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綿陽：“雙報到+小區黨建”在城市基層治理末梢凝聚黨心民心

綿陽市堅持推進小區黨建區域化、社會化，堅持黨建引領推進居民小區治理和服務體系完善，堅持持續增強小區和街道社區黨組織引領自治、法治、德治能力，在群眾家門口揚起了黨的旗幟，筑強了全面提升城鎮基層治理法治化、科學化、精細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的前沿陣地。

一、背景與起因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全國城市基層黨建“上海會議”強調，“要充分發揮街道社區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強化社區黨組織政治功能，把社區黨組織建成堅強堡壘”﹔省委要求，要“健全完善以城鎮社區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新型社區治理和服務體系”。但是，綿陽提升城市社區黨組織凝聚力的社會實踐卻面臨著“三難”：

一是城裡近90%群眾與社區黨組織基本無關系。不少社區除困難群眾等少數群體、到社區開証明等少數時間外，多數群眾一年或幾年不找一次社區黨組織，近70%的群眾不知道社區活動陣地在哪裡、自己居住在哪個社區，基本上不關心社區任何事情。二是社區黨組織難以有效組織黨員開展活動。一個城市社區黨員少則60多人、多則200多人，黨員年齡跨度大，從業經歷涵蓋多行業多領域，“組織生活時間難以協調”“討論話題難有共同興趣點，甚至出現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尷尬局面”等問題日益突出。有意願、有能力服務群眾的黨員缺乏有效平台，黨員之間缺乏共同話題和價值取向，雖然建有黨組織，但開展活動少、不接地氣多，群眾難以感受到社區黨組織的存在和服務。三是黨組織領導物業、小區業主委員會等社會組織不到位。現代城市物業小區，居住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是所有居住群眾的核心利益所在、共同利益集結點。但是當前物業小區安全隱患多、物業公司與業主矛盾多、侵佔小區群眾公共利益等問題頻發，構建安全、和諧的小區環境，是完善當前城市基層治理體系的當務之急。

我們認為：傳統的城市社區黨建工作已不能適應城市發展需要，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的能力不足，方法落后，需要延伸，需要拓展。一是環境不適應。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人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城市人口劇增，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聚在一起工作、生活，90%缺乏關聯性，“熟人社會”變成“陌生社會”，鄰裡“開門相見不相識”。面對這個環境，社區黨組織不知道如何聯系服務群眾。二是機制不適應。城市物業小區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居委會、大院是城市最基本組成單元的格局，成為城市治理新的基本單元。當前社區黨建還沒適應這個要求，相關工作機制沒建立，不能領導好小區治理。三是思維不適應。習慣於傳統思維，開展工作關注困難群體多、坐等上門多，在主動服務和凝聚廣大群眾方面手段不足、方法落后，工作還沒有真正走進群眾中。基於這個判斷，我們開展了在城鎮住宅小區成立黨組織推進小區治理工作，以“雙報到+小區黨建”為載體切實筑牢城市基層新的更前沿的戰斗堡壘——物業小區黨組織。

