,才让这名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

  王建昌说他当院长后需要做的工作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继承,创新。“创新的前提是继承,我们不能否定历史。”创建于1956年的空军总医院,50多年来,医院牢记“姓军”为兵宗旨,恪守“精益求精、满腔热忱”服务理念,努力建设以人文型、科技型、智能型、法制型、绿色医院为基本框架的现代化医院。医院担负野战医疗所、空运医疗队遂行保障任务,承担着空军驻京单位医疗保障任务,负责全军飞行人员医学选拔、疾病矫治、健康鉴定和新机改装体检任务;还承担了航天员医学选拔任务;同时,还要为全国各地的地方广大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为兵服务与为民服务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相促进,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他展开空军总医院的规划设计图向记者讲述他的设计理念。本来规划的门诊大楼与后面的飞行员中心大楼并没有相连,任何一方发生紧急情况须转诊到另一栋楼,都要穿过医院的一条小路才能到达。王建昌上任后,冷静分析思考后,决定把二者连接起来,通过空中平台提高转诊效率,为抢救患者的生命争分夺秒。

  王建昌说他要带领医院打造个性化的发展方向,在集结了他个人多年的工作经验,听取医院工作人员的和国内军、地专家评估意见和建议,分析总结医院的历史和现状后,制定出了指导医院发展的“5566工程”。

  在完成一项项繁忙的医疗与管理工作的同时,王建昌还要关注医药界最新的科研动态。他让下属每隔一天就把业界重要的新闻标题、来源、网址整理成文档,打印给他浏览。“如果我觉得哪个内容很重要,就会输入网址再详细阅读。”

  王建昌说:“干什么要有什么道!”这个“道”指的是一种精神,是他和院领导们一起正在着手进行的空军总医院院训征集活动。医院发动所有科室,全体人员,每人写一篇亲身经历的故事,提炼出医院的精神,并在会上演讲。“集合大家的感悟后,再提炼出空军总医院的院训,这样就不会过于空泛,它是全体空总人的亲身体会。”对于这个工作了近30个年头、付诸了大把青春和热情的地方,王建昌充满了旁人无法真正理解的深深情感,就如同他书柜里放着的著作《医者仁心》一样,深沉而内敛。
  (《中华儿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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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媚、万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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