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在哪裡

　　編輯同志：

　　您好！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聯組會上關於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講話，再一次引起了我對政黨制度的關注和思考。可否請有關專家解答一下，新型政黨制度的提出有何歷史和現實依據，有何意義？謝謝！

　　朝陽讀者 邱正麗

　　約請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博導張榮臣作答

　　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聯組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講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執政的制度自信，也表明這一制度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

　　從資產階級政黨政治蛻變來看

　　政黨是一種歷史現象，是西方議會民主發展的產物。最早出現在英國，后來在資本主義各國普遍發展起來。早期的政黨，如英國的輝格黨、法國的雅各賓俱樂部、青年意大利黨等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時期，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他們所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是進步的革命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封建等級制度和宗教特權的要求，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對於歷史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在資產階級確立了它的統治以后，這種政黨制度逐漸演變成了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典型的是美國。美國兩大黨的存在和選舉的壟斷，不僅把工人階級和一般群眾的大多數人納入自己的控制范圍，而且使工人和一般群眾隻能在兩大黨的候選人中作出沒有區別的選擇，工人階級政黨根本無法立足。列寧早在1912年11月寫的《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意義》一文中就指出，英美的兩大黨是阻止工人政黨即真正社會主義政黨產生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列寧認為，民主黨是代表奴隸主利益的政黨，共和黨是贊成解放奴隸的。在黑人解放以后，兩黨在政策上就沒有根本的區別了，所謂的兩黨制已經破產，兩黨的存在實際上是為了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

　　本來人們對政黨的實質和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的認識是很清醒的，因而在馬克思主義的語義學裡，那種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政黨政治就成了一個人們棄之不用的負面詞。但遺憾的是，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構建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

　　從蘇聯東歐共產黨執政教訓來看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對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作了勾畫。他們指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這一點同其他的工人階級組織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共產黨又不是一般的無產階級政治組織，而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但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以后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講得不多，更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制度的任何方案。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早期建立了一個多黨聯合的權力機構，但蘇維埃中多黨合作制度並未維持多久。1921年3月，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參與了喀琅施塔得叛亂，蘇維埃政府鎮壓了這次叛亂，也就實際上取消了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合法地位。到1922年底，形成了布爾什維克黨一黨執政的局面。嚴格說來，列寧更多的是論証了關於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具體到如何執政，如何構建一個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制度，卻沒有更多的論述。

　　20世紀80、9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垮台，這些國家共產黨失去了執政地位，西方許多政治家和學者據此宣告，社會主義已經“死亡”，“共產黨執政已成為過去”。回顧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在20世紀執政的歷史，思考蘇東發生劇變的原因，確實有一個如何走出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老路，探索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新路來的問題。也就是說，通過總結這些黨執政的經驗教訓，探索共產黨如何在21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構建一個不同於資產階級的也不同於蘇聯的政黨制度，更好地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從而更好地鞏固執政地位，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就成為當代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色

　　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以來一直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這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這一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在這一制度中，堅持共產黨領導是基本前提和政治基礎，各民主黨派是與共產黨共同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摯友、諍友關系，是參政黨與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親密團結、合作共事的關系，而不是多黨競爭、互為對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政黨制度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學說，又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在哪裡，自信從何而來

　　我們一定要有這種制度自信，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講話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從理論研究的角度說，關於政黨和政黨制度，我們要有自己的話語體系。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創新和發展讓世界上一些國家看到了我國政黨制度的新模式和政黨關系的新方式，為世界政黨制度的創新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但這裡有一個如何形成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也就是話語權的問題。過去一說到政黨，就是西方的政黨政治，一說到政黨政治，就是西方的選舉大戰。其實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不是這樣的。在西方，執政黨就是領導政府的黨，而不管是否在議會中佔多數。執政黨一般不直接參與政府決策和政策執行，而是以政府首腦的名義發揮間接作用。共產黨執政的內涵比西方執政的概念要寬泛。共產黨不僅掌握著國家最高行政權，而且要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起領導作用，要對中央權力機關、地方權力機關和國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起領導作用。西方存在執政黨，就有反對黨，雙方都隻有在這種矛盾關系中才能存在，即沒有反對黨，就不存在執政黨﹔反之亦然。執政黨和反對黨皆在議會內活動，在議會組建各自的議會黨團。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執政與參政的關系和互相監督，而不是說共產黨與其他政黨誰執政誰在野。迄今為止，共產黨都是在革命中奪取政權的，黨是革命的領導核心，同時也是革命后國家政權建設的領導核心，並直接掌握國家政權。因而，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承擔了雙重角色：一是領導核心，二是執政力量。在社會主義政治條件下，這雙重角色是相互統一的：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黨執政的政治前提﹔而黨的執政是黨領導核心作用的具體實踐。可以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團結合作，為共同的目標團結奮斗，是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區別於西方多黨制的根本特點，也是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優勢所在。如何說透這些理論問題，我們要真正建構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原創性、標識性的核心理論和思想。

　　從實踐意義上來說，關於政黨和政黨制度，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制度自信。中國共產黨建黨97年，執政69年了。新中國成立69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在政治發展的模式上也有許多新的創造。人們在看到中國發展成就的同時,也在思考這一成功的發展模式和經驗是什麼。盡管對此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把中國發展成功的經驗放到歷史坐標中，我們會清晰地判斷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成功的關鍵。從我們的政黨制度上來說，就是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又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體現了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我們要進一步堅定制度自信，發揮好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

　　最近幾年西方興起的民粹主義潮流，包括一系列的“黑天鵝”事件，看似復雜，其實是西方自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產生以來人們對精英政治的一種反抗，這種反抗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資本主義的政治再包裝，它也是為了少數人的，而馬克思主義政黨強調政治是為了社會最大多數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群眾根本利益。歷史反復証明，一個政黨也好，一個政權也好，得民心則興，失民心則亡﹔一定要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訴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我們有了這種新型政黨制度，就要充分運用這一政黨制度，還要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進程中不斷完善這一制度。運用它是要通過政黨協商這一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完善它，是要進一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獨特優勢，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搭建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多黨合作的更廣闊的舞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發揮更大作用。（張榮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