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黔南州：“四權改革”激活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動能

面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推進鄉村振興的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貴州省黔南州堅持黨建引領，出台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系列政策，深入推進經濟組織身份權、資產資源經營權、涉農項目審批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四權改革”，打破制約農村集體經濟做實做大做強的利益藩籬，進一步激活發展活力。2019年∼2021年，全州農村集體經濟從1.71億元增長到3.89億元，年均增長50.83%。

一、背景及成因

（一）鞏固基層政權，必須牢牢把握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主動權主導權。隨著社會發展進步，廣大農村群眾的生活追求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基層黨組織領導和組織群眾的方式也隨之發生轉變。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必須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用集體經濟紐帶將群眾組織起來抓生產抓發展，讓村級組織真正成為農村經濟社會管理的主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牢黨組織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權制勝權。

（二）構建現代鄉村治理體系，迫切需要良好的基礎條件做支撐。村民自治是國家治理體系與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大量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鄉村空心化、老齡化現象突出，留守群眾素質、觀念、精力難以適應鄉村治理新的形勢和要求，村級組織“缺錢辦事”“缺錢為群眾服務”不同程度存在，已經成為影響農村改革發展的一大因素。在這一現狀下，必然要通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改善鄉村物質條件，轉變群眾思想觀念，增強村級組織服務功能，夯實鄉村治理基礎。

（三）農村人口多，經濟底子薄，實現共同富裕任務艱巨繁重。黔南州作為全國30個少數民族自治州之一，截至2021年，全州總人口42.83萬，鄉村人口佔61.24%，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713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37元，城鄉區域差別、收入差距客觀存在。90余萬脫貧人口、836個出列貧困村脫貧成果還需持續鞏固，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讓村級組織領導村民實現共同富裕，為鞏固脫貧成果接續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必然選擇和必經之路。

二、做法與成效

（一）賦予法人身份權，變“經濟組織”為“經濟實體”。用好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成果，賦予股份經濟合作社市場特別法人地位，頒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証》，明確其管理集體資產、開發集體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服務集體成員的權利，成為獨立市場主體參與市場對話。全面推動村黨組織領辦、創辦股份經濟合作社，推動村黨組織書記依法兼任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理事長，村“兩委”成員進入管理層參與經營管理。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資格為依據，將資產折股量化到人、固化到戶，實行“增人不增股、減人不減股”，頒發《股權証》，讓農民以“股民”身份參與生產經營管理，結成發展共同體。目前，全州規范組建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1275個、組級股份經濟合作社62個，量化集體資產總額48.75億元，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90.01萬戶，361.35萬人帶資帶股入社，為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奠定堅實基礎。

（二）放活自主經營權，變“單一經營”為“多元發展”。明確村屬范圍內政府投入建設的各類水利設施、教育設施、衛生設施、農業設施、文體設施，以及脫貧攻堅期間形成的項目等，除國家法律法規有規定外，全部轉交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經營管理，所得收益歸村集體所有。如，自然資源部門將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土地開發等項目形成的9960.51畝耕地，全部交由村級進行經營管理。對違背市場規律承包的村集體“三資”，按程序依法收回給村級自主經營。2021年底，全州先后轉交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的項目達488個，折合資金4.85億元，有效推動村集體經濟增收5800余萬元。支持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通過入股或與其他市場主體聯合發展的方式，開展煙花爆竹、大型農資、勞務培訓等特殊經營。指導村級結合資源稟賦、產業優勢，圍繞項目帶動型、鄉村旅游型、產品加工型、文化創收型、飛地發展型量身制定集體經濟發展規劃，因地制宜培育經濟增長點。如，惠水縣火陽村九組組織村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發展蘭花種植，實現組集體經濟年均增收12萬元。

