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黨建史研究 筑牢中共黨史黨建學學科基礎

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隨著其二級學科的確定，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它下設的兩個基礎性二級學科“中國共產黨歷史”（以下簡稱“黨史”）與“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以下簡稱“黨建”），如何實現融合發展，是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建構的基礎性工作。加強對這兩個二級學科的交叉點——黨建史的研究，是解決兩個學科融合發展存在問題的重要途徑。

一、“黨史”、“黨建”學科融合發展面臨的問題

“黨史”、“黨建”學科從知識傳播到課程開設，再到學科建設，均有百年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兩個學科先后經歷：“包含”階段（1983年）——“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被確定為法學門類下一級學科政治學的二級學科﹔“半包含”階段（1990年）——“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從屬政治學一級學科﹔“並列”階段（2013年）——被調整為“黨的建設與中共黨史”﹔“分離”階段（2017年）——“黨的建設”與“中共黨史”分屬不同一級學科﹔“合成”階段（2022年）——“中共黨史黨建學”躋身法學門類一級學科。可以說，“黨史”、“黨建”學科關系本應非常緊密，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兩個學科建設時間長短不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高教系統，“黨史”的教研工作幾乎延續不斷，而“黨建”由於沒有課程依托，其知識傳播、學科建設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兩個學科屬性認同不一。“黨史”在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成立前一直劃歸政治學一級學科，“黨建”則一度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而存在。多年來，許多兩個學科的從業者認為兩者之間研究理念、思維方式、學術規范、學術慣例差異明顯，對話和溝通困難。此外，兩個學科建設評價標准也不一樣。面對這種情況，應當大力推動兩個基礎學科的從業者加強交流、增進理解，並在此基礎上認真研習中共黨建史，這將有助於更好推進“黨史”、“黨建”學科實現融合發展。

二、推進“黨史”、“黨建”學科完整性建設

深化黨建史研究，可以使“黨史”、“黨建”兩個學科從業者正確認識兩個學科的定位及相互關系，發現更多共同語言、共同目標和基本知識體系，牢固樹立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自信，進而推進一級學科建設。

其一，黨史是包含黨建史在內的黨史。“黨史”學科的研習對象，從縱向（“條條”）看，以三個“歷史決議”尤其是第三個“歷史決議”對黨史主題主線、四大歷史時期的敘述內容為基本對象。從橫向（“塊塊”）看，2010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將黨史內容闡釋為：“黨的歷史，是黨領導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不斷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的歷史﹔是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理論創新的歷史﹔是黨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不斷經受住各種風險和挑戰考驗、發展壯大的歷史”，即不懈奮斗史、理論創新史、自身建設史。2024年，《黨史學習教育工作條例》則概括為不懈奮斗史、不怕犧牲史、理論探索史、為民造福史、自身建設史。目前，一些黨史研究著作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自身建設史”的內容，但大多是將其作為歷史事件進行敘述，沒有從黨的建設自身發展規律展開，忽略了黨的建設內部各構成要素的互動、運行狀況。

其二，黨建理論隻有以黨史、黨建史為基礎才能做深做實。“黨建”學科研習的對象，從關注范圍看，有“大黨建”和“小黨建”之分。“大黨建”關注的是“為什麼要堅持黨的領導、怎樣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兩大核心命題﹔“小黨建”關注的是后者。從理論邏輯看，黨建理論由三個層面的問題構成：一是中國共產黨“是什麼”，即它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理論基礎與指導思想、奮斗目標和行動綱領等﹔二是中國共產黨“干什麼”和“怎麼干”，主要是“黨的領導”的內涵，如黨的領導地位、領導內容、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等方面﹔三是中國共產黨“怎麼建”，即基於前兩者確定在特定歷史階段黨的建設原則要求、總體目標、具體部署、實踐舉措和實際效果，等等。一些“黨建”研習者習慣從某一階段黨建總體布局和工作要點出發，去大而化之地尋找史實論據、編排理論依據。這樣的黨建理論往往隨著黨建總體布局、工作要點階段性變化而不斷變化，呈現出“追風”特征。究其原因，與一些“黨建”研習者對黨史尤其是黨建史研究不多有關。

