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打贏脫貧攻堅戰

採訪對象：劉永富，1957年4月生，湖北隨州人。原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原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曾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採訪地點：國務院扶貧辦

採訪時間：2020年12月10日

採訪組：劉主任，您好！您生於50年代，經歷過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的時期，在國家部委、地方工作過，又到國務院扶貧辦工作。請您結合自己的生活與工作經歷，談談對中國扶貧歷史的體會和感受？

劉永富：談到歷史，如何擺脫貧困是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難題。在《詩經》中，古人就表達了對小康社會的向往，但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貧困人口一直很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只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理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才是當時的現實。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挨餓受凍，在苦難中一路走過來，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帶領廣大老百姓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開辟社會主義道路，老百姓的生活才開始從根本上改觀。

新中國成立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逐步提升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勞動人民翻身做了主人，3億農民通過土地改革，有了土地等生產資料，“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在摸索中搞建設，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我國的生產力水平仍然落后，糧食不夠吃，人民群眾普遍貧困，這是當時的社會現實。飢餓到底是什麼感受？可能年輕人不一定理解，但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是有切身體會的。當時白天干完活，晚上沒飯吃，就靠睡覺恢復體力。這就是飢餓，我們這代人親身經歷過的。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絕大多數人能吃飽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后來又免除農業稅，很多人實現了增收，脫了貧。但是，有一部分老百姓即便享受了政策，還是無法擺脫貧困，比如那些邊遠地區、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受自然條件和歷史、現實因素的影響，生活仍然很困難。

黨中央在不同時期實施不同的減貧戰略，先后實施了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減貧、區域開發式扶貧、綜合性扶貧攻堅等，逐步建立了常態化的減貧工作機制，減貧重心實現了從救濟式到開發式、再到參與式的重大轉變，扶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每輪攻堅下來，都會剩下3000萬左右當時標准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縣也因為扶貧標准不斷提高，不僅沒有摘帽，而且越扶越多，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十分突出。如何讓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對的重要課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將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世所罕見，譜寫了人類減貧史上的輝煌篇章。

採訪組：黨的十八大后，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進入新的階段。在國家貧困治理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習近平總書記是如何帶領我們戰勝這些困難的？

劉永富：中國農村貧困問題的有效治理，需要放到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歷史大環境中去認識和對待。過去制約扶貧工作有兩大深層次問題：一是如何提高扶貧開發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做到扶真貧、真脫貧;二是需要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事權，調動各個層級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黨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習近平總書記說：這就是軍令狀，簽了就是承諾，承諾就要兌現。干好了，論功行賞﹔完不成任務，軍法從事。什麼叫“軍法從事”？這是從《漢書》裡來的，就是“按照軍法嚴辦”。我們都知道軍令的嚴肅性、絕對性，軍人必須招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絕不允許推諉、搪塞、打折扣。

脫貧攻堅必須從黨的領導、責任的落實、政策的落地來抓，必須一把手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五級書記抓扶貧，中央各部門的一把手都在認真抓。正如我們常說的“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出馬就不難。”貧困縣黨政一把手保持穩定，不脫貧不能動，確保工作連貫性，確保各項部署落實到位。習近平總書記抓得嚴，五級書記就抓得實，我們扶貧辦的工作就好做。脫貧攻堅期內，有的深度貧困地區的市委書記，是省部級干部，他們可以享受省部級待遇，但是省裡不給分工，要繼續在市裡抓脫貧攻堅。脫貧攻堅工作就是他們的職責和任務。

在脫貧攻堅戰打響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每年的新年賀詞，都有關於扶貧的論述。每年新年第一次國內考察，都是到貧困地區。每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都會和代表委員討論脫貧工作。每年至少要召開一次脫貧攻堅的座談會，對階段性重點工作作部署、提要求。每年脫貧攻堅考核，總書記要主持兩次會，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聽考核情況的匯報，好的表揚，差的約談。授權黨中央、國務院分管領導，約談省委書記、省長、副書記、副省長，那可是跟你較真，跟你硬碰硬。

2017年的第一次考核就動真格了：22個省（區、市），8個好的，6個中不溜的，8個差的，差的約談。這一下觸動就大了，各地趕快反思，趕緊整改。總書記的要求始終是嚴格的，體現了兌現承諾的堅定意志和責任擔當，這些讓我們很受教育。

在脫貧攻堅不同的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工作重點是不一樣的。在脫貧攻堅初期，反復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性緊迫性艱巨性，明確了目標任務，確定了基本方略，要求採取超常規政策舉措，強化保障措施。在脫貧攻堅中期，反復強調抓好落實，要求盡銳出戰，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貧困堡壘，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提高脫貧質量，加強作風能力建設，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防止數字脫貧虛假脫貧。在脫貧攻堅后期，突出強調要決戰決勝、一鼓作氣，繃緊弦加把勁，防止鬆勁懈怠。特別是到2020年收官階段，還面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開會布置，強調在抗擊疫情的同時，脫貧攻堅也不能等一等、緩一緩，要高質量完成目標任務，確保脫貧攻堅全面收官。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后，習近平總書記又作出設立過渡期，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等重要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對脫貧攻堅始終親自研究，親自部署，親自督戰，親力親為抓落實。圍繞著目標任務的完成情況，圍繞著工作進展，圍繞著存在的問題，圍繞著工作實效來針對性地研究，有效地解決一個個重點問題，非常管用。