二、主要做法與經過

（一）精准化定位，突出小區黨組織的政治功能。

明確提出小區黨組織是小區內各種組織、各項工作的政治核心，服務和協調推進小區自治、日常管理，隸屬社區黨組織領導。一是筑牢小區戰斗堡壘。市委組織部出台《關於在城鎮住宅小區成立黨組織推進小區治理的指導意見（試行）》，以“有3人以上業主黨員、有勝任書記人選”為必要條件，以“摸底調查、宣傳發動、申請報備、選舉班子、公示任免”為步驟規范，以“建強小區內各種組織、各項工作的政治核心”為職能定位，在城市新建小區和老舊院落循序推進建立黨組織工作，逐步實現“能建盡建、應建全建”。目前，全市在城區已建立各類小區黨組織500余個，在群眾身邊形成了一片紅色海洋。二是發揮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突出黨組織在業主委員會中的領導地位，明確要求將堅持黨的領導寫入物業管理條例，推行社區黨組織或居委會、小區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交叉任職制度，同時鼓勵在職黨員到社區或小區兼職，實現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加強對物業管理機構的考核工作，解聘以經濟效益為重、工作應付了事的物業機構，把工作成效好、群眾滿意度高的物業公司留下來。游仙區三匯綠島是一個有15年歷史的老小區，10多年來小區業主沒有一分錢的公共收入，小區內亂搭亂建、亂圈亂佔等亂象叢生。2017年底，第三屆小區業委會解散，小區黨支部在社區黨委的帶領下，依法依規籌建了小區第四屆業委會，收回了每年近100萬元的公共收益，並建立了財務使用及監管制度。如今的三匯綠島小區，物業服務質量不斷提升、小區基礎設施及環境煥然一新、小區業主生活的幸福指數得到顯著提高。三是用好小區黨員“8小時外”。在職黨員到所在社區報到有效解決了8小時外作用難以發揮、行為難以監督等實際問題，促使黨員在居住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有效提升了“雙崗位”服務。江油市涪濱中原石油小區將報道黨員分散編入小區6支黨員志願者隊伍，根據黨員興趣愛好與個人特長，與小區群眾性文體組織、社會團體組織等共同開展志願服務活動50余次，有效整合了黨員碎片化時間，最大程度激發了報道黨員的奉獻熱情，形成了以小區黨組織主導，報道黨員、黨員志願者、社會組織和社工積極參與的服務模式。

（二）差異化運作，強化黨組織引領下的黨員、群眾、社會組織互動共治。

圍繞“黨組織自身建設”“領導促進小區自治和區域共建共享”中心任務，針對不同地域、規模小區實際，探索不同工作模式和載體，持續增強小區和街道社區黨組織引領自治、法治、德治能力。一是項目化定制促進“三社互動”。社區黨組織廣泛走訪問需編制服務項目，圍繞項目需求培育草根組織、引進專業社會組織，鼓勵報到黨員結合個人特長和意願，雙向選擇加入相應組織參與活動與服務，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共建單位認領等方式為項目提供運行資金等保障，以項目為載體把報到黨員分類組織起來，把黨組織與群體聯系起來。迎賓社區統籌天籟一品小區、迎賓路49號小區和53號小區工作，針對放學后轄區流動兒童缺乏管護問題，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實施“青少年護航中心”項目，78名報到黨員根據各自特長輪班在“校地互動”“親子對對碰”等活動中參與學習陪讀、活動陪護，感動了轄區單位、原住居民和外來商戶，外來商戶不再把自己當外人，主動為舊城改造、困難群眾幫扶、小區春晚等公益事業出錢出力。二是信息化對接強化黨組織統籌。針對“黨員群眾需求多元化、碎片化”“黨群活動分散化、臨時性”問題，在小區黨建和智慧黨建開展較好的地區探索小區黨組織為主導的信息化交互式“雙報到”，利用微信群、QQ群、公眾號等互聯網后台數據庫強化情況統計和反饋，構建供需對接的便捷渠道。游仙區三江首座小區40名業主文藝愛好者在微信群發布成立“快樂藝術團”需求，12名報到黨員通過小區黨支部組團接單，與群眾混編成6個不同的功能小組協同開展工作，聯合熱心鄉賢向聯系共建單位籌集資金1.7萬元添置設施設備﹔通過社區志願服務站尋求富樂實驗中學等社會共治力量支持，邀請專業教師長期合作輔導節目編排，讓活動開展常態化、參與群體固定化，“快樂藝術團”成為了三江首座小區的一張文化名片。三是網格化自治激發內生長效。針對“自治意識提升與城鎮化發展水平不適應”問題，探索喚醒內生動力思路下的網格化自治式“雙報到”，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城社區，健全完善社區網格、院落、樓棟、單元黨組織（黨小組）設置，將報到黨員按需編入其中，圍繞“自治意識和能力培育”組織活動引導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成綿路42號院是典型的早期商品房，2個小區“一門同進、一牆之隔、一管共用”，一度管理混亂。但勇、葉旭覺等5名報到黨員積極摸排情況成立黨小組，大力宣揚“先自治、后治理”理念，組織住戶代表到成都肖家河街道學習老舊小區治理先進經驗，明確分工對105戶群眾責任包干、分類引導，推進協同自治。小區通過“拆牆並院”、基礎設施提升和公共空間整擴實現了由亂而治，群眾獲得感和滿意度顯著提升，黨小組長但勇高票當選業委會主任。

