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升一降”顯成效

“去年，嵊州各鄉鎮（街道）紀委、監察辦自辦案件數同比上升72.4％，檢舉控告量同比下降21.5％。”談起去年辦案辦信的成績單，浙江嵊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徐善斌頗為欣慰，“‘一升一降’的背后，是我們把基層監督與治理效能提升相融合，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開展‘楓橋式’監察辦創建帶來的最新成果。”

眾所周知，發軔於浙江諸暨的“楓橋經驗”是全國政法綜治的一面旗幟，半個多世紀以來，在“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的核心要義基礎上，不斷創新發展、歷久彌新。從鄉村出發，“楓橋經驗”衍生出城鎮版、網上版等，並從社會治安領域，擴展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

徐善斌告訴記者，在監察全覆蓋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更大范圍內整合力量，推動監督下沉落地，用監督促進基層治理，成為了一個全新課題。能否從“楓橋經驗”中汲取營養，從而找到解決方案？“楓橋式”監察辦的命題由此率先在嵊州應運而生。

要想管得住，首先得有嚴紀律。為了讓群眾心中有底，讓監督有章可循，2018年底，嵊州市專門制定28條村級權力清單，並且為每項權力設置了相應運行流程圖，劃出村干部履職紅線，確保村級權力順軌運行。

劉仲堯是長樂鎮水竹村黨總支書記，說起這“28條”，當了25年村干部的他感慨良多：“這幾年，村裡搞美麗鄉村建設，開展飲用水提升工程，修駁河道石坎等，大小工程確實不少。可往往到了村裡，稍有不規范，就容易出現風險點，也很容易受百姓詬病，引發干群不合。”

如今，重大決策事項如何商定？村級不同金額的工程和物資採購如何開展？村級財務怎樣管？宅基地如何批？8個大項、28條權力清單，幾乎覆蓋了村級事務的方方面面，尤其針對這幾年農村信訪量最大的“三資”管理問題，不僅明確了村干部辦事流程，還給村民監督提供了依據。

“表面上看，是給權力戴上了‘緊箍咒’，實際上是我們的‘護身符’，讓干部清白、讓百姓明白，少了流言蜚語，做事再也不怕說三道四。”劉仲堯坦言，雖然比起以往，有時程序煩瑣了些，但身心卻輕鬆許多，隻需按流程用心做好服務工作，罵聲和埋怨自然就少了。

讓村干部們感覺到責任與壓力的，還有家門口的“紀委”。56歲的俞岐明長年從事工程建設，去年換屆后，成為甘霖鎮蒼岩村黨總支副書記、村監委主任。而按照市裡推行的“兩不宜三聚焦”要求，俞岐明不再具體管轄村庄工程，一門心思搞監督。

所謂“兩不宜三聚焦”，即換屆選舉產生的村監會主任不宜分管自然村工作，不宜分管村務財務工作，且必須聚焦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落實“兩個維護”情況、聚焦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情況、聚焦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微腐敗問題等，目的就是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務監督工作，推動村監會工作步入法治化、規范化、高效化軌道。

角色的變化，帶來了目光焦點的轉變。“過去，我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搞監督難免腰杆子不夠硬。現在我關注的是，挖機數是否與實際配套，水泥質量能否達標，小工與工程量有沒有脫節。雖然工程上有監理，但我畢竟時刻在村裡，又懂工程建設，方便時刻監督。”俞岐明說。

俞歧明還有個身份——村監察工作聯絡站站長，隻要發現任何疑似存在違紀違法的行為，就可以把信息第一時間向鎮紀委、監察辦匯報。為此，嵊州市紀委市監委專門開發了一款名為“監督上報”的小程序，便於275個村（社區）的村監會、監察信息員和監察工作聯絡站實時上報線索信息。

信息化手段也讓曾經享譽全國的“民情日記”有了新內涵。石璜鎮雅璜村是“民情日記”制度的發源地，如今在嵊州，從手寫日記到信息系統，隻要群眾、企業等提出需求，能解決的當場解決，不能解決的合力破題，線上就能精准匹配辦理層級和責任單位，並落實反饋時限。

“民情日記”直達百姓“痛點”，再加上聯絡站這些“前哨”組織，便可近距離發現基層“小問題”，切實把初信初訪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減少信訪存量和增量。去年在嵊州市，信訪舉報總量、檢舉控告數量、反映農村黨員干部數量等指標數據，較2019年分別下降19％、31％和23％。

在徐善斌看來，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關鍵要向基層延伸，打通“最后一公裡”，做到上下一起施治，全黨一體從嚴。建立“楓橋式”監察辦的初衷，就是抓早抓小、注重源頭防治，通過加強對基層公權力的監督，更好地解決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本報記者　朱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