採訪組：“精准扶貧”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大創新，在實踐操作中首先要把貧困人口找出來，解決“扶持誰”的問題。那麼具體到實際工作中，我們是怎樣落實精准要求的？

劉永富：脫貧攻堅戰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一項偉大的事業。無論是戰爭還是事業，都要講科學，攻山頭要懂軍事知識，光憑著一腔熱血楞沖是不行的。那麼脫貧攻堅怎麼科學地開展工作？首先，就是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精准扶貧，先把貧困人口找出來，然后才能實現真扶貧、扶真貧。

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第一步就是建檔立卡。2014年春節期間，建檔立卡的方案設計出來了。收入在國家扶貧標准之下，以及“兩不愁三保障”問題沒有解決的就認定為貧困戶。認定流程通過本人申請，村委會評議、公示，鄉鎮平衡、再公示，縣裡核定、公告，一套標准，一套程序，設計得清清楚楚。但地方在落實起來就不完全是那麼回事了，農村人口流動性大，有本事的人早到城裡去了，留下的人多數不僅沒辦法，而且沒想法。窮慣了，就“等靠要”，窮怕了，就不敢想。文件發下去，很多看不懂，缺少執行力。

由於各種原因，有些報上來的貧困戶並不真實。現在回過頭來看，第一次建檔立卡時，大約有30%的貧困戶是不准的。但是，國家的脫貧信息系統建起來了，有了這個抓手就好辦了。可以通過這個系統查下去，把真的留下，把假的剔除出去，不斷進行完善。最初的時候，讓基層自己查、自己糾正，如果主動把之前的問題糾正了，就網開一面不予追究，如果不糾正，一旦被核查出來了，是要承擔相應責任的。

建檔立卡的第一年，有80多萬人做這個事，在2015年、2016年開展了兩年“回頭看”，動員了200多萬人，不斷完善這個系統，剔除出去1300多萬非貧困人口，又加進來1600多萬貧困人口，在精准識別上下了很大功夫。2017年以后，每年進行動態調整。有的脫貧了，就要調整出去﹔查出假的，也要調整出去﹔漏掉真的，就加進來。脫貧攻堅從頭到尾都在做建檔立卡這個事，這是一個動態工作，不是一次劃個“成分”就定終身，而是始終根據變化進行及時調整完善。

退出機制也比較健全。貧困識別是貧困戶提出申請，退出就是村委會提名了，提名后進行公示。最后不是你自己說脫貧就脫貧，說不脫貧就脫貧，而是大家來說你是不是真脫貧了。看你的收入賬，看你“三保障”問題是不是都解決了，水喝上了，糧食夠吃了，住上安全的房子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孩都上學了，醫保參加了，“兩不愁三保障”標准都達到了，自己認賬，村民認同，政府認定，社會認可，這個時候就可以讓你退出去了，這就是精准退出。退了以后，還要跟蹤監測，防止返貧。

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都實現了精准。政策就對著真正的貧困戶，每年考核，就從建檔立卡信息系統裡邊抽樣本。考核組到省裡后隨機抽縣，到縣裡后隨機抽村，到村裡后隨機抽戶。在基層拿著實際情況對比建檔立卡信息系統，白紙黑字，這就是精准。雖然不敢說這套建檔立卡系統精准度達到百分之百，但它畢竟還是越來越接近真實的情況。

採訪組：精准扶貧是系統性要求，貧困人口是找到了，但這些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量大，又廣布在基層工作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能直接去幫扶他們的人太少，這些突出的矛盾是如何破解的？

劉永富：精准扶貧涉及各個方面的工作，不只是建檔立卡。比如開展駐村幫扶，安排干部組成工作隊直接到村一級開展幫扶工作，解決基層工作力量不足的問題，覆蓋到所有的貧困村，這就打通了幫扶工作的“最后一公裡”，解決了“誰來扶”的問題。

駐村干部絕大多數是平時工作中表現比較好的，他們主動申請，很願意做扶貧這個事情。但是，願意做就能做好嗎？有的下去以后，因為不懂農業、農村和農民，想把城市的經驗生搬硬套進去，有的情緒急躁，隻會發號施令，卻壓根沒人聽。老百姓是最講實際的，他首先要聽得懂、看得見，要見實效，他才會認可你。所以，派工作隊有時候也很難，不是一派就靈。要付出耐心，在實踐中了解群眾，組織動員群眾，逐步改變他們的觀念和想法。比如，貧困群眾易地搬遷，不僅要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還要增加生活成本，接觸以前不曾想過的新事物。以前上廁所不用花錢，回歸大自然，搬遷以后上廁所，抽水馬桶一摁，幾分錢水費就沒了，他們有點兒舍不得。以前都是砍樹燒柴，搬下來以后，柴砍不成了，弄個電磁爐，一開始不會使用，一時半會兒還適應不了，后來覺得這個東西確實方便啊，一摁按鈕就開始燒水做飯了，干淨衛生，不用煙熏火燎的。這些改變，都是有一個過程的。