其三，完整把握黨建史的研習內容。黨建史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過程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要求從縱向度研究黨建的主要問題。一是黨的領導。它要回答的核心命題是“為什麼要建設黨”。黨的建設的直接目的是為黨的領導服務，而黨的領導的直接目的又是為推進黨和人民的事業服務。在黨史不同階段，黨的領導需要解決不同難題，完成不同任務，也就有了不同的領導理論、領導體制、領導方式，以及對領導集體和領導干部不同的領導水平和工作能力要求。呈現它們的變化狀況並分析其原因是黨建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二是黨的建設目標。它要回答的核心命題是“建設什麼樣的黨”。黨史上每次黨的建設目標的確定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展示其變化軌跡，揭示其發展規律，正是黨建史研究的任務。三是每個特定歷史階段的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和工作要點。它的核心命題是“怎樣建設黨”。其中，總體布局相對穩定，工作要點的階段性變化明顯。離開對黨建目標的認識，僅從黨建總體布局尤其是工作要點的發展狀況來描述和研究黨建史，或者用現時的黨建總體布局甚至階段性較強的工作要點對黨建史進行回溯式描述，會使整體性、系統性很強的黨建史支離破碎。隻有從黨建史的自然發展狀況出發，才能理解某一特定階段黨建總體布局的實質，理解其指導下工作要點的實踐價值。

三、深化黨建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是在尊重黨建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認識黨建的發展歷程。在黨建史上，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都明確說明了黨的本質——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工具”。歷史階段、歷史任務不同，對“工具”的要求自然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麼階段，黨的建設就要推進到什麼階段。這是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把握的基本規律。”因此，黨建史按照第三個“歷史決議”對黨史分期分段的闡述進行自身的時段劃分和敘述更為合理，不宜簡單以黨史上的重大事件作為黨建史分期分段的標志。

二是在掌握黨建基本原理基礎上研究黨建史。一方面，要掌握黨建基本原理，對外能夠厘清中共黨史各種要素中黨建和非黨建的區別。比如，同樣是婦女問題，婦女黨員隊伍和婦女干部隊伍建設史屬於黨建史研究范圍，黨的婦女工作政策發展史屬於黨的領導史關注的對象，而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史則不屬於黨建史關注對象，而屬於“不懈奮斗史”研究的問題。另一方面，掌握黨建基本原理，對內不但要能夠知曉哪些黨史要素屬於“自身建設史”研究的對象，還要能夠明白各要素之間的關聯。

三是運用歷史學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研究黨建史。黨建史研究，要按照歷史學的走近歷史、對話歷史、走出歷史“三步走”進行。比如，在黨的創建史研究方面，通過實証材料關注（即“走近歷史”或“了解”）黨的二大召開時全國195名黨員心目中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它最終要干出什麼，如何建設等一類黨建史的基本問題﹔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這些人生存環境和成長經歷、閱讀過程和思想境界、與組織關系密切度等要素，或具體歷史環境的分析（即“對話歷史”或“理解”），就能知道有些人為什麼對理想信念忠貞不二、生死以之，而另外一些人為什麼后來發生動搖，脫黨、退黨甚至反黨﹔又在此基礎上，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或歷史發展規律出發，對相關人物和事件作出科學的評價（即“走出歷史”或“見解”）。通過此類深入研究，黨建史研究的學術魅力將進一步彰顯。

四是在大歷史視角下研究黨建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用大歷史觀認識和研究中共黨史，為黨史研究指明方向。作為黨史重要組成部分的黨建史，也隻有在大歷史視角下進行研究才能跟上時代步伐，展現全新姿態。從空間視閾看，一則黨建史是黨史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理論創新史”，就不可能了解“不懈奮斗史”中黨為什麼這樣而不是那樣去“奮斗”﹔如果不了解“自身建設史”，就不可能了解是“誰”在“奮斗”﹔如果不了解“不懈奮斗史”，理論創新、自身建設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二則黨建史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就難以理解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中“思想建黨”和“中國化”、“民族化”的重要意義。三則黨建史是中國近代政黨建設史最為重要的部分。不關注此點，就難以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什麼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選擇”。

總之，加強和深化黨建史研究不但能使“黨史”研究得以深化和拓展，還能使“黨建”研究更為科學化、學術化，並在此基礎上使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建設朝著更加規范化、正規化方向發展。

（作者單位分別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黨建研究》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