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德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理論解讀

        寧德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實踐地，也是觀察新時代基層黨建如何引領鄉村振興的重要窗口。

近日，人民網黨建調研行以“高質量黨建引領走好閩東特色鄉村振興之路”為主題，赴福建省寧德市開展調研走訪，經過實地調研，我們發現，寧德探索的核心價值不在於創造了多少新概念，而在於用一套制度化的辦法，把基層黨建從“虛功”做成“實功”，把黨的組織優勢真正轉化為治理優勢和發展優勢。以下從理論層面作一系統梳理。

一、基層黨建與鄉村振興“兩張皮”的結構性困境

長期以來，基層黨建與中心工作“兩張皮”是困擾基層治理的普遍性難題。具體表現為三種形態：一是組織空轉，黨支部活動停留在“三會一課”的程式化完成，與產業發展、群眾增收毫無關聯﹔二是力量懸浮，下派干部“駐村不駐心”，人才在村卻游離於村務之外﹔三是資源割裂，各行政村各自為政，產業同構、惡性競爭，組織優勢無法轉化為規模效益。

寧德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探索，核心貢獻在於不是為黨建而黨建，而是直面“兩張皮”困境，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基層黨建與鄉村發展的深度融合。這一實踐為新時代基層黨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基本經驗。

二、基層黨建動力機制與抓手機制的雙重構建

寧德的探索抓住了兩個關鍵要點：一是黨建創新，包括組織和活動的創新﹔二是追求黨建帶動鄉村發展的實效。組織和活動創新解決了基層黨建的抓手問題，黨建帶動鄉村發展的效益解決了基層黨建的動力問題。

動力機制：讓黨建產生可量化的效益。基層黨組織缺乏動力，根源在於“干多干少一個樣，黨建好壞不影響考核”。寧德通過片區聯建、強村公司、村企共建等制度設計，把黨建成效直接挂鉤到集體經濟收入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蕉城“雲海竹洋”片區聯建后，片區內8個村集體經濟平均收入從不足30萬元增至51.6萬元﹔福鼎柏洋村2025年集體經濟收入達1430.16萬元。當黨建能夠帶來真金白銀的效益時，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就從“要我抓”變成了“我要抓”。

抓手機制：讓黨建找到可落地的載體。黨建不能停留在文件和會議室裡，必須找到具體的業務抓手。寧德圍繞推動協調發展、共享共富，樹牢全市“一盤棋”思想，強化抓灣區帶山區、抓城鎮帶鄉村、抓強村帶弱村、抓載體帶周邊、抓龍頭帶農戶、抓產業帶就業、抓導師帶創業，促進共同富裕，並創造了三類抓手：治理抓手（如古田縣蘇墩村的“晨巡晚議”制度）、產業抓手（如福安市“大坦洋”片區的5G智慧茶園與全產業鏈）、市場抓手（如古田縣興橋同富投資有限公司的“產銷儲融”一體化平台）。每一類抓手都把抽象的組織功能轉化為具體的操作路徑。

三、從“行政村”到“片區化”的治理單元重構

中國鄉村治理的基本單元長期以行政村為邊界。但隨著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單一行政村的資源稟賦和治理能力越來越難以支撐鄉村振興。寧德的根本性突破在於打破行政村壁壘，以片區化黨建聯建重構治理單元。

片區黨建聯建：跨村統籌的組織架構。寧德已成立202個農村片區黨建聯合體，在“地域相鄰、產業相近、人文相親”的區域推行“組織聯建、產業聯營、民生聯促、治理聯抓”。這一架構的實質是在不改變行政區劃的前提下，通過黨組織聯建實現發展資源的跨村統籌配置。蕉城九都片區整合8個村，構建“黃精鏈+文旅鏈”互促格局﹔壽寧“十裡山河”片區以承天村為中心，串聯“兩鎮八村”實現村村聯動、串珠成鏈。這種“跨村聯建”不是行政合並，而是以產業為紐帶、以股權為聯結、以黨組織為協調中樞的有機體。

產業鏈黨建：從“生產環節”到“全鏈貫通”。針對福鼎白茶、古田食用菌、霞浦民宿、福安葡萄等特色產業，寧德在85個產業鏈上開展黨建聯建，將鄉村黨組織、龍頭企業、行業協會、要素保障部門有機聯結。福安象環村融入“大象環”片區，鏈接行業部門、鏈上企業、種產基地和種植大戶，推動政策、資金、技術向村級產業集聚，形成集加工、儲存、冷鏈、物流於一體的葡萄產業集群。產業鏈黨建的本質是把黨的組織體系嵌入市場經濟體系之中，用組織網絡彌補市場失靈、降低交易成本。

海疆黨建：從“陸域治理”到“陸海共治”。霞浦縣七星海上社區、北壁鄉百辟岩海上社區等探索，將“四下基層”機制從陸地推廣到海上，針對230平方公裡海域、5500余名常住漁排養殖戶，建立“組織聯建、黨群聯學、海上聯防、問題聯解、產業聯抓”的陸海共治模式。這是片區化黨建向特殊地理空間的延伸，體現了黨組織覆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四、從“規定動作”到“治理效能”的轉化路徑

組織體系搭建后，需要通過具體活動載體激活其功能。調研發現，寧德的活動創新不是另起爐灶搞“黨建+”，而是把黨的傳統優勢與鄉村治理的現實需求精准對接。

“晨巡晚議”：群眾路線在治理末梢的復活。古田蘇墩村作為“晨巡晚議”制度的發源地，引導農村黨員干部常態化走訪群眾、即時響應訴求、民主協商議事。今年以來，全縣累計化解矛盾糾紛130余起，辦結民生訴求1200余項，群眾滿意度達98%以上。這一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把“聯系群眾”從抽象要求轉化為可量化、可考核、可追溯的日常機制，讓黨員干部與群眾的心貼得更近，基層治理效能持續提升。

