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問責豈能也“湊數”？

村民小組長按村支書要求辦事，在村支書因此事受處分后，上級原本計劃對小組長誡勉談話，然而考慮到處分指標沒完成，最終給了警告處分﹔一個審批事項從科員到科長，再到分管副局長和局長都有呈批簽字，雇員只是把事項錄入系統，不巧審批出了問題，追責時為了湊數，那就把雇員也算上……有媒體報道，作為約束權力責任的一種重要手段的問責，在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地走了樣。

有權就有責、失責必追究。倘若以湊數的方式泛化問責，或是小題大做、上綱上線地擴大責任，就嚴重損害了黨紀國法的權威性。換個角度，這也同樣違反了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無論是黨紀問責，還是行政問責，對其施加的對象來說，都是一種懲戒，對應的處罰隻有於法有據，與事實相符，才能令被處分對象心服口服，並起到真正的警醒效果。

湊數式問責背后的心態是復雜多樣的，也從一個側面折射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四風”問題。一些部門和領導干部，把“問責數量”視作管黨治黨的成效，靠“走量”來彰顯“積極作為”，這本身就是形式主義的表現。還有一些部門和領導干部，在實施問責過程中避重就輕，對真正的問題或強勢部門退避三舍，以“捏軟柿子”的心態“以大壓小”，拿基層干部“開刀”，實際上就是官僚主義作風。問責是手段，不是目的。單純追求問責數量，甚至為此搞“湊數式問責”，不但挫傷了其工作積極性，更有可能釋放出錯誤的導向，使得責任機制淪為“空架子”。

是不是辦案數量越多、處罰越多，就等於工作越有力？這同樣值得思考。就問責本身而言，其實際上是一種權力運行越軌后的糾偏機制。通俗地說，隻有出現了問題，才會有跟進的問責。如果一個地方黨風政風優良，領導干部遵紀守法，問責案件數量低原本是合情合理之事，這與執紀者因為不作為而導致“零辦案”的現象，應該區別看待。

由此，站在上級主管或監督部門的角度，考察問責機制在下級和基層是否得到了貫徹落實，重點就應該放在問責的質量和效果上，而不是追求單純的數量，甚至下達指標。一個地方是否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其成效如何，當然要看問責機制是否健全，有沒有對違法違紀者依法依規按程序問責。多到一線訪一訪、問一問、聽一聽群眾的呼聲和評價，群眾意見大、反映的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即便拼命地湊出問責數量，也是形式主義、表面功夫。

（摘編自11月15日《南方日報》，原題為《要高度警惕“湊數式問責”》）

《 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2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