從建檔立卡最起初的填表做起，錄入數據，為精准幫扶做准備。曾經有過一段時間，輿論對建檔立卡有異議，說填寫大量的表格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我認為，做這個事情有很大的好處，首先就是鍛煉了基層干部和幫扶干部的能力。我們落實精准扶貧，肯定要填表報數，隻有通過掌握這些細枝末節的信息，才能搞清楚誰是貧困戶？因為什麼貧困？如何來幫助他？但是，如果你填表報數總對不上茬，不僅是錯的、假的，而且邏輯關系也對不上，你是不是要改？有的人改過幾次，業務熟了，就進步了。如果有的人因為這個就嫌麻煩了，那就是真的干不了扶貧，扶貧干部隊伍也是優勝劣汰的。

有的地方派工作隊進去，有人就問，為什麼一個村要派幾個人而不隻派一個人呢？不能僅派一個人去。博士也好，碩士也好，如果隻給一個人進到大山溝裡，過上兩年，面對困難多情況又復雜，頭腦都會發懵的。所以我們要派兩個人、三個人，甚至更多，就是要確保他們能互相交流，有幾個人商量，保持思路清晰，信息靈通，一個好漢三個幫，這樣才能有效帶動當地的百姓脫貧致富。

就因為工作任務艱巨，工作內容繁雜，要特別注重駐村干部的規范管理和教育。通過廣泛的交流，給駐村干部進行培訓。總的要求是你要干好，但具體怎麼干，要因地制宜，沒有標准答案可抄，你得跟同行學、跟先進典型學。我們開展評先表彰，讓群眾基礎好的、成效顯著的駐村干部介紹經驗，還精選了一些典型案例，讓大家互相學。這些同志都很聰明，又有熱情，通過交流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等他們干得好了，甚至有了創新，又可以分享給別人。

駐村干部的退出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不行的同志，雖然你有良好的主觀願望，但是你沒干好，那就回去，別把脫貧攻堅給耽誤了。有的同志確實有客觀困難，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妥善安排。

我們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要加強脫貧攻堅干部培訓，確保新選派的駐村干部和新上任的鄉村干部全部輪訓一遍”的重要指示精神，通過駐村工作鍛煉了一大批干部。整體來看，駐村干部的教育和培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批能打硬仗的隊伍脫穎而出。2020年，收官之年的駐村幫扶工作，積極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對駐村幫扶的影響，組織駐村干部迅速返崗，堅決扛起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的雙重責任。既然他們能在最薄弱的環節、最偏遠的地區，把這塊硬骨頭給啃下來，打贏了這個仗，還會害怕打其他的仗嗎？2020年2月，正值春節期間，近100萬名扶貧干部95%就到崗了。新疆駐村工作隊這幾年就沒有過年這一說法，連續三個春節都在村裡打脫貧攻堅戰。駐村工作隊員一到位，一是繼續抓扶貧，二是搞防疫。和脫貧攻堅相比，搞防疫就成了一件具體的事兒，做什麼、怎麼做，任務下來立馬就執行，始終有一批踏實能干的人在做這個事情，老百姓心裡特別踏實。事實也証明，這支隊伍是經得住考驗的，不僅使脫貧攻堅圓滿收官，而且有效抗擊了疫情。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通過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鍛煉了機關干部，培養了農村人才。”2020年底，全國在崗駐村工作隊25.3萬個，累計駐村300萬人，這些干部經歷了脫貧攻堅戰的考驗，他們得到很好的鍛煉，今后也一定有更好的成長。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那些最突出、最優秀的集體和個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改變了地方的面貌，自己也變得更優秀。精准扶貧，實質上也是精准檢驗、針對性地提升他們工作能力的過程。駐村工作的這300萬名干部是主動下去的，他們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一批人，通過鍛煉提高了各方面的能力，這批人將來會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

採訪組：2020年奪取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戰雙勝利，國家打出了一套政策組合拳，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您看來，我們取得勝利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劉永富：打贏脫貧攻堅戰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的生動體現。解決“兩不愁三保障”是歷朝歷代都沒有做到的事，現在共產黨做到了。還有一些標志性趨勢性的成就，比如產業發展，老百姓思想觀念變化等，影響更加深遠。

以前，干部往上走。村裡的干部到鄉裡去反映困難，要低保，要救濟款﹔鄉裡的干部到縣裡去，要錢﹔市裡的干部往省城走，要項目。現在，干部都在往下走。習近平總書記到了50多個村，其中貧困村有20多個。省委書記也要到村到戶。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動下，各級干部與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系，上下同心。

不僅干部往下走，資金也在往下走。每年過萬億的扶貧資金，定下來以后，國庫支付，很快就到了省裡，一個月內就到了縣裡。縣裡按照脫貧攻堅的規劃來確定項目，把錢用在刀刃上。現在的管理方式科學多了，建立扶貧項目庫，錢還沒下去之前就按先后順序預先設計好項目，等著錢到了有計劃有步驟實施。你仔細想想，項目等錢是不是科學些，項目已經打磨了多少遍，也論証過了，錢來了就做，胸有成竹，自然水到渠成。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領下，2020年奪取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的雙勝利，集中彰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黨中央主要採取了三個重要手段。

一是挂牌督戰。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對2019年還沒有脫貧摘帽的52個縣和2707個貧困村中的1113個貧困村挂牌督戰。國家集中資源，加大攻堅力度。挂牌督戰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有2000多家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參與到挂牌督戰中。平均算下來，每個村又增加了50萬塊錢，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就業崗位。