（三）要素化保障，不斷健全完善運行機制和工作舉措機制。

圍繞“全要素多元共治”“完善資源經營平台”工作方向，轉變傳統思維方式和引入現代化技術手段，為黨建引領服務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打牢基層黨建工作地基。一是運用典型經驗推廣好方法。在進行深入分析研判后，根據不同社區特點，按照“先易后難”的原則，先集中精力在優勢資源集中、工作基礎扎實的社區打造精品，再“以點到面”“以小見大”帶動整體工作。例如在迎賓社區實施項目化定制式工作法，在三江首座小區實施信息化交互式工作法，在涪濱社區實施網格化自治式工作法等，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后進行小區黨建優秀工作方法的總結提升，在全市推廣，營造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的氛圍。二是多元夯實工作保障。出台了綿陽市《關於在新一輪千名干部進社區幫助工作中開展“雙報到”+“千百十聚力行動”的實施意見》《關於建設“管理服務規范化、崗位待遇職業化、能力素養專業化、培塑匠心扎根型”社區專職工作者隊伍的實施意見（試行）》等文件，完善機制保障、人才保障體系。做好《綿州先鋒》平台建設與推廣，完善黨建信息推送、黨務工作服務，網上黨內救助等功能，實現對全市所有黨組織和黨員動態管理、黨建任務線上線下同步辦理、教育培訓資源多渠道推送等。以綿陽社區黨建先進事跡為切口，打造黨建引領社區治理全媒體欄目《左零•右社》，搭建整合黨建資源平台，提升黨建引領現代城市基層治理科學化、智能化水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新格局。三是文化氛圍營造提升。根據不同小區特點，以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打造小區黨建文化陣地，將小區作為黨建文化宣傳展示的末端平台。常態化開展“小區春晚”“門前小樹認領”等喜聞樂見的黨群志願服務活動，選樹“小區好人”“文明家庭”等身邊典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將黨建精神滲入每一位群眾。將法治化思維融入小區黨建文化，建設小區居民矛盾調解工作室，引導小區居民群眾有序合理維權和表達訴求。例如安州區桑棗鎮棗園社區“網格化管理”厚植社區法治文化，積極開展“法治宣傳教育進社區”和“一官兩警一律師”進社區活動，建立社區人民調解室和社區警務室，組建以黨員平安志願者為主體的治安聯防隊伍，推行民情聯絡機制和志願服務記錄制度，形成了“小矛盾不出網格，大糾紛不出社區”的良好局面。

三、成效與反響

（一）延伸了社區黨組織的工作觸角，提升了黨員群眾的組織化程度和一體化水平。把黨建工作開展到小區、把黨員在小區組織起來開展活動是打通基層黨組織與聯系服務群眾之間的“最后一米”，發揮了黨的組織優勢、組織功能、組織力量，確保了重點領域、重點區域和重點人群黨的工作全覆蓋，增強了群眾參與服務、自我服務、相互服務的自治共治意識，推動“公眾的事共同辦”，最大限度凝聚了城市基層建設的正能量。

