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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輩子還做黨的人”——追記北京衛戍區某干休所離休干部周智夫

2018年04月27日14:21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原標題:“下輩子還做黨的人”

周智夫在干休所小花園讀報。

陽光溫柔地洒在周智夫臥室的窗前,幾本理論書整齊地摞在窗台上,放大鏡、助聽器、筆記本在一旁靜靜地躺著。隻不過,它們再也等不來那個以身許黨的老人了。

2018年3月28日,跨越了94年歲月長河的老黨員、北京衛戍區某干休所離休干部周智夫平靜地走了。

他黨齡75年,在槍林彈雨中面對生死考驗,毫不退縮﹔他信念堅定、對黨忠誠,歷經10余次部隊整編,20余次崗位變換,4次跨省調動,堅決服從﹔他艱苦奮斗、克勤克儉,一件老軍裝穿了30多年,一套舊家具用了近40年,抗戰時期老干部的醫藥費年標准,他連一半都用不到……

“我過世之后,不通知任何親朋好友,一是都老了行動不便,二是稍年輕的工作忙離不開。”

“不給干休所領導和兒女留下麻煩,不保留骨灰和空骨灰盒!”

周智夫臨走前留下遺囑。

4月的北京,繁花正艷。周智夫的骨灰隨著春日的和風飄散在生機勃勃的大地上,他的生命再次融入他愛的這片土地,永遠不會分開……

“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一生來報答”

熟悉周智夫的人都知道,他的左肩窩裡有一個彈孔,右肋處深深凹陷,有一道長約10公分的傷疤。傷疤見証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赤膽忠誠,見証了黨對革命同志的不拋棄不放棄。

“當年戰斗環境那麼惡劣,黨都沒有丟下我。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一生來報答。”每次想起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周智夫總是老淚縱橫。

1946年4月,周智夫任新四軍淮北七分獨立四團二營四連支部書記,在安徽濠城外狙擊國民黨軍隊搶糧的戰斗中,一顆子彈打中他的左肩,貫通右肺。戰友們沒有放棄重傷的周智夫,一邊與敵人殊死戰斗,一邊用擔架抬著他7次輾轉治療,把他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

那些不顧個人安危的戰友,那些為新中國獻出年輕生命的英勇戰士,成了周智夫一生揮之不去的思念。報答黨的救命之恩,為這些無名戰士做些事情,是周智夫生前最大的心願。

“沒有黨就沒有我們全家的今天,我這輩子是黨的人,下輩子還做黨的人。現在歲數大了,做不了什麼事了,隻能交點黨費,把下輩子的也交了。”今年1月,躺在病床上的周智夫交代子女,拿出自己的12萬元積蓄,作為黨費上交黨組織。二女兒周衛平算了算,按父親每月要交的黨費標准,這12萬能交106年。

相交50年的戰友聽說周智夫交大額黨費的事,驚訝之余都心生敬意:“老周一輩子省吃儉用,家裡日子過得緊巴巴,卻做了這樣的大事,了不起!”朝夕相處的家人卻並不意外:“這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一名老黨員對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

1924年,周智夫出生在江蘇省睢寧縣王集區馬淺鄉馬淺前村(現為睢寧縣張圩區)一個農民家庭。他對共產黨最初的印象,記錄在他向黨組織遞交的材料《歷史思想自傳》中。

“大約十五歲時,村子裡第一次住八路軍,開始不敢接近,后來聽他們講話很和氣,臨走時也不拉差抓夫,當時我想八路軍這個隊伍真好……周道粉同志常講,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共產黨為的是人不受壓迫。”隨著了解不斷深入,周智夫逐漸萌生了加入革命隊伍的念頭。1943年,他由村長周道粉介紹,秘密加入黨組織,1944年參軍入伍。

19歲的懵懂青年,自此與黨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緣分,持續了整整一輩子。

周智夫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先后參加了江蘇睢寧縣高作鎮、安徽靈璧縣后馬家等10余次戰斗,落下三級甲等傷殘。他歷任新四軍淮北軍分區獨四團二營四連支部書記、重慶炮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長、第二炮兵某基地醫院副政治委員、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七院軍管會副主任等職。

“在黨不斷培養教育下,我逐漸提高了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從一個無知的青年農民,改造成一個革命戰士,並確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觀……我願在需要時,以個人生命貢獻給黨的事業。”入黨參軍、投身革命,為周智夫打開了一片新天地。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決心用生命來捍衛。

不論歲月變遷,這份忠誠信仰始終堅定不移。

2016年8月的一天,干休所衛生所所長張杰軍去周智夫家巡診,周智夫正在看電視。當看到周邊某個國家挑起事端的新聞時,周智夫一把拉住張杰軍的手,憤慨地說:“我們的領土是戰士們用一滴滴鮮血換來的,絕對不能被人佔了。隻要國家需要,我還要上戰場,你們年輕人也要主動請戰!”