二是促進外出務工。務工是見效最快、持續管用的脫貧方式，務工收入也是貧困人口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對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外出務工給予政策支持，給路費補貼等，還免費培訓，多途徑多渠道引導鼓勵他們勞動致富。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實現了點對點的返崗復工接送。一些地方採取接送貧困勞動力方式，出家門、上車門、進廠門，既解決了扶貧的問題，又滿足了復工復產用工需求。

三是加大消費扶貧力度。大力組織東部地區、城市、機關企事業單位購買扶貧產品。這種方式比以前組織動員捐衣服、捐被子要好很多。為什麼？你動員貧困人口生產出來的東西，如果最后他賣不出去，收成變不了收入，水果爛在家裡、蔬菜爛在地裡，他就會傷心，還會失去信心，會砍果樹、拆菜棚，使原來的貧困生活雪上加霜。另外，這些東西品質也挺不錯，城裡人也確實需要。反正你也要消費，買誰的不是買？而且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往往挺好，種出來的農產品綠色安全，吃了放心，消費了還能為扶貧事業做點貢獻，大家很容易接受。經過大家的努力，現在基本上沒有出現銷售難的問題。

東西部扶貧協作，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從1996年國家就開始著手做，那時福建幫寧夏，習近平總書記當時是福建省委副書記，也是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他親自帶隊去寧夏開展工作，推動建立了“聯席推進，結對幫扶，產業帶動，互學互助，社會參與”的協作機制，永寧縣生態移民點“閩寧村”就是在那之后不久開始建設的。這麼多年來，閩寧兩省區始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推動建立的五項機制，一屆接著一屆抓、一任接著一任干，久久為功，協作的機制不斷深化和完善，有力助推了寧夏特別是西海固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進步，促進了民族團結，譜寫了東西部扶貧協作的新篇章。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寧夏視察工作並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稱“閩寧協作是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的一個生動例子”。

南疆地區，如果5年前去過，現在再去看，肯定不認識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變化，頂得上過去歷史上所有的變化。以前，南疆一直是純農業地區，現在有了現代工業。是誰帶來的？是國家統籌調動東部發達地區帶來的。17個省市幫新疆，在南疆搞產業園。現在，新疆的紡織、鞋帽、電子等制造業用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老百姓的生活也變化很大，南疆農村的院子都很大，現在干干淨淨的，漂漂亮亮的，發展庭院經濟，單這一項，每家每年就能增收幾千塊錢。

在扶貧這件事情上，全國都動員起來了，全國一盤棋，東部抓得很緊，工作特別主動，對推進東西部扶貧協作項目有時比西部還著急，他們把西部的事當成自己的事在做。大家都是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在。

採訪組：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重視把扶貧與扶志扶智緊密結合，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劉永富：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蘊含著內因外因的辯証關系，抓住了扶貧的根本問題。貧有百樣、困有千種。擺脫貧困，既包括物質上的貧困，也包含精神上的貧困，隨著脫貧攻堅逐漸走向深入，精神貧困的問題越來越需要引起重視，如何擺脫精神上的貧困、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

精准扶貧工作開展以來，從頂層設計到貫徹落實，可以說是非常科學和有效的。但外力的功效只是一方面，外力還要靠內力發生作用。我們可以給資金、項目、人才、技術，為實現穩定脫貧提供產業支撐，增強造血功能，但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不是產業搞起來了，貧困人口就能自然而然地脫貧。有時候即使產業培育起來了，沒准大戶更大、窮人卻更窮。大戶可以做得更大，我們非常歡迎，但我們的工作重點是讓貧困人口脫貧，讓他們參與到產業發展中，分享改革紅利，這樣他們才能持續增收、穩定脫貧，更有獲得感。產業發展是脫貧的手段，脫貧才是發展產業的目的，通過激發內生動力，發揮貧困群眾脫貧攻堅主體作用才是問題的關鍵。這裡面的邏輯關系是不一樣的。產業的針對性要很強，要緊緊圍繞扶貧這個目標。因此，我們鼓勵和引導地方結合當地特點，發展特色產業，帶動老百姓參與，增強其主體能動性。

貴州六盤水有一種長在山上叫刺梨的野果子，富含維生素，以前農民也把這種野果進行人工培育，但因為銷路不暢，沒有產業鏈進行深加工，種多了就賣不出去。2018年，廣藥集團跟這個地區合作，用這種野果生產“刺檸吉”復合果汁飲料。2019年，光這個產品廣藥集團就賣了2個億，2020年賣了5個億，2021年可能達到10個億。這就是一種很好的產業實踐。雲南怒江有一種草果，是很好的燉肉調料，做牛羊肉可以去膻味，能做成很好的特色產業。現在當地老百姓都種，有的戶收入三五萬，這還是少的，多的能收入二三十萬。當地看准機遇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實現了脫貧。

