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記得，“飛天”記得……——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素描

敦煌研究院技術人員在莫高窟98窟內對病害壁畫進行修復。（2014年9月3日攝）新華社記者 陳斌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施秀萍

莫高窟，沙漠裡的藝術明珠，曾數歷磨難。

如今，因為一群可愛的人，通過長達70多年的接力呵護，又熠熠生輝。

這是千年前無數敦煌畫工，聽到的最美“歷史回音”，響亮悅耳﹔這是國內外無數敦煌朝聖者，看到的最好“時代答卷”，精彩滿分。

莫高窟不會忘記，“飛天”不會忘記，我們也不會忘記。

燈

回首76年的歲月時光，那裡，一盞盞“燈”，燦若星辰——

1935年的一天，漫步巴黎塞納河畔的常書鴻，在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編的一部名為《敦煌石窟圖錄》的畫冊。這是常書鴻第一次聽說了敦煌，知道了在莫高窟還保存著如此精美絕倫的古代壁畫和塑像，他既震驚又感慨：“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裡的人，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數典忘祖，真是慚愧至極。”

這一眼，讓已在巴黎頗負盛名的東方之子魂牽夢縈，那印在腦海中的精美壁畫和塑像，像一盞明燈，指引著自己，一路輾轉，抵達敦煌，一頭扑進“飛天”的懷抱。

1944年元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莫高窟近500年無人管理的歷史終結了。

那時的常書鴻，或許想象不到，自己也會成為一盞明燈，指引著一批又一批熱愛敦煌藝術的青年們在荒灘戈壁扎下根來，用青春、汗水、熱血甚至生命澆灌，讓“敦煌之花”絢爛怒放。

上世紀四十年代，地處西北一隅的敦煌，條件之差難以想象，500多年無人管理的莫高窟更是破敗不堪：風沙肆虐、荒涼寂寞、無電無水、無交通工具、信息閉塞……

常書鴻知道難，可他更知道，洞窟裡那些精美絕倫的壁畫和塑像值得守護，他不斷給遠方的友人和學生寫信發出邀請。很快，董希文、潘絜茲、烏密風、史岩、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孫儒僩、歐陽琳、史葦湘等年輕藝術家陸續來到敦煌。

他們白手起家，用雙手清除了數百年堆積在300個洞窟裡的積沙，修建了1007米的土圍牆，在周邊種樹，為洞窟測繪、照相、編號，全面調查洞窟內容和供養人題記，臨摹……他們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為開辟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為敦煌文物事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生活苦，尚可忍受。妻離子散、研究所撤銷的時候，常書鴻悲痛至極，他一個人站在莫高窟裡，看著《薩陲那太子舍身飼虎圖》，又感慨萬千，薩陲那太子能奉獻自己的身體救活一隻奄奄一息的老虎，自己為什麼不能舍棄一切侍奉藝術、侍奉這座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呢？

薩陲那太子，或者說那千年前的無名畫工，那縈繞在自己周圍的敦煌藝術，如一盞黑夜中的明燈，再一次指引了常書鴻——不能走，再嚴酷、再艱難也要堅持下去。

從此，用一生守護，在敦煌站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敦煌守護神”。

20世紀80年代初，段文杰從常書鴻手中接過接力棒，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長，又於1984年擔任擴建為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不僅帶領大家將敦煌保護、研究、弘揚的各項事業提到新的高度，還孜孜以求，臨摹面積達140多平方米的洞窟壁畫340幅，創下了敦煌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上的第一，被譽為“敦煌藝術導師”。

這一階段，借力改革開放的東風，李最雄、王旭東、汪萬福、蘇伯民、馬德、趙聲良、張先堂、楊秀清等專業人才，通過大學分配、招聘、調動等方式，陸續來到敦煌，逐漸成為各自領域很有成就的專家，也為敦煌研究院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98年，年近60的樊錦詩接過重任，成為第三任院長﹔