“四下基層”：干部下沉的制度化安排。2019年以來，寧德傳承弘揚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倡導並身體力行的“四下基層”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創新推行“一書記三大員”制度，累計選派駐村第一書記1047名、鄉村振興指導員816名（市級210名）、科技特派員3822人次、金融助理員485名，他們扎根鄉村、建功立業，幫助籌措幫扶資金30多億元，實施產業發展、民生實事項目8500多個。更富創新性的是“鄉村振興特聘指導員”制度，面向全社會選聘663名能人，打破體制內外的壁壘，帶動就業1.47萬人。這種下沉不是“挂名式”幫扶，而是以項目為載體、以利益為紐帶、以考核為約束的深度嵌入。

“黨建聚力為民”：群眾主體的激活機制。福鼎漁井村開展“黨建聚力為民、共建美好家園”活動，集聚黨員干部、銀發人才、志願者共同參與人居環境整治和文旅開發，使漁井村由臟亂差村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網紅村”。壽寧縣東吉洋村通過黨員“三帶頭七到戶”和“無蠅家庭”評比，將“村裡事”變成“家家事”。這些活動的共同指向是把群眾從“看客”變成“參與者”和“主人翁”，實現了黨的組織動員與群眾自治活力的有機統一。

五、從“行政輸血”到“市場造血”的運營機制

鄉村振興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但單純依靠財政“輸血”不可持續。寧德通過平台創新，構建了黨組織領導下的市場化運營機制。

強村公司：鎮村資源的統籌運營平台。古田興橋同富投資有限公司、片區強村公司等載體，通過整合鎮域內資源、人才、項目與資金，構建“產銷儲融”一體化共富生態體。柏洋村牽頭組建“大柏洋”片區聯合體，聯動周邊村組團開發濱海旅游風景線和農耕文化體驗線。強村公司的核心功能是把黨組織的政治優勢與企業的市場效率結合起來，由黨組織“把方向、管大局”，由公司“闖市場、跑運營”。

村企共建：社會資本的下沉通道。寧德開展“百企結百村、黨建助振興”活動，發動361家非公企業挂鉤幫扶418個村﹔市縣財政聯合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立閩東時代鄉村振興基金，發展新能源產業項目，每年收益近5000萬元，扶持948個集體經濟薄弱村增收。這種共建不是簡單的“企業捐款、村裡花完”，而是通過股權合作、訂單農業、就業帶動等方式，形成可持續的利益共同體。

職業經理人：專業運營的引入機制。屏南縣甘棠鄉小梨洋村通過鄉村職業經理人試點，由受聘經理人系統推進果蔬交易中心、電商小院、休閑農業基地等六大重點項目，推動村集體經濟年預期增收10多萬元，提供就業崗位20余個。這標志著寧德的鄉村運營正在從“干部拍腦袋”向“專業人做專業事”轉型。

六、新時代基層黨建的普遍性經驗

寧德的實踐之所以具有超出地域范圍的理論價值，在於它觸及了新時代基層黨建的幾個根本性問題：

第一，基層黨建的生命力在於“嵌入性”而非“懸浮性”。黨建不能是中心工作之外的“附加層”，而必須嵌入到產業發展、基層治理、群眾生活的具體場景之中。寧德的片區黨建聯建、產業鏈黨建、晨巡晚議等創新，本質上都是把黨組織嵌入到經濟社會運行的關鍵節點上，實現了政治功能與發展功能的同頻共振。

第二，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來源於“利益聯結”而非“行政命令”。無論是片區黨建聯建還是強村公司，其凝聚力不是靠上級文件維系，而是靠產權重組、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硬約束維系。這種以契約關系補充行政關系、以利益紐帶強化組織紐帶的做法，是破解“兩張皮”的制度密鑰。

第三，鄉村治理的有效性取決於“群眾在場”而非“干部包辦”。從蘇墩村的“有事找黨員”到漁井村的共建美好家園，寧德的治理創新始終圍繞一個核心：讓群眾從被動接受服務轉向主動參與治理。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在鄉村領域的具體實現。

第四，從“試點示范”到“制度定型”仍需跨越三道坎。一是利益聯結的硬化程度——有多少片區真正形成了股權清晰、分紅穩定的契約結構﹔二是能人經驗的固化程度——特聘指導員、鄉村職業經理人的個人智慧能否轉化為可培訓、可接替的組織能力﹔三是推廣邏輯的通用程度——“閩東特色”能否提煉為不依賴特定資源稟賦的普遍性方法。跨越了這三道坎，寧德的實踐就從“地方經驗”上升為“國家經驗”。

寧德的黨建引領鄉村振興之路，以“弱鳥先飛、滴水穿石”的精神，走出了一條具有閩東特色的實踐路徑。其核心貢獻不在於創造了多少新名詞，而在於用實實在在的制度創新，回答了基層黨建“為什麼抓、誰來抓、抓什麼、怎麼抓”的根本問題。當我們看到“雲海竹洋”的竹林變成“金山銀山”，看到下黨鄉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不足萬元躍升至31290元，看到柏洋村從赤貧村變成集體經濟超千萬元的示范村，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閩東的山鄉巨變，更是新時代基層黨建從“虛功”走向“實功”、從“軟任務”變成“硬效益”的生動証明。

（作者分別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人民網黨建研究專員）

來源：《閩東日報》2026年6月19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