從連隊指導員到醫院副政委,到后來成為軍管會領導,周智夫深切體會到了學習對自己思想的充實、改造和升華,一直將黨的理論作為真經來信奉:“精神上的‘鈣’不能丟”。

入黨之初,他經常在煤油燈下學馬列、學毛著。投身革命實踐,他更是抓緊一切時間學習,用學習成果推動工作。年逾九旬,他一如既往聽廣播看新聞,放大鏡、助聽器、筆記本,成了他隨身帶著的學習“三件寶”。

有一次,小女兒看到周智夫躺床上,手拿放大鏡吃力地讀報紙,就心疼地埋怨他不注意身體。周智夫嘿嘿一笑:“看不了報紙才會影響身心健康。”

“他很少出門,所裡組織的踏青、秋游他很少參加,但卻把參加組織生活看得比啥都重要,上黨課一次都不落,每次都提前到。”干休所第一黨支部支部書記王清文記得很清楚。在周智夫看來,“過組織生活就像過日子,要認認真真過。”

2016年5月的那堂黨課,干休所政委姜東軍想起來就鼻子發酸。

那天,姜東軍上“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黨課,周智夫像往常一樣坐在第一排認真聽課,只是背比以前更彎了。黨課結束了,其他同志開始退場,姜東軍發現周智夫遲遲不走,就走過去關切地問:“周老,已經下課了,我送您回去吧。”

“姜政委,我身體越來越不好了,以后就不能再參加咱的組織生活了,今天我特地向你請個假。”周智夫吃力地撐直身體,一字一頓地說。

看著眼前這位嚴肅認真的老人,姜東軍心頭一顫,淚水在眼底打轉。“一個老同志,身患重病還堅持上黨課,實在撐不住了才向組織請假,這是多麼強的黨性!”姜東軍說,周老是干休所裡年齡最大的老干部,來上課的時候都是勾著腰,弓著身子,拄著拐杖,要老伴兒攙扶才能到教室來。

也許這是最后一次跟大家一起過組織生活了,周智夫不舍,留戀,想在教室裡多待一會兒,多看一眼……

“革命軍人四海為家,黨叫干啥就干啥”

1945年,周智夫任連隊指導員,部隊攻打睢寧縣高作鎮的戰斗結束后,組織決定將他所在的五連和六連合並。他由正職調整為副職,毫無怨言。皂河打下后,上級又調他去地方區隊,由前方到后方,他說:“革命軍人四海為家,黨叫干啥就干啥。”

周智夫投身革命75年,4次跨省調動,20多次調崗,他毫無二話,絕對服從。“老周這一輩子走南闖北,他走哪,我們跟到哪。”19歲就嫁給周智夫、相伴終老的婁淑珍無怨無悔。

婁淑珍記得,1957年,一紙命令下來,要周智夫離開生活了33年的家鄉,從江蘇新四軍淮北軍分區某團調往重慶炮校工作。他們倆帶著4個未成年的孩子,拎著兩個竹編包就去了重慶。一家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穩定下來,1968年,組織又派他去第二炮兵某基地醫院工作,他毅然帶著一家人趕赴雲南。

家越搬越遠,條件越來越差。由於住房緊張,全家人借住當地老鄉家一個廢棄的房子,生活十分艱苦。親朋好友不理解:“你就不能找領導說說,給自己換個好點的地方嗎?”周智夫卻很樂觀:“現在全國都在搞建設,到哪裡都是組織的安排,我是黨員就要聽黨的話。”

“小時候特別不理解父親,尤其是看到一個大院的小朋友家分到了好房子,而我們總是讓房子的時候,就覺得父親無能。”周衛平抱怨。

孩子眼裡的“無能”父親,在外人看來卻是無私。

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回憶,1984年干休所組建之初,由於配套設施不完善,一些同志不願搬。

“我先搬!”周智夫第一個站出來。

一樓衛生條件差、採光效果不好,很多人猶豫不決。周智夫體會到組織的難處,主動領了一樓的鑰匙。

正當周智夫一家就要搬家時,朱南璋又面帶難色找周智夫商量:“老周啊,二樓有位老同志腿腳不方便,你看……”二話不說,周智夫爽快地交換了鑰匙:“我住哪兒都一樣。”

“多為組織著想,多替組織分憂,多給組織添彩﹔少向組織提要求,少對組織講條件,少給組織添麻煩。”這“三多三少”是周智夫愛黨信黨報答黨的做事原則。

1986年,為了方便住戶儲備腌菜,干休所在樓下為每家每戶挖了一個菜窖。但由於空間限制,菜窖很小,上下不方便,頭很容易撞到菜窖的上岩壁,不少離休干部對此意見很大。好事沒辦好,反而遭埋怨,所領導壓力很大。