帶動老百姓的力量，利用資源稟賦，因地制宜發展產業是最科學、最長遠的，而且現在已經形成趨勢性的變化。我們投入了不少錢，培養了不少人，也培育了很多新產業。在投入方面，除了產業資金和幫扶資金，我們還開創實施了扶貧小額信貸政策，通過將信息系統中監測到的貧困人口及邊緣人口，如果具備產業發展條件、有勞動能力的，可以納入扶貧小額信貸支持范圍，還延長部分還款困難的扶貧小額信貸還款期限。截至2020年底，全國扶貧小額信貸已累計發放7200億元，累計支持建檔立卡貧困戶1500萬戶（次），很好地解決了貧困人口發展生產遇到的缺資金難題。

這一次脫貧攻堅，發展規模最大的產業是菌類種植，目前不但數量多、質量好，還沒有滯銷，這在產業發展的歷程上就很了不得。種植業還有經濟林果、中藥材、馬鈴薯、核桃、大棗。2020年新疆南疆的大棗產量比上年增加12%，價格也有所上漲，這都是扶貧產業趨勢性的變化。還有養殖業，養牛、羊、鵝、鴨、雞、鴿子。國家推這些產業，都是從扶貧做起的。別小瞧“種”和“養”，不得了，現在是從南種到北，從東養到西，一派紅紅火火的景象。

怎樣帶動貧困地區致富，讓貧困人口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當中，大家想了很多辦法，都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來落實的。產業扶貧和激發內生動力不能簡單劃等號，用好外力、激發內力是相輔相成的，要讓外力、內力形成合力，激發出貧困地區干部群眾擺脫貧困的志向和勇氣，全國一盤棋，才能凝聚起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大力量。

採訪組：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重要論述的指導下，我們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農村發生了顯著變化。您印象最深的什麼？

劉永富：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變化，確實可以用日新月異、翻天覆地來形容。這幾年，我因為經常到地方調研，經常有機會坐在飛機上俯瞰農村的發展變化。看到大規模的養殖大棚，星羅棋布的村級光伏扶貧電站、蜿蜒起伏的鄉村公路，嶄新整齊的易地搬遷安置房，等等。每次我都由衷地感慨，國家的變化太大了。

脫貧攻堅確實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變化。首先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在2015年脫貧攻堅戰開始時，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年人均純收入是2900多塊錢，后來以每年近30%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底超過了1萬元，才用了5年時間。這都是一家一戶統計的。我2019年去了河北阜平的駱駝灣、顧家台兩個村，把之前派的第一書記都請來，大家一致感覺，路和房大變樣了，產業搞起來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有勁頭了。以前，村民就坐在那兒晒太陽，沒什麼事可干。現在，村裡沒有閑人，農家院裡七十歲的老太太在那兒烙餅、熬粥、燴菜，招待客人，10塊錢隨便吃，薄利多銷，勤勞致富。大家都有活兒干，忙前忙后，大呼小叫，村子裡很熱鬧。另一方面，除了貧困戶的收入增加，貧困村的集體收入也增加了。比如，脫貧攻堅戰之前絕大多數貧困村的村集體一分收入也沒有，是“空白村”，到了2020年底，全國貧困村集體收入村均已超過20萬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全國半數貧困村建有了村級光伏扶貧電站，估算下來平均每村年收益20多萬元，收益期超過20年以上，是一本“陽光存折”啊。目前，全國光伏扶貧容量達1865萬千瓦，其中村級光伏電站建設規模達1514萬千瓦，預計每年發電收益和補貼180億元，既為社會提供了清潔能源，光伏收益設置公益崗位還幫助127萬貧困人口就地就業增收，村級基層組織干事創業有了錢，戰斗力、凝聚力、向心力也大大增強了。

第二是基礎設施變樣了。脫貧攻堅的資金，大約有2/3是用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我們2015年去四川涼山的時候，一路顛簸，都是很危險的砂土路，現在都是平坦的二級路，一路高歌猛進。到贛南革命老區也是如此。以前下雨之后走路，鞋上就會粘上一大坨泥，越粘越多，寸步難行，走一會兒就要停下來把泥除掉。現在，全都變成了硬化路，下雨的時候穿皮鞋都沒問題，車也可以開到村裡了。

第三個是飲水問題解決了。之前西北地區嚴重缺水，或者喝不安全的水，這次脫貧攻堅把1700萬人的飲水問題徹底解決了，干旱缺水地區飲用苦咸水的歷史結束了，這是可以載入史冊的標志性變化。像新疆伽師縣，產哈密瓜的那個地方，以5萬貧困人口的名義立項，解決了4個縣200萬城鄉人口的飲水問題，從幾百公裡外的地方調水引進來。立項的時候，這個地區有5萬貧困人口，開工的時候減少到3萬。2020年，貧困人口都脫貧了。有人也許要問，那這個水是調給誰的？不能那麼考慮問題。這個錢花了，其實是當地的老百姓都受益了，都有了獲得感，整個區域發展有了基礎，你說這錢花得值不值？

