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1月20日10:12 來源:光明日報
技術人員在莫高窟98窟內對病害壁畫進行修復。
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查閱資料。
敦煌研究院保護所工作人員詹鴻濤在莫高窟頂沙山上准備觀測儀器。
敦煌研究院技術人員在莫高窟98窟內對病害壁畫進行修復。
去過敦煌的人,幾乎都會對那裡“彩雲充滿樂飄空,仙女飛天勁舞豐”的藝術作品嘆為觀止。當樂尊和尚在鳴沙山東麓斷崖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后,莫高窟鑿壁開窟的聲響千年不絕。如今,一代代敦煌守護人矢志相許莫高窟,踐行著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
1 千年邂逅,欣喜相逢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一個極不合適的時宜重見天日。一場浩劫也隨之而來,劫掠、偷盜,千年文物慘遭流失,時人嘆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命運的轉折,始於巴黎街頭書攤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圖錄》,這是一本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拍攝的壁畫、雕塑圖集。1931年,正在留法學習的后來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看到這本書感慨自己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自己數典忘祖,真是慚愧至極”。
守護敦煌的種子,就在這時種在了遠在異國他鄉的常書鴻心裡。十幾年后,常書鴻帶著全家輾轉到了敦煌。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回憶當時情形:“第一次到當時還被稱為‘千佛洞’的莫高窟時,坐著木輪的牛車走了3個小時,沿途都是荒漠,沙子吹得到處都是。”
1944年元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於是,這顆河西走廊的明珠被擦拭一新,吸引一批又一批莫高窟人千裡萬裡而來。優秀畫家段文杰來了,剛從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樊錦詩來了,本來是來探望舅舅的李雲鶴也應常書鴻之邀留了下來……一批又一批熱愛敦煌的人,在大漠深處扎下根來。
莫高窟人與敦煌的相遇,結束了莫高窟近500年來無人管理,任憑偷盜破壞的歷史,這些年輕人也找到了他們為之奉獻一生的事業與追求。也就是這一代莫高窟人,他們把汗水和激情全部播洒到這滾滾黃沙中,他們用雙手和簡陋的工具,清理出幾百年來堆積在300多個洞窟裡的積沙,修建了上千米的圍牆。並自此安居大漠深處潛心研究、精心保護,任憑月盈虧,風來回,草木枯又榮。
76年倏忽而逝,敦煌研究院從初建時的18人到20世紀60年代40多人,再到如今的上千人,代代接力,薪火相傳。如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2 在心裡點亮一盞燈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所長吳健來到敦煌研究院時年僅18歲。20世紀80年代,相機、膠卷對普通人來說算奢侈品,攝影師更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工作。但到敦煌做文物攝影師的吳健卻萬分迷茫——“當時經常有人說,文物攝影不就是照相嗎?是人家研究工作的一個依附,難以稱其為藝術,怎麼能跟美術比?”
與吳健一樣初到敦煌望著漫漫黃沙心生迷茫的,還有油畫系科班出身的婁婕。20世紀80年代婁婕到敦煌時,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段文杰看到這個年輕人眼裡迸發出的創作熱情說:“先喝慣這裡的水,再吃慣這裡的飯,做個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說。”
千年靜默,窟裡的佛陀含笑不語。在敦煌,浮躁和焦慮都可以交給時間去沉澱,人的性子也能由著時間去打磨。1989年,吳健從天津工藝美術學院研學歸來。當他重新拿起相機站在壯美的莫高窟前,一切開始變得不一樣了。為了拍攝石窟裡的涅槃臥佛,吳健沉下心來觀察,一次次從頭看到腳、從左看到右。其間不斷學習歷史、美術,研究壁畫背后的故事。石窟裡光影變幻,石窟外歲月如梭,這一拍就是9年。終於,沉澱千年的莫高氣質被定格在快門按下的瞬間。
當婁婕接到臨摹千手千眼觀音的任務時,熟悉的畫筆變得不聽話,於是她從最基礎的畫圓圈開始,一遍遍練習、無數次重復。時光從毛筆尖流淌而過,煩悶與焦躁也逐漸拋之腦后。慢慢地,千年前畫工在創作時的心境、想法和運筆氣勢,逐漸呈現在婁婕眼前。“那一剎那,我驚訝地感覺到,從有我、忘我,到無我,終於跟原作融為一體。”一幅1.84平方米的壁畫,婁婕用了4年完成臨摹。
常年在昏暗的斗室裡面壁揮毫,耕耘在方寸之間。不少莫高窟人都說自己心裡有一盞“心燈”。這盞燈會逐漸驅散他們的迷茫與空虛,照亮他們通往精神家園的路。如今,心有明燈的他們已與敦煌割舍不斷。
“我家是上海的,去上海出差我也很向往、出國考察我也很向往,但不管外邊條件有多好、飲食有多好,隻要時間稍微一長,我就會想念敦煌。白天想敦煌,晚上做夢還想敦煌。”若從1963年到敦煌實習開始算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已經和敦煌相守57年。她說:“我一回到敦煌,心裡就踏實了,就安心了,隻有這個地方,才是吾心歸處。”
3 生生不息的敦煌
莫高窟外,一排排白楊參天。九層樓對面的山坡,是常書鴻、段文杰等多位敦煌守護者的墓塚。76年來,一代人故去,一代人變老,一代人成長,還有一代又一代人“朝聖”而來,弦歌不斷、生生不息。
今年87歲的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前副所長李雲鶴,還記得23歲初到敦煌時常書鴻對他說的一番話:“小李啊,我給你分配個工作,這個工作你不會做,我知道。要是咱們國家有人會做,我就去調人去了,就不用找你了。”當時回答“這個活我不一定能干,但是我願意試一試”的李雲鶴沒想到,這一試就是一輩子。面壁修復60多年,參與修復壁畫近4000平方米,修復彩塑500余身。如今,早已退休多年的李雲鶴依舊每天奔波在榆林窟的修復工地上。“現在我總感覺時間不夠,總想多保護一點。我就多帶學生,多為敦煌、為國家培養一些文物修復人員。”李雲鶴說。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部長李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39年。如今,她每年都還要去看看莫高窟。對她來說,莫高窟是一個“看了無數遍、講解了無數遍,仍然不厭倦”的精神故鄉。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俞天秀到敦煌研究院也已經15年了。這一代莫高窟人,更多忙碌在數字信息採集處理上。他和他的團隊將洞窟壁畫、彩塑和與敦煌有關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數字圖像,匯集成電子檔案,構建出多元化、智能化的石窟文物數字資源庫。
“有時候開玩笑說,莫高窟有一種魔力,把我們都吸住了。實際上我們都是在為保護和開發敦煌這項高尚的事業盡我們自己的責任。人生是短暫的,但這份事業是永恆的,希望以后的人,還要接過我們的接力棒,一代又一代傳下去。”樊錦詩說,“感謝命運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能為敦煌服務。如果有來生,我還願意為敦煌服務一輩子。”
(本報記者 劉華東)
(本文圖片均為新華社記者陳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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