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工”助力基層善治（基層治理新實踐）

前不久，一對夫妻在江蘇蘇州工業園區婁葑街道蘇安北社區買了一套二手房，裝修好還沒搬進去，就因樓上獨居老人忘關水龍頭，水滲下來導致全屋被浸泡，初步估計損失近5萬元。

“這種糾紛很難調解，以往大多數通過民事訴訟解決。”蘇安北社區黨委副書記金湘雄說。但這次調解后不到一星期，雙方就簽訂了和解協議。

金湘雄到社區工作才4年多，也非法律專業出身，為何能短時間化解這起棘手糾紛？這還得從一次特殊的培訓說起。

遴選社工開展解紛實務脫產實訓，由法官“一對一”指導

從2020年起，蘇州工業園區遴選優秀社區工作者（以下簡稱“社工”）開展為期3個月的解紛實務脫產實訓。2020年5月，包括金湘雄在內的200多名社工來到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學習。

園區為何要組織社工進行脫產培訓？蘇州工業園區社會事業局副局長田太促告訴記者，大多數社工未受過專業培訓，在發現矛盾、調解糾紛方面經驗不足。2020年，蘇州工業園區社會事業局聯合園區法院設立“社區治理法治實訓基地”，以專業化實訓培養“法治社工”，將基層治理的“人才資源”與法院化解矛盾糾紛的“經驗資源”進行結合。

35歲的勝浦街道青年匯社區社工李方羅做事認真但不善溝通，在社區調解矛盾糾紛時常被雙方當事人“牽著走”。

聽說園區開展法治社工培訓后，李方羅立即報名參加。園區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姚俊擔任李方羅的導師，對其進行“一對一”指導。3個月時間，李方羅以書記員身份見習，在法庭上跟著姚俊一起調解各類糾紛，過后，姚俊再一一為李方羅做詳細分析。“原來這裡面有這麼多門道，真是受益匪淺。”李方羅說。

法院開設“每周一講”課堂，由社工們按需定制課程，請資深法官走上講台，以社區常見糾紛為主題，講授民事審判理念和調解技巧。此外，法院在培訓期間給學員設定了目標任務：整理30本卷宗、記錄30個庭審、參與調解20件案件、草擬10份裁判文書等。

通過一場場務求實效的培訓，李方羅現在已經掌握了不少調解技巧，在調解矛盾糾紛時更有策略也更有信心了。

學以致用，法治社工成為社區治理骨干力量，累計解紛1800余件

蘇安北社區黨委書記李萍介紹，該小區已建成40多年，基礎設施老化，停車位緊張，房屋漏水、亂搭亂建、噪聲擾民等問題頻出。

為化解矛盾，社區想了不少辦法。開始，發動老黨員、老干部參與調解，但往往隻能處理小的矛盾糾紛。后來，又定期請律師來調解，但律師工作太忙，時間精力有限。

金湘雄“學成歸來”后，情況逐漸好轉。“小區出現矛盾糾紛，他都會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處理。”李萍說。

去年3月，小區內一名一樓住戶違規搭建玻璃頂棚，引起樓上鄰居不滿，便到社區投訴：“下雨天，雨水滴在頂棚上，聲音特別響，影響休息。”“過去遇到這種事情，我們隻能找街道介入。”金湘雄說。但這一次，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多角度拍照取証，並把雙方請到一起，聽訴求、談問題。

調解中，金湘雄以法為據、以理服人，詳細闡述了《蘇州市物業管理條例》和《蘇州市消防條例》等法規，明確告知當事人，如果不配合拆除，按照規定要被處罰。在金湘雄的調解下，一樓住戶承諾會自行拆除頂棚。同時，為兼顧一樓住戶的需求，金湘雄主動為其聯系制作移動頂棚的廠家。“因為是可移動物品，不屬於違章建筑，這樣雙方的訴求都得到了滿足。”金湘雄說。這起糾紛最終得到較快化解。

金湘雄還將學到的專業技能傳授給其他社工，他告訴記者：“現在社工都開始學法用法，處理各類糾紛的能力和效率有了明顯進步。”截至目前，園區法治社工累計為群眾提供咨詢1300余次，化解糾紛1800余件，一批批在園區法院培訓過的法治社工，返崗后成了社區治理的骨干力量。

創新法治社工分階培養和評定制度，提升前端化解糾紛的能力

法官工作繁忙，為何對培訓法治社工依舊充滿熱情？

“我們的壓力不比社區小。”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胡志清感慨，園區經濟活躍，居民維權意識強，法院案件量大。2004年園區法院成立時，年受理案件1511件，法官人均結案量71件﹔可到2023年，法院受理案件超3萬件，法官人均結案量達661件。法官白天開庭，晚上加班寫判決書成為常態。

隨著法治社工培訓的開展，情況有了改觀。胡志清介紹，以法治社工學員為紐帶，園區建立起法院與社區間的矛盾糾紛聯調聯處機制，形成“訴訟源頭治理+糾紛前端化解+終端裁決保障”多維社區治理模式。

金雞湖街道香茂社區社工羅露從培訓班結業已有兩年，依然與自己的導師——園區法院民一庭庭長陳新雄保持聯系。前不久，小區一部電梯突發故障，業主陸某被困兩小時，因為上了年紀又受到驚嚇，事發后去醫院進行了檢查治療，產生近1萬元的醫療費用。陸某認為這筆錢應該由電梯維保單位全額賠償，而電梯維保單位則認為，陸某的診療費用主要針對老年疾病，與電梯事故並無直接關聯。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剛開始我也拿不准。”羅露當即向陳新雄求助，陳新雄從專業角度給予了指導：居民向電梯維保單位主張賠付醫療費用，符合民法典規定的人身損害賠償的相關情形。同時，根據案情，陳新雄建議羅露使用“背靠背”調解法。於是羅露分別做雙方工作，釋明法定賠償標准，引導他們換位思考，最終化解了這起糾紛。

缺乏權威性是基層調解的一大“痛點”。胡志清坦言，如何增強居民對社工的信任是一道難題。為此，2023年，蘇州工業園區在全國首創法治社工分階培養和評定制度，構建階梯式的法治社工培養和評定體系。包括羅露在內的41名實訓學員被評定為首批“初階法治社工”，並獲頒証書。“‘持証’上崗，居民對我們的認可度更高了。”羅露說。

通過聯調聯處機制，園區法院培養了一批補充力量。如何最大程度發揮這股力量的作用？園區推出了縣域基層治理司法指數，同步建設“園區基層治理司法指數協同平台”，深度分析5大類18小類基層治理案件。田太促介紹，通過“指數”報告，每個街道可以全景了解街道的案件數量和特征，針對多發、頻發矛盾糾紛，進行精准施策。

《 人民日報 》（ 2025年02月14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