64歲的周智夫又站出來了,拉著老伴,滿頭大汗地在菜窖前上上下下走了很多回,摸索出了“正走三步反身下”的方法,有效解決了碰頭的問題,平息了菜窖風波。

“愛鑽研,工作狂。”在單位同事眼裡,周智夫把工作當事業來干,長年累月加班熬夜,樂此不疲。

在雲南工作的時候,周智夫的家離單位隻有10多公裡,但婁淑珍卻很難見丈夫一面。他每周回來一次,很多時候都是趕著飯點回來,吃完飯又匆匆返回單位。

幾十年如一日,周智夫不僅不折不扣完成黨交給的工作,而且當面背后一個樣,對黨坦誠,決不當“兩面人”。

那個年代,他明知道貧農成分更好,仍如實報告家庭經濟狀況:30畝地、4間茅草房、1塊梨園、1頭牲口、2輛小平車。最終被劃為中農。

他敢於向自己開刀,向黨坦白自己的錯誤:入伍不久,家人私用村裡為民兵夜間查崗放哨捐獻的5升糧食,我知道后沒有及時報告﹔戰爭期間,我帶一個排破壞敵人電話線,回來途中,因為向導帶錯了路,我一時沒控制住自己,和向導起了沖突,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響……

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這就是周智夫。大家都說:“在組織和同志面前,他是個簡單、純粹、透明的人。”

“國家的錢,更要省著花”

“別人拿上藥,都先問藥怎麼吃、怎樣能把病治好,可周老第一句話是,‘這藥我吃符合規定嗎?有沒有超出標准?’”2014年7月,周智夫骨質疏鬆病情加重,接連發生兩次壓縮性腰椎骨折,干休所衛生所所長張杰軍給他開了兩種進口藥,直到解釋清楚是治療用藥,符合規定之后,他才放心。

今年2月,周智夫因為身體狀況差,一直住院治療。病情稍微好轉一些,便跟家人商量:“我在醫院多住一天,就得多花好些錢,咱盡快回家吧。”女兒告訴他:“不用花個人的錢。”他聽后很不高興:“國家的錢,更要省著花。”

作為抗戰時期的老干部,周智夫醫藥費統籌年標准是2.8萬元,他平均每年一半都用不到:2015年藥費為10988元,2016年7041元,2017年7166元。近20年,他沒有外出療養過一次。

周智夫對自己嚴,對家人也絲毫不含糊。

幾十年了,周老和老伴的用藥,是嚴格分開的。干休所醫生劉梅芳解釋:“周老和老伴吃的一種藥,都叫腸溶阿司匹林,但周老吃的是進口的,老伴吃的是國產的。每次開藥,都是兩張單子。”

“我倆的醫療保障標准不一樣,我的藥她不能用。不能一人公費醫療,全家免費吃藥。”在這事上,周智夫丁是丁、卯是卯。老伴也是同樣的想法:“不能佔人便宜,要不睡不著覺,不好。”

2012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孫女帶著孩子來北京看望他,孩子忽然發燒急需到醫院治療。孫女沒打上車,焦急地求助周智夫:“爺爺,您幫我安排一個車吧!”

“那是公家的車。”周智夫回絕:“咱們還是自己想辦法。”

夜深了不好打車,孫女不得已以周智夫的名義跟干休所要了車。周智夫知道后嚴厲批評:“我們家從沒因私事用過公車,你這樣做壞了規矩,以后不能這樣子,否則就別來了!”

“我是農村家庭出身,之前沒接觸過這麼高級別的干部。但我到周老家巡診時一看,首長家裡的擺設這麼簡朴啊!”張杰軍看到,周智夫家裡沒一件名貴家具、高檔電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折疊飯桌、70年代的沙發、鋼管床,60年代的立櫃,在北京已經很少見了。

周智夫有一個陳舊的兩開門木質衣櫃,這個衣櫃跟隨了他數十年,裡面裝的衣物卻寥寥可數。

去年,大兒子周華來家看望,發現父親沒有一條像樣的短褲,現有的都穿了很多年,手洗時稍微用點力就能搓爛。他立即給父母各買了3條。即便如此,周智夫還是緊著舊的穿,3條新的始終都沒穿過。

周智夫戎馬一生,對軍裝情有獨鐘。但凡隆重場合,都會穿著熨得筆挺的軍裝。一套軍裝,他穿了30余載,領口都洗得發了白。兒女們多次勸他買一套新的,他都沒有同意,“隻要軍裝不影響軍容,就沒必要破費買新的。”

勤儉慣了的周智夫還專門制作了《生活備忘錄》小冊子,記錄除伙食外的家庭開銷。從小到兩塊錢的燈泡,大到上千元的電器開支,每一筆都詳詳細細,從2009年到現在,平均每月開銷僅幾百元。他說:“我的工資是黨給的,留著以后有大用。”

就是這個“摳門”的周智夫,在60年代生活困難時期,還擠出錢資助6名親戚念完中學,在鮐背之年向黨交納12萬元大額黨費。“周老對物質和功名看得淡,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