第四個是實現了大規模易地扶貧搬遷。很多貧困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居住條件很差，因衛生條件惡劣致病致貧現象時有發生。我們採用“挪窮窩”與“換窮業”並舉，按照有房子、有產業、有健康的要求統一規劃配套設施，在做貧困群眾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上還是花了一些功夫的。很多人不理解，易地扶貧搬遷那麼好的政策，不要你的錢，給你在好地方蓋新房子，還免費給你培訓，以前的耕地林地啥的還是你的，但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搬？這個我們要充分理解，老百姓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是不容易改變的，故鄉也是不容易割舍的。比如有的人以前在山上，房前屋后種一點、養一點就夠吃了，生活是可預期的，他們覺得貧一點苦一點還是可以過下去的。搬下山以后，似乎進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別人說的話聽不懂，思維方式跟不上，生活也沒有預期，當然不敢搬。我們就請他們下去看一看，看到人家搬遷以后，不僅房子更好，老人看病、小孩上學更方便，還給勞動力提供培訓，工作也更好找，生活確實比以前好。老百姓看了之后就明白了，也就樂意搬了。脫貧攻堅期間，全國各地還對760多萬戶貧困戶進行了危房改造，極大改善了老百姓的住房條件。

第五個是看病的問題基本解決。以前村裡老百姓小病拖，大病扛，沒地方看，也看不起。現在村裡建有衛生室，鄉鎮有衛生院，貧困人口看病個人需要掏的錢是大大減少了，報銷的比例從以前的不到60%，現在可達到80%以上，減輕了家庭負擔。此外，還有新的配套制度，比如大病救助、大病保險等。有了這些制度，就能做到貧困人口得小病有地方看、看得起﹔得了大病，基本生活有保障。過去，新疆的結核病發病率全國最高，這一次通過脫貧攻堅就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了。西藏和青海的藏族群眾多發包虫病，持續了多少年，一直沒有根治，現在通過脫貧攻堅的健康扶貧，存量病例基本治愈了，下一步就隻需要防止新發的。

第六個是教育問題得到明顯改善。2016年，我們到西雙版納考察那裡的“直過民族”，他們在解放前飽受反動統治者的歧視，被趕到山裡，解放后是從原始社會一步跨越到社會主義。他們人均三畝地，在那個地方應該不算少了，而且西雙版納風調雨順，但是他們沒有現代種植技術，糧食不夠吃，每年要吃三個月的返銷糧。我們去的時候，他們不會說普通話，好在縣裡有“翻譯”陪同。后來，汪洋同志囑咐了他們幾條，重點強調：你們要學會普通話，要學會種庄稼。2017年，我們派人去過一次，2020年我又去了一次。以前村裡沒出過一個小學畢業生，今年第一次有了3個初中畢業生。現在我們圍在一起，能夠用普通話簡單地溝通了。他們種的糧食也夠吃了，2017年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現在種1年的糧食夠吃3年。

這些變化，很多是質的飛躍。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他們對我們黨和國家制度的信心前所未有地提高。之前到有的貧困村去，經常聽到老百姓抱怨：“你是中央來的？我跟你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是都讓歪嘴和尚給念壞了。”現在到基層去，他們一說就是：“我們縣裡、鄉裡、村裡給我們辦了很多實事，他們都是好干部。”這不僅是政績，更是人心、信心、民心。

採訪組：習近平總書記對黨員干部在脫貧攻堅戰中的表現寄予厚望。扶貧干部們也不負所托、敢於挑戰、甘於奉獻，作出了巨大犧牲。請您講講他們的故事。

劉永富：干部在脫貧攻堅過程當中的成長不僅體現在工作能力上，也體現在意志力和思想上。我們扶貧系統提出，要做到思想觀念轉過來，工作落實頂上去，不怕流汗流淚，不怕流血犧牲。流汗可以理解，流淚大家不理解。為什麼流淚？干活累了就歇會兒，你流啥淚？流淚就是因為受委屈、被誤解。我說，受委屈也不能怕。哪能一點兒委屈冤枉受不得？那肯定是不行的。既然加入了共產黨，就不能患得患失了，入黨怎麼宣誓的，一輩子就要怎麼做，這就叫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給老百姓干點實事，讓他們生活得更好，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2020年下半年，有人說，仿佛脫貧攻堅戰突然就成功了。這可不是突然成功的，我們已經干了8年，犧牲了1800多人吶！駐村干部很不容易，他們都是扎根一個地方，通過實際行動感動老百姓，先讓自己成為這個村的兒子、女兒，成為農民的自家人，然后才能引導、幫助老百姓。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這些同志肩負重任，同當地基層干部並肩戰斗，帶領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用自己的辛苦換來貧困群眾的幸福，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詮釋了扶貧干部的擔當和情懷。”我下去調研，聽到這些平凡英雄的事跡，深受感動。

廣西的黃文秀，她家原來就是貧困戶，北師大研究生畢業后，回右江革命老區的百色市老家，當了一名公務員掙了工資，家裡才退出了貧困戶。黃文秀到貧困村當第一書記，也曾被誤解過。有一段時間要時常回去看望身患絕重病的父親，別人以為她是准備溜了。支部書記找她談話，才知道了實情，她是希望在不耽誤工作的情況下，也給父母盡盡孝心。

我還了解到一個駐村工作隊的同志改變一個酒鬼和一個賭徒的故事。一個村民，酒癮很大，一天三頓酒。早上起來就開始喝，基本沒有清醒的時候。駐村工作隊的同志一直堅持很有耐心地勸說他，管著他，並一點一點地改變他。讓他從一天三頓酒減到兩頓酒、一頓酒，變成一個正常人。還幫助他貸款、搞養殖，這個人很快就脫貧了，而且發展得很好，現在已經是村裡的致富先進了。還有一個人，是木匠，每天出去干活都能掙兩三百塊錢，可惜他好賭，一次輸個幾千塊錢都不當回事，輸光了再出去掙，然后再賭再輸。家裡人管不了他，但是駐村工作隊的同志就潤物細無聲地管著他，盯著他，督促他戒賭。人都是有感情的，慢慢的，這個人也改變了。貧困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人是因為一些不良習慣致貧，這就需要駐村工作隊的同志們付出很大的耐心。