2014年，47歲的王旭東，再接力，繼任第四任院長﹔

2019年，已扎根敦煌35年的趙聲良接棒，擔任第五任院長……

因為莫高窟這盞明燈，這個名單會繼續拉長，如顆顆繁星，將曾數經磨難的莫高窟映照得更加明亮。

莫高窟，莫高人，兩盞明燈，在戈壁，交相輝映。

登

翻開敦煌研究院這本厚書，一頁頁，如同一個個雲梯，接力攀升，登向高處——

沙，總也清理不完的沙，或許是老一輩莫高人記憶猶新的畫面。

用雙手清沙﹔設法把宕泉河的水引至窟前“引水沖沙”﹔就地取材，在石窟山崖邊上修建“土坯防沙牆”﹔用“導沙帆布筒”清理流沙，再用牛車拉走……或許在今人眼裡略顯“小兒科”的做法，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卻能陸續清理洞窟及周邊三四萬立方米的積沙。

后來，又經過“化學固沙”，再到建設防沙林帶，再到建立“六帶一體”綜合防護體系……從常書鴻、孫儒僩到李最雄、汪萬福，代代莫高人“把沙漠當情人”，硬生生將動不動就成“黃色沙瀑布”的環境改善為“大漠深處的世外桃源”。

對莫高窟的保護，環境，只是基礎。

一代代莫高人不斷攀登，對莫高窟窟體精心保護，終於給“飛天”一個安全的家﹔對莫高窟窟內本體的保護，更是無微不至，廣尋良策，誓與歷史和時間“掰手腕”，讓人類的“寶貝”延年益壽。

1980年底，經過兩輪考試，進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時候，高中畢業的吳健剛剛18歲。那個時候，膠片相機是奢侈品，吳健這份頗為“高級”的工作令人羨慕。

可外界總是傳來“文物攝影只是翻拍，算不上藝術”“文物攝影只是其他業務的附庸，無法和繪畫、美術相比”等聲音，讓吳健心裡很不是滋味。

怎麼就不能比呢？

吳健不信，去天津工藝美術學院學習攝影，回敦煌后一頭鑽進洞窟。他記著樊錦詩說的“158窟涅槃像是我看到的所有臥佛裡最美的”，成天待在158窟，盯著這尊15.8米長的佛像，從頭觀察到腳，再從腳觀察到頭，他想拍出這尊涅槃像深情安詳、微含笑意的神韻和意境。

直到1998年的一個下午，吳健看見了那束光，將一張前所未有的涅槃像定格在膠片上，從此開啟了用鏡頭與石窟對話的精彩攝影人生。

30多年過去，吳健早已不在意外界的種種，他隻想拿起相機，尋找自己眼中的敦煌，最美的敦煌。

2018年，吳健積累了二三十年的作品——組圖《西風東漸·佛影重現》獲第十二屆中國攝影金像獎，其中，就有158窟涅槃佛。

而他的攝影，不再是附庸和配角，他用千萬級別量的高清照片，為敦煌研究做生動的注解和旁白，更成為數字展示中心和“數字敦煌”的“核芯”……

1981年4月1日，18歲的李萍和其余22名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坐在一輛貼著“歡迎新干部”的大客車上，駛向敦煌。

李萍和愛人坐在車裡，那時，他們彼此還未相識。那時，李萍也不曾想到，自己能先后成為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和數字展示中心這兩個弘揚敦煌文化“大部門”的負責人。

和她同來的人，有些陸續離開了。

可李萍，因為段文杰的一句“你是敦煌姑娘”，留了下來，不斷學習，提高自己，講解、翻譯樣樣都讓人豎起大拇指﹔

也因為樊錦詩的一句“這麼好的場館，你可得管理好，別沒幾年就‘舊’了。”李萍這個家裡的“甩手掌櫃”跟變了個人似的，“跨行”學習物業管理，將數字展示中心管理得井井有條，194塊立體玻璃干淨锃亮，幾萬平方米的牆面、地面“五星級標准”，自己更是見哪裡不干淨了，順手就擦……愣是“顛覆”了游客對西北的印象。

從1944年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到1950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的敦煌研究院……變化的是年份和名稱，不變的是“保護、研究、弘揚”的初心和使命。

為了這六個字，莫高人的攀登腳步從未停歇，莫高人攀登的身影裡還有更多不曾提及的名字——

常年在莫高窟窟頂與沙較量的年輕人，常年在書海藝州裡默默遨游的學者，常年在洞窟裡一筆一畫臨摹、一寸一毫修復的專家，抑或還有“莫高大王”樂樂留下的串串濕漉漉的腳印……