（三）下放項目審批權，變“有權難放”為“一放到底”。鼓勵和支持村級結合資源稟賦、資產性質以及財政支農資金投向等抓好項目策劃和申報，並將項目審批權限全部下放到縣，按照“村申報、鎮審核、部門論証、縣審定”壓縮審批流程，做到審批不出縣，提升項目落地時效。全面梳理和“打捆”州級15家部門58項涉農項目下放到各縣（市），明確200萬元以下的項目優先由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承接實施，部分項目和公共服務直接由村級當業主，賦予村集體經濟組織更多自主權。出台推進國家儲備林項目建設助推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支持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參與項目建設，將總投資24億元的國儲林項目建設交由國儲林項目建設主體（縣級平台公司）聯合村集體經濟組織實施，通過資源合作共建、勞務承包增收、管理服務創收、產業發展壯大、項目資產增值“五條路徑”壯大村集體經濟。各縣（市）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項目清單交由村集體承接實施，如，福泉市通過制定資產清單、政策清單、項目清單，統一規范資產劃轉流程與項目實施流程，將總投資約4.86億元的110個項目交由村級承接實施，全縣村集體經濟收入同比增長36.4%，村均集體經濟收入36.78萬元。

（四）明確收益分配權，變“少數獲利”為“共同受益”。制定發展村集體經濟工作流程，明確村集體經濟收益中群眾分紅不少於50％、公積金提取不少於20％、公益金不高於10％，並納入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章程，推動實現收益分配制度化規范化。同時，明確村干部可享受當年村集體經濟收益10%∼30%的績效獎勵，增強村干部崗位吸引力，激發廣大村干部干事創業熱情，充分調動了廣大村干部和群眾參與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實現了村集體經濟2年倍增目標。截至2021年底，全州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達3.89億元，較上年度增長50.78%，其中，20萬元以上村260個，佔37.02%，100萬元以上的村76個，佔5.96%。如，都勻市馬尾村從2021年集體經濟收益分紅金150萬元中提取23萬元用於村干部績效獎勵，5名村干部人均獲得獎勵資金4.6萬元。通過收益分配激勵改革，在第十一屆村“兩委”換屆中，全州共吸引3734名外出經商務工人員和大學畢業生到村任職，有效推動村集體經濟快速發展，同步加強了鄉村產業發展、鄉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設，為實現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經驗與啟示

（一）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建強戰斗堡壘、強化黨建引領是根本保証。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農村的重要體現，必須通過建強村級黨組織來引領，關鍵是要選優配強黨組織“帶頭人”。黔南州在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踐中，改革村干部薪酬制度，落實“基本薪酬+集體經濟收益獎勵”待遇保障吸引能人回鄉，為村級干部隊伍注入“源頭活水”，逐步改善村黨組織書記能力素質結構，有效發揮“頭雁效應”。

（二）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打通政策堵點、打破利益壁壘是重要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涉及資產、項目、資金、人才等要素，是一項政策性強的系統工程，須加強工作統籌和政策供給。黔南州將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納入縣域經濟盤子統一謀劃布局，統籌整合各方資源力量，聚焦村級缺權、缺錢、缺人等突出問題，改革出台“一攬子”優惠政策，真正賦權於村、讓利於村，有效撬動可用資源變成發展資本。實踐証明，搞活農村經濟，離不開有力的政策支撐，關鍵還是要善於用政策手段、改革措施打破利益固化，舍得放權利給基層。隻有這樣，才能不斷解放生產力、激發創造力，實現從“被動輸血”向“自主造血”的有效轉變。

（三）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引導群眾參與、共享發展成果是關鍵所在。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群眾受益既是出發點，又是落腳點，隻有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才能實現共商共議、共抓共治。黔南州在推動農村集體經濟改革發展過程中，廣泛發動群眾參與，通過折股量化、賦權頒証，把村集體和村民結成利益共同體，並從政策上打開集體經濟收益資金分紅的口子，通過全民持股、定期分紅，實現“大河漲水小河滿”，讓村干部、村民受益其中，有效解決發展意願不強、干事動力不足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