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威 杜曉林
2026年10月12日08:4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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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質量黨建引領和保障高水平保護,既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基本經驗,也是新征程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必然要求。習近平黨建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根同源、相輔相成。從理論、歷史、實踐三個維度把握兩大思想的內在統一,對於以高質量黨建引領和保障高水平保護、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從理論邏輯看,兩大思想一脈相承、相互貫通
兩大思想植根於共同的理論根基和文化根脈,在核心要義上彼此貫通、相互支撐。
共同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沃土。兩大思想分別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和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生態觀,在世界觀、方法論層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歷史唯物主義層面,黨的建設源於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社會革命的客觀需要,生態文明建設源於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二者都是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主動回應,都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確立自身方位。二者都堅持用普遍聯系、全面系統、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前者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運用治理的理念、系統的觀念、辯証的思維管黨治黨建設黨﹔后者同樣貫穿系統治理、辯証統一的科學方法,強調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把生態系統視為生命共同體。
共同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積澱為管黨治黨的文化底色,涵養著以人民為中心、正己正人的政治品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明觀,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深厚的哲學依據。前者要求執政行為恪守道義准則,后者要求人類活動順應自然規律,二者在中華文化“重民本”“尚和合”的精神特質中融會貫通。兩大思想作為“兩個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都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厚滋養,在推進“兩個結合”中不斷夯實理論根基、煥發文化生機。
核心要義深度交融、相互支撐。習近平黨建思想“十四個堅持”集中概括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的主要內容,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方向引領和根本保障﹔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十個堅持”是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行動指南,為檢驗黨的建設成效提供實踐標准和價值尺度。其中,最根本、最直接的貫通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領導力量的統一。“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最高政治原則,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置於黨的全面領導之下。“堅持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正是這一最高政治原則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具體落實,二者是總與分、綱與目的關系,共同確保生態文明建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推進。二是價值根基的一致。“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根本落腳點是為人民謀幸福,“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這一宗旨意識在生態文明領域的具體呈現,二者統一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三是制度體系的銜接。“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與“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緊密銜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制度安排,正是二者相銜接的制度化成果。
2.從歷史邏輯看,黨的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百年同行、貫穿始終
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回望百年,黨領導人民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進程,始終伴隨著黨自我鍛造、自我革新的同步推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依托嚴密的組織體系開啟生態治理的制度探索。1930年,閩西蘇維埃政府頒布《山林法令》,對山林所有權、使用權和砍伐審批作出規定,是黨的組織優勢向生態治理領域延伸、黨的制度建設在資源管理中落地的早期實踐﹔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保護森林,並有計劃地發展林業”,這是黨在全國執政前夕在治國理政層面對自然規律的有效探索。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依靠強大組織動員能力奠定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根基。黨的組織體系向基層全面延伸,愛國衛生運動、大規模國土綠化、江河治理得以迅速推開。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出“綠化祖國”號召,群眾性植樹造林持續推進、成效顯著,是黨的組織優勢把分散的群眾力量匯聚為生態建設合力的生動體現。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確立“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針,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對環境保護事業不斷深化認識、主動調整政策方向的重要標志。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認識不斷深化、制度不斷健全。1983年,黨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可持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進入21世紀,生態環境法律法規不斷健全、管理機構逐步完備,體現了黨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推進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理念向生態環境領域的延伸。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體現了發展觀和文明觀的深刻變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為生態文明建設歷史性跨越提供了根本保証。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展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生態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實現由重點整治到系統治理、由被動應對到主動作為、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由實踐探索到科學理論指導的重大轉變。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於黨的堅強領導和黨的建設的全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把生態環境上升為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壓緊壓實各級黨委政治責任﹔思想建設推動學習領會和深入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筑牢全黨推進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思想根基﹔組織建設鍛造生態環保鐵軍,把生態環境保護納入干部考核評價體系﹔作風和紀律建設堅決糾治生態環境領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肅查處背后的腐敗問題,為生態文明建設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3.從實踐邏輯看,高質量黨建與高水平保護雙向賦能、協同共進
在新征程的實踐中,高質量黨建為高水平保護定向、固本、聚力,高水平保護又檢驗和淬煉黨建成效,二者雙向賦能、協同共進。
高質量黨建引領和保障高水平保護,關鍵在三大機制協同發力。第一,政治引領是根本。以最高政治原則確立領導地位,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以政治督察壓實責任擔當,持續開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以嚴明的紀律推動生態環保責任層層傳導。以理論武裝鑄牢行動自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引導黨員干部把生態環境保護由外部約束轉化為內在自覺。第二,組織保障是支撐。組建生態環境部,打通地上和地下、岸上和水裡、陸地和海洋、城市和農村、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貫通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加強統一監管﹔推進省以下生態環境機構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增強監管獨立性、權威性﹔堅持黨政同責,健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把黨組織和黨員力量嵌入污染防治、督察整改第一線,鍛造生態環保鐵軍。第三,責任落實是抓手。一是明責於清單。建立責任清單,把生態環境保護要求貫穿干部選育管用全過程,落實“管發展必須管環保、管生產必須管環保、管行業必須管環保”。二是考責於精准。健全目標評價考核制度,落實《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美麗中國建設成效考核辦法》,按主體功能定位分類設置考核指標。三是問責於剛性。把考核結果作為干部獎懲任免的重要依據,用好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等制度,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由軟要求變為硬約束。
以高水平保護檢驗和淬煉黨建成效,集中體現為四個方面。一是檢驗政治忠誠。生態環境問題看似是發展方式問題、治理能力問題,歸根結底是政治責任問題,隻有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政治任務來抓、作為政治紀律來守,才能真正守住綠水青山。二是檢驗執政本領。污染防治攻堅戰、重點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飲用水水源地保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實踐,檢驗著黨組織政治引領、組織動員、統籌協調、制度執行、應急處突的綜合能力。三是檢驗宗旨踐行。藍天保衛戰讓群眾看到更多“藍天白雲、繁星閃爍”,飲用水水源地保護讓群眾喝上“放心水”,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讓鄉村告別“臟亂差”,這些身邊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正是檢驗宗旨踐行最有說服力的答卷。四是檢驗斗爭精神。淘汰落后產能、整治“散亂污”、調整能源結構等每一項都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面對復雜形勢,能否動真碰硬、敢於擔當,正是檢驗干部能否在大是大非面前亮劍、在矛盾沖突面前迎難而上的重要標尺。
正確處理“五個重大關系”,在新征程實踐中提升黨建引領和保障效能。“五個重大關系”蘊含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與黨的建設科學方法論高度契合。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考驗的是黨統籌發展與保護、當前與長遠的政治能力﹔正確處理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的關系,考驗的是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發揮組織體系統籌聯動作用的系統治理本領﹔正確處理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的關系,考驗的是黨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的科學決策本領﹔正確處理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的關系,考驗的是黨把制度剛性與思想引領結合起來的治理智慧﹔正確處理“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考驗的是黨保持戰略定力、掌握歷史主動的斗爭本領。“五個重大關系”相互聯系、有機統一,處理得好不好,最終檢驗黨的領導是否堅強、黨的建設是否過硬﹔也隻有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生態環境治理效能,才能在正確處理這些重大關系中把高水平保護不斷推向前進。
(作者分別系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綜合研究部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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