一些同志是組織派去，還有些同志是自發地去。有一個人叫李鵬，副廳級干部，退休后賣掉烏魯木齊的房子，到南疆最窮的地區，帶著老百姓脫貧致富。在南疆，他種了幾千畝的棗樹，帶動一個村都脫貧了。他是獨生子，為了不耽誤扶貧工作，他還把90多歲的老父親也接到了南疆。他父親去世后，就埋在了南疆地頭上。李鵬現在70多歲了，還在那裡堅守。

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個位轉業軍人王新法，退休后到湖南的一個村裡去幫扶，最后犧牲在了那裡。他家人開始時認為：你不管我們，去管別人，還把命都丟那兒了！但是，當他女兒到趕到村裡，看到老百姓自發地排著長隊給送葬的場面，看到那麼多男女老少為她父親哭泣。她內心受到很大的觸動，理解了為什麼父親會把生命奉獻給這裡。她女承父業，也到那裡做扶貧工作了。你說她為啥？在那山溝裡能發財嗎？能當官嗎？不過照我看，她還真應該當官，她有這個境界，有這個能力，老百姓需要這樣的官。

江西省有位女教師叫支月英，她在兩個很邊遠的教學點上，教了一輩子書，為了不耽誤教學，有病沒及時治療，一隻耳朵聾了，一隻眼睛也瞎了，別人都走了，她還在那兒堅守。雲南省一位女子高級中學校長張桂梅，12年來每天隻睡4個多小時，拼命工作，教書育人，幫助1800多名貧困女孩圓夢大學，創造了貧困大山裡的教育奇跡。山西省“摩托村醫”賀星龍，二十年如一日用愛守護貧困鄉村父老鄉親的健康。山西省的劉桂珍，身兼村黨支部書記和主任、醫生、教師“四職”，一人干了四個人的活，承擔起脫貧攻堅領頭雁、治病救人好醫生、教書育人好老師、扎根基層好黨員等多重角色，堅守大山40年，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四川省渠縣扶貧開發局局長張渠偉，青光眼，眼睛都要瞎了還不休息，最后是我們逼著他去看的病。還有藏族姑娘張小娟，是甘肅省舟曲縣的扶貧辦副主任，也是業務骨干，在下鄉扶貧工作結束返回縣城途中，因車禍不幸殉職。他們這些人，本來都可以不冒這些險，他們這麼奉獻和付出，甚至犧牲了生命，到底是為了什麼？

832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不脫貧不能離開自己的崗位，即使提拔了，也不能走，有的干了十幾年，換屆的時候到了，卻已經58歲、59歲，超齡了，不能提名了。這一批在貧困縣工作的縣委書記、縣長，是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有的甚至犧牲在工作崗位上。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委書記姜仕坤，在晴隆工作的6年多時間裡，以近乎痴迷的狀態探索晴隆精准脫貧道路，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晴隆羊”，2016年4月他在出差時突發心臟病去世，年僅46歲。湖南省的一位縣委書記黃詩燕，2011年擔任縣委書記，2019年11月，因長時間超負荷工作，突發疾病不幸逝世，為脫貧攻堅事業奮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人世間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當官、發財、爭名、逐利，這些世俗的價值觀，都無法解釋他們巨大的付出和偉大的犧牲。毛澤東早就說，“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是重於泰山的。”對照我們的先進英模，有些人是不理解的，反而會覺得，你這麼干肯定有什麼好處，沒好處你能那麼拼命干？少數人就是用狹隘的利益眼光看問題，但畢竟大多數人民群眾是能夠理解的。

採訪組：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指揮下，歷經8年持續奮斗，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在收官之際，您如何評價脫貧攻堅工作？

劉永富：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打脫貧攻堅戰，各地各部門盡銳出戰，竭盡全力，才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就。今天，脫貧攻堅取得偉大成就，這個成就是在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中取得的。應該說，這8年，我們干的工作始終就是解決問題。現在，可以說絕大多數問題基本解決了，但實事求是地說，肯定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沒有毫無瑕疵、十全十美的事情。

我們黨一貫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它的表現形式也在不斷變化。脫貧攻堅一開始的時候，一些地方就來了急躁症，黨中央說2020年決勝脫貧攻堅，省裡就說2019年，市裡說2018年，縣裡說2017年。結果啥都還沒干呢，就准備宣布脫貧摘帽了。習近平總書記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把它制止住了。脫貧攻堅戰中間階段，一些地方又按捺不住了，搶著脫貧摘帽，有的甚至想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那好，光你說不行，國家要抽查、考核、評估。什麼年代了，還想搞“大躍進”？脫貧攻堅到最后關頭了，又有的地方說，基本上完成任務了，可以鬆氣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你不能鬆氣，就算真完成了也不能歇歇腳、鬆口氣，還要落實“四個不摘”的政策，還要保持政策的總體穩定，扶上馬還要送一程。還要開展防止返貧監測幫扶，還要鄉村振興，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檢驗。