1650年前，無數畫工登上梯架，一筆一畫，勾勒出一個個佛國世界，璀璨了千年。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1650年后，一代代莫高人忘我攀登，用每一個人的青春與奉獻，筑成通往世界領先文博管理機構的一架架雲梯，鑄成開創未來的“莫高精神”的一顆顆螺絲釘。

等

走進莫高窟千年的歷史長廊，那裡，總有人在“等”，總有要“等”的人——

公元366年，三危山等來了樂僔。從此，叮當悅耳，一座座石窟綿延10余個朝代，開鑿出一座流經千年的文化聖殿。

公元1944年，莫高窟等來了常書鴻。從此，號角嘹亮，一代代莫高人接力70余年，建立起一家享譽世界的文博管理機構。

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王旭東……一代代莫高人都知道，莫高窟在等﹔可他們更知道，莫高窟等不起。

從最初的看守保護，到搶險加固，再到科學保護，再到如今基本建成以保護和管理相並重，搶救性保護、預防性保護、數字化技術相結合，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為保障的綜合保護管理體系……方法和手段不斷升級完善，保護的初心和使命未曾改變﹔

從最初單純的壁畫臨摹與繪畫技法研究，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敦煌壁畫圖像研究、敦煌文獻研究、敦煌歷史文化研究、絲綢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專題研究，以及敦煌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的系統解讀，從“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到冉冉升起的世界敦煌學中心……范圍和內容不斷延伸，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依然如初﹔

涂色書、展覽、公益講座、“網絡體驗”“手機APP”“數字敦煌”，多維傳播讓偏居西北一隅、曾無人問津的莫高窟，成為名揚四海、一票難求的游客聖地﹔使高深難懂、高高在上的敦煌文化，褪去神秘外衣，從“廟宇神壇”走近“尋常百姓”……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盡管敦煌研究院已發展成我國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數量最多、跨區域范圍最廣的文博管理機構和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在保護、研究、弘揚方面處於全國乃至國際領先地位，在文化遺產領域開了無數先河，爭得無數第一，取得多項專利，榮獲多項大獎，但莫高人依然“如坐針氈”，隻爭朝夕，與時間賽跑。

2003年，65歲的樊錦詩提出了大膽的設想，用球幕電影展示洞窟文物。這在全國乃至世界都屬首次，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反對聲也不絕於耳。

可，樊錦詩“執拗”。

保護，還是開放？一直以來似乎是一場非黑即白的博弈。

可樊錦詩，用一座歷時12年建成的數字展示中心，實現共贏。“總量控制、線上預約、數字展示、實體洞窟”的旅游開放新模式，不僅徹底改變了莫高窟自1979年開放以來的參觀流程、參觀模式以及參觀體驗，也將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載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實現“魚和熊掌兼得”。

2016年5月1日，經過20多年的數字化進程，敦煌研究院“數字敦煌”資源庫上線，在互聯網的廣闊領域裡，一次性“開鑿”出跨越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個不同朝代的30個經典洞窟，向全球開放。

這不僅讓更多難以抵達敦煌的觀眾“看見敦煌”，也將薪火相傳，直到“在線復制”出又一個“虛擬敦煌”，讓敦煌的美永世流傳。

這是何等的壯舉！

李雲鶴，今年已是87歲高齡，卻依然記得常書鴻交付給自己的任務，穿梭在洞窟和腳手架上，一點一點修復壁畫。

他知道，那些“生病”的壁畫和塑像等不起。

除塵、灌膠、滾壓、回貼……從23歲的翩翩青年，到87歲的耄耋老者，李雲鶴很知足，因為4000多平方米岌岌可危的精美壁畫，經自己之手重煥勃勃生機。

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從當初的常書鴻一人，到敦煌藝術研究所時的18人，再到如今的1463人，有些走進人們的視野，為人識得、記得﹔更多的人，默默無聞，不為人知，不被人曉。

雁飛過，天知道﹔風吹過，雲知道。來過的人，做過的事，敦煌都知道、都記得。這已足夠。

樊錦詩說：“敦煌是一部永遠讀不完的書。”她還說：“如果再給一次機會選擇，還是敦煌。”

莫高窟在等，莫高人在等，他們等著更多的人來到莫高窟，成為莫高人，成為那一盞明燈，成為那一位攀登者。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施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