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為”與“不為”的辯証法

習主席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做到該為的必須為、能為的努力為、不該為的決不為”。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為”與“不為”的辯証統一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在干事創業中的生動運用，為新征程上黨員干部擔當作為、履職用權提供了根本遵循與行動指南。

自古以來，“為”與“不為”都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必須直面的人生必答題。古人雲，“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指出君子應明事理、辨是非，當為則勇為，不當為則堅決不為。革命戰爭年代，紅軍浴血遠征、救國救民，是“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不為”。和平建設時期，錢學森學成報國、鑄就大國重器，是“為”﹔淡泊名利、姓“錢”不愛錢，是“不為”。可見，“為”與“不為”看似對立，實則是勇毅擔當與慎行知止的辯証統一，“為”彰顯責任，“不為”兜牢底線。新長征號角催征，實現建軍一百年奮斗目標進入攻堅沖刺階段，黨員干部尤須把握好“為”與“不為”的辯証法，既滿腔熱忱，敢擔當、善作為，又心存敬畏，知戒懼、守底線，以過硬實績推動強軍事業向前發展。

“該為的必須為”，體現的是大局觀念和政治能力，需砥礪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該為的”錨定的是崗位職責所系、強軍事業所需，再難再棘手也不能退避。評價一名黨員干部的政治品格，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責任感夠不夠、擔當精神足不足。對於新時代革命軍人而言，崗位即戰位，職務即責任，沒有觀望等待的空間，更沒有推諉卸責的借口，任何在“該為”之事上敷衍塞責、拈輕怕重的行為，都是對強軍事業不負責。必須砥礪擔當精神，面對備戰打仗堵點難點卡點，絕不畏難退縮﹔面對單位建設瓶頸梗阻，絕不繞道而行﹔面對急難險重任務考驗，絕不作壁上觀。堅決摒棄紙上談兵、落實不力的不良風氣，踐行“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工作作風，主動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把“該為”之事做實做細做好，真正將決策部署轉化為實際成效。

“能為的努力為”，彰顯的是歷史主動精神，需永葆銳意進取的奮斗姿態。所謂“能為的”，是在法律法規框架內、客觀條件允許，且能把優勢潛力轉化為發展動能的工作領域和任務，是黨員干部發揮主觀能動性、“跳一跳”的空間。機會總是垂青於敢想敢干者，隻有主動作為，才能贏得主動。革命戰爭年代，炮兵奠基人之一朱瑞同志在條件簡陋、器材奇缺的情況下，帶著隊伍搜集火炮零件，摸索訓法戰法，把有限的“能為”變成克敵制勝的“大作為”。步入新征程，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倘若隻滿足於“差不多”“過得去”的標准，則很難達到“過得硬”的要求。黨員干部要以歷史主動精神錨定方向，樹立“主動干、靠前干、大膽干”的履職理念，在事關長遠的領域主動作為，掙脫思維定勢束縛，跳出固有路徑依賴，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善於運用新理念、新方法破解發展建設中的矛盾問題，在“能為”范圍內爭先創優、力求突破，把“能為”之事往前提、干出彩。

“不該為的決不為”，強調的是底線思維，必須時刻筑牢行有所止的思想防線。所謂“不該為的”，既指違背發展規律的“亂作為”，也指違紀違法的“妄為”。權力是一把雙刃劍，用好可以為民造福，縱之則害人害己。黨員干部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從來沒有隨心所欲的特權，更沒有突破紀律規矩的借口。倘若心中無戒、腳下無界，把權力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在小事小節上放鬆警惕，難免踩線越軌，甚至身陷囹圄、追悔莫及。黨員干部要強化法紀觀念，明晰權力邊界，常懷敬畏之心、常存戒懼之意，時刻把黨紀國法軍規刻印於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任何時候都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

“為”與“不為”辯証統一，歸根結底是要實干篤行、干出實績。“必須為”是基石，“努力為”是突破，“決不為”是底線。忘卻了“不為”的所謂“為”，會陷入任性用權的泥沼，而脫離了“為”的所謂“不為”，則易淪為懶政怠政、消極躺平。可以說，“為”與“不為”是一個有機整體，體現了原則性、能動性與紀律性的高度統一。新征程上，黨員干部既要胸懷“國之大者”，在復雜局面中保持戰略定力，也要尊重規律，立足實際、務實干事。“該為”時不猶豫、不退縮﹔“能為”時追求卓越、積極進取﹔“不該為”時保持清醒、守牢底線，在取舍之間把牢方向、腳踏實地、埋頭苦干，在強軍征程上書寫忠誠、干淨、擔當的時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