脫貧攻堅事業到底怎麼樣？這個要聽老百姓的。100個老百姓，有90多個說你好，你能差到哪兒去？我們在全國各地調研，親眼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看到他們的笑容越來越多，那是裝不出來的。到有的地方，老百姓見到我們，激動地流淚，說感謝黨中央，感謝習總書記，共產黨好！我們心裡熱乎乎的。共產黨拼死拼活奮斗了100年，在戰爭年代、和平年代犧牲了那麼多同志，到底為的是什麼？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而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好。未來，我們要更努力一點，讓他們生活得更好。

消除絕對貧困，不意味著我們的減貧事業就結束了，絕對貧困問題解決后，還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向共同富裕邁進。2021年開始，我們要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激發欠發達地區和農村低收入人口內生動力，激勵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勞致富，向著共同富裕目標繼續前進。我們要把脫貧攻堅的成果鞏固住，絕對不能出現規模性返貧。黨中央已經制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文件，未來將通過鄉村振興逐步向共同富裕邁進。我們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結合實際先做起來，為全面推行積累經驗。

回顧過去，我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大家都很辛苦。我們沒有走大的彎路，沒有捅簍子，沒有翻燒餅，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脫貧攻堅工作始終保持著正確的前進方向和良好的發展態勢。

採訪組：脫貧攻堅戰中，廣大干部群眾深刻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情懷和歷史擔當。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劉永富：黨的十八大召開時，我國還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鮮明宣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他就任總書記后第一站去了廣東，宣示了改革開放再出發、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堅定決心。第二站就到了河北阜平，進村入戶看真貧。應該說，這個時候就拉開了習近平總書記抓脫貧攻堅的序幕。老百姓經常說：總書記盼著我們富，我們也想著脫貧致富，都想到一塊去，就一定能成！有一次，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我去阜平，是奔著晉察冀去的，奔著革命老區去的，奔著看真貧、扶真貧去的，聶榮臻元帥曾講過，“阜平不富，死不瞑目”，我們得記住他的話。這既是對革命前輩事業的承接，也是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擔當。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了湖南省花垣縣的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貧的總要求：“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准扶貧”，隨后，多次闡釋精准扶貧，豐富了精准扶貧的思想體系。2015年11月，把“精准扶貧、精准脫貧”作為脫貧攻堅基本方略。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貧困現狀以及新階段扶貧任務變化的深刻認識，在長期實踐中對扶貧問題深入思考的結晶。后來，中央及有關部門先后出台了200多項政策文件，圍繞精准扶貧，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搭建了脫貧攻堅的“四梁八柱”，為有效解決貧困地區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支持。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回顧中國幾十年來減貧事業的歷程，我有著深刻的切身體會。”“40多年來，我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七年知青插隊經歷，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實踐，他對中國的貧困問題有著深切的理解。所以他有這麼一種情懷，把扶貧事業當成自己的政治責任、歷史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足跡遍布貧困地區，他對貧困地區老百姓的深厚情誼，就像一幅幅生動的畫面儲存在我們的記憶裡：他每到老百姓家裡，摸摸火炕的溫度，摸摸被褥是不是軟乎﹔掀開鍋蓋看看老百姓吃的是啥，端起水喝一口﹔親切地摸小孩子的頭，熱情地拉起老人的手，了解家裡的收成、飲水、行路、上學、看病、養老等問題有沒有得到解決。那種時刻，無論是陪同的人員，還是老百姓，感覺不到他是最大的官，他就像親人，對老百姓的深厚感情是發自內心的。

採訪組：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邏輯嚴密、內涵豐富，也得到實踐的檢驗。請您談談對這一重要理論體系的認識和體會。

劉永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形”於上山下鄉的特殊經歷和在地方長期工作的探索積澱，“成”於他擔任黨的總書記，成為黨的領導核心之后。他知青的經歷、農村的工作經歷、貧困地區工作的經歷，與他對扶貧工作的思考、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始終緊密聯系。因此，他的思考是系統的、全面的，也是深邃的。他想的是長遠發展，通過科學的分析，很多規律性的問題，都能夠提前預估和判斷。

多年以來，我們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2014年1月，我來扶貧辦工作不久，到中央黨校集中學習系列講話，就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講話和有關總書記調研指導扶貧工作的新聞報道帶到學校去，進行了重點學習。在小組發言時，我歸納出了9個方面的內容，也為我后來開展工作打開了思路。學習總書記的系列講話，就是為了更好地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進工作。學習結束以后，我將其作為開展工作的指導思想，持續進行學習和研究。到了3月份，全國“兩會”之后，基本形成了一個抓落實的思路，我以《打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扶貧攻堅戰》為題在4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學習體會。當然，那時候的學習領會還不夠成熟，主要是研究和探索性的。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有嚴密的邏輯，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並被証明是行之有效的，這些重要論述已經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有這麼豐富、系統的關於扶貧的論述和思想，更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過了如此大規模的、情況復雜的實踐檢驗。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創新發展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行動指南，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它既包含深刻的理論內涵，又是科學的方法論，不僅是一個實踐的創新，更是一個理論的創新，為我們的“三農”工作、鄉村振興，乃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和精神動力。

來源：理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