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處不書房

讀書人大抵都有一個書房夢，但並非皆能得償所願。楊絳先生說：“我家沒有書房，隻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堂。”舒蕪先生說：“書齋應該是專門讀書寫字的，不兼睡覺、會客等他用。這樣的書齋，我至今沒有。”所以當我長時間做著書房夢而不得時，我就會安慰自己：連楊絳、舒蕪這樣的大家尚不能擁有自己的書房，我又何必對沒有書房而耿耿於懷呢？時至今日我已完全釋懷：對於真正愛讀書、善讀書的人而言，有好書讀才是最重要的。哲人有雲：書房，紙上事、修心事也，可不究其表，而觀其心。

作為“唐宋八大家”及“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同時又是歷任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的朝廷高官，歐陽修除了《醉翁亭記》流傳千古，其“三上”“三多”的典故至今仍啟示良多——“乃馬上、枕上、廁上也”“看多、証多、商量多也。” 歐陽修的“三上”“三多”， 道出了其成功秘訣，那就是收集起馬背上、睡覺前、如廁時的點滴光陰，用以讀書治學，“一生勤苦書千卷”，終成最早開創北宋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

毛澤東同志一生酷愛讀書，少年時期讀書“像牛闖進了菜園吃個不停”﹔青年時期，繁華馬路旁、昏暗路燈下他都看過書﹔革命戰爭年代，行軍間隙仍不忘讀書。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總有一箱書隨行，得了瘧疾還在馬背上讀完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居住地、辦公室、臥榻上、甚至飯堂裡，無一不堆放著他喜歡讀的書，就連出訪、開會、視察期間，他都會親自選定能裝滿幾箱子的書目，以便閑時閱讀。甚至在他下水前或游泳后短暫的休息時間裡也要看書﹔晚年毛澤東多種疾病纏身，即便在病榻上仍堅持讀書，小字本看不清就換大字本的，沒有大字本就用放大鏡看，白內障手術后一段時間不能用眼，就讓工作人員讀給他聽。據載，1976年9月7日到8日下午，彌留之際的毛澤東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導管，胸部插著心電監護導線，鼻子裡插著鼻飼管，但他仍然堅持要看書。8日當天，他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分鐘。毛澤東是“擠”和“鑽”讀書精神的倡導者，更是這種精神的模范踐行者。

從梁家河到中南海，讀書始終是習近平總書記“最大的愛好”。1969年新年剛過，不滿16歲的習近平輾轉火車、卡車、徒步，來到梁家河插隊。村裡人對他的第一印象是“這個瘦高的后生有兩個很沉的箱子”，后來才知道那是滿滿的兩箱書。到處找書、看書成了習近平知青歲月中勞動之余的重要主題。鄉親們記得“近平炕上都是書”“有時吃飯也拿著書”，累了一天晚上還點著煤油燈看“磚頭一樣厚的書”﹔他放羊時揣著書到山坡上看，田頭鋤地休息時拿出新華字典看﹔他曾徒步30裡去借《浮士德》﹔詩詞讀得興奮了，會跑到院子裡放聲朗誦﹔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為磨練意志，會效仿主人公把褥子撤了睡在光板炕上，一到雨雪天就出去摸爬滾打﹔他想方設法尋找莎士比亞的作品，在黃土地上不斷思考著“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立下為祖國、為人民奉獻自己的堅定信念﹔在福建寧德，他組織當地縣委書記參加地委學習中心組讀書班，自己扛著書去帶領大家一起讀﹔在浙江，他要求紹興領導干部背誦《蘭亭集序》《釵頭鳳》，以厚重歷史文化浸潤人心﹔在孔子故裡山東曲阜，他拿起《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饒有興趣地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從扎根基層到領航中國，從讓讀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到全民閱讀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習近平始終是“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理念的身體力行者和率先垂范者，書香中國正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鮮明印記。

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讀書，就是為大廈奠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讀書的種子綿綿不絕、生生不息，這些種子並不生長在精致的書房，而是萌發於讀書人的心田。

（作者系山東省棗庄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