（二）實現了教育引導群眾具象化。把群眾的訴求放在首位，明確“黨的工作就是人的工作”這個核心理念，在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上做深做細做實，通過整合轄區資源、社區外引資源等多種方式為群眾提供精准化個性服務，全市347個小區黨組織共計實施“身邊黨建微課堂”“左鄰右舍公益小棧”“周末親子派對”“小微心願幫幫團”“圖書漂流”“愛心銀行”“居家養老”等“雙報到+小區黨建”載體項目556個，在滿足群眾物質、精神多元化需求的同時，提升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三）壯大了區域自治共治工作體系。開展在職黨員雙報到、黨群一體化服務活動的過程，就是轄區各利益主體之間不斷拉近距離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層黨組織發揮了領導核心作用，引導各類組織健康發展、各類群體共建共享、各類人才激發潛力，把“要事共商、資源共享、責任共擔”的制度導向落在了整合資源、聯建共創、個性服務、活動共辦等具體工作中。三年以來，全市451個黨組織和社會組織1.7萬余人次黨員群眾參與其中，撬動社會資源折合人民幣205.72萬元，各行業領域黨組織和黨員以小區黨建為平台與群眾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四）發掘培養了一批社區黨務工作人才。引導在職黨員到社區報到、參與小區活動，培養了一支穩固的兼職黨務工作人才隊伍，帶動了小區黨員、熱心群眾積極參與社區建設，達到了“以點帶面”的效果。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綿陽市今年出台了《關於建設“管理服務規范化、崗位待遇職業化、能力素養專業化、培塑匠心扎根型”社區專職工作者隊伍的實施意見（試行）》，用事業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像抓領導干部隊伍一樣抓社區專職工作者隊伍建設，為市委領導基層治理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撐。

四、經驗與啟示

（一）找准不同利益主體的最大公約數，是“雙報到+小區黨建”持續深化的源頭活水。“雙報到”實現了不同領域組織、不同身份黨員和群眾之間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在這一工作中，我們重點是要回應和滿足社區群眾多元化的精神和物質需求，但同時也不能忽視機關單位對於豐富機關黨建活動形式、延伸機關黨員監管觸角的工作需求﹔不能忽視社區“兩委”對於吸納整合各方資源，增力減負的治理需求﹔不能忽視機關黨員對於豐富業余文化生活、實現社會價值的精神需求﹔不能忽視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參與社會事務的成長需求。實踐証明，隻有從多個維度找准不同利益主體間的訴求結合點與平衡點，以互惠互利為准繩探求最大公約數，才能有效調動各方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雙報到+小區黨建”乃至整個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內生動力。

（二）提升黨員群眾的組織化程度和一體化水平，是“雙報到+小區黨建”落實落地的根本保障。“雙報到”的過程，也是不同領域組織、不同身份黨員和群眾之間社會關系跨界重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任何黨員個人甚至基層黨組織的能量都是有限的，隻有通過黨內組團、與社會資源組團等方式置身於群眾中，黨建活動的社會價值才能夠通過“蝴蝶效應”不斷擴散和放大。同時，群眾個體的認知水平也是有限的，隻有在黨組織引領下充分組織起來，才能在面對不良思想和非法組織時找准方向，避免成為一盤散沙，在自治共治中形成合力。實踐証明，“雙報到+小區黨建”無論採取何種模式，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無論探索到哪一階段，強化黨群融合、提升黨員群眾組織化程度和一體化水平，都是根本要義。

（三）運用和探索智慧黨建平台，是提升“雙報到+小區黨建”質效的助推之翼。“雙報到”的過程，還是黨建工作主動適應經濟社會信息化發展需求、萬物互聯格局趨勢，不斷強化在虛擬空間中擴大社會影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通過運用“大數據”建立兼容統一的黨建雲平台，構建以街道為中樞、社區為節點、小區為末端的智慧黨建運行體系，差異化利用手機端微信企業號、電腦端網頁平台、后台數據庫等的不同特性，強化對信息推送、活動參與、評論互動、數據統計以及成果展示等重點環節的功能化管理，可以實現讓黨組織和黨員在更大社區范圍內、更大自由度地認領項目、參與服務，不斷拓展區域化黨建的內涵和外延﹔可以實現在更大范圍內更科學客觀地獲取社會各階層的意見訴求和綜合評價，並實現痕跡管理電子化。“雙報到+小區黨建”的實踐証明，黨建工作要領跑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建好線上陣地成為思想輿論“鐘擺效應”的制高點和控制器，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