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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紅船精神:中共革命精神譜系再定位

2017年12月06日10:36    來源:半月談

這是浙江嘉興南湖上,按照當年畫舫仿造的游船,供游人瞻仰

精神力量

政黨精神,內蘊著一個政黨的根本價值理念,外顯著一個政黨的基本歷史形象。同世界上任何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長河都極其波瀾壯闊、光輝燦爛,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極其豐厚多元、鼓舞人心。上世紀20年代,國內政黨亂象紛呈,有的政黨由少數幾個人發起,再拉攏幾個軍政界人士,就可以招收黨徒、開展活動,但多數難成大事。當時,影響最大的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但他在二次革命失敗后總結原因時就認為,“非袁氏兵力之強,乃同黨人心渙散”。

辯証唯物主義認為,一定條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鄧小平同志曾說,“革命精神是十分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曾林平等人認為,如果沒有時代價值,不能發揮對現實的指導作用,任何一種精神都會失去存在意義。中國共產黨白手起家成大事,靠的就是精神的力量。

翻開中共黨史,革命戰爭時期就有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而廣義的中國革命精神,還包括和平建設時期的精神,如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勇於改革、嚴於律己等,也包括雷鋒精神、鐵人精神、焦裕祿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創造了無數奇跡,歷經磨難而信念彌堅,飽嘗艱辛而斗志更強,千錘百煉而意志愈剛,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就是因為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支撐。這些精神力量引起了從國內到國外、從東方到西方諸多機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

從哪裡來

站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將實現的歷史節點上,中國共產黨到了該梳理自己精神鏈條的時候了。同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相比,在過去幾年間,社會和學界對紅船精神的關注和研究都不夠。

由於革命中心分散、歷史人物復雜等因素,對於建黨初期的精神,無論命題還是研究,長期處於空白。曾有人認為,中國革命精神源頭是井岡山精神。倘若如此,就沒有辦法解釋1921年到1927年間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

嘉興市委黨校副校長徐連林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鏈條上缺少黨的創建這個歷史階段,將不足以全面、完整地反映革命精神的歷史,不利於黨內核心價值形成和代際更替背景下的價值認同。而紅船精神完善了中國革命精神鏈條的起點,實現了我們黨精神創建史與發展奮斗史在時間序列上的高度一致。

中國共產黨在哪裡成立?客觀來看,上海和浙江嘉興南湖,都為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南湖革命紀念館的史料記載著,在紅船上通過了黨的綱領和第一個決議,確定了黨的名稱,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完成了建黨使命,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從這裡走上歷史舞台。因此,可以用“上海孕育,浙江落地”8個字形容建黨過程。

紅船精神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盡管90多年前就已經存在,但以理論形態提出是2005年的事,直到今天才逐漸得到廣泛認同。那麼,紅船精神的提出和確立為什麼這麼晚?

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高凡夫等學者研究認為,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共誕生地在上海,因而忽視了南湖會議和紅船在中共創建史上的地位。再者,民主革命早期,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是否形成,曾一度在學界存疑。因此,就1921年到1927年間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提出一個讓學界和廣大干部群眾所接受認可的概念,需要很大勇氣。

人們對歷史的認知有一個過程。盡管紅船精神是在2005年才提出來,但它對應了建黨之初由史實所生發出的政黨精神,詮釋著中國共產黨過去、當下、未來的歷史智慧、歷史邏輯、歷史責任。

源流之爭

關於中國革命精神之源,學界一直存有爭議,有的認為是井岡山精神,有的認為是紅船精神。究竟誰是誰非?

恩格斯說過,“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毛澤東同志也做出“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的論斷。因此,在紅船上結束的中共一大南湖會議,不僅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是其革命精神的起點。

上世紀90年代,紅船精神還沒有概括提煉,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中,井岡山精神最早,因而成為源頭。但隨著西柏坡精神、蘇區精神、紅船精神等相繼提出,就需要從更廣闊的視野來把握和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譜系。

各個階段的革命精神中,有其內在的基因聯系,要防止孤立性地看待。比如井岡山精神中的“實事求是、敢闖新路”,延安精神中的“理論聯系實際、不斷開拓創新”,與紅船精神中的“首創”是一脈相承的;井岡山精神中“堅定信念、艱苦奮斗”,以及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相關表述中,均有紅船精神中“奮斗”二字的影子;紅船精神中的“奉獻”,在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表述中也得到了延展。

強調紅船精神的地位,並非否定、貶低其他精神。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李忠杰認為,所有這些精神,追根溯源,都源自紅船精神。因此,紅船精神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源與流的關系。這些精神各有側重,又一脈相承、接力發展,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完整的精神鏈條和整體精神風貌。

建黨精神

紅船精神提出至今整整12年,從中央有關部門到理論界,對紅船精神的研究和討論,呈現出一條從冷到熱的軌跡。以紅船精神為牽引,推動中國共產黨政黨精神建設借梯登高,顯得迫在眉睫。

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是,近年學界對紅船精神的研究,越來越集中於“建黨精神”上。多位學者建議,發揮紅船精神作為中國革命精神之源的統領作用,打造“建黨精神”,從而推動形成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精神支撐和動力之源。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紅船精神就是“建黨精神”。

對此,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

首先,中國共產黨需要“建黨精神”嗎?20世紀初,經歷了從幫會、社團到政黨等政治組織形態的中國,正處於政黨林立的時期,各種組織、政黨一一登台,也大都謝幕,有的甚至成了人民的對立面。這些曇花一現的政黨很難說有其建黨精神。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原主任陳水林認為,提煉“建黨精神”對歷經滄桑仍生機勃勃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大事,有助於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之源。

其次,紅船精神是“建黨精神”嗎?根據相關史料分析,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政黨理論就開始形成。來源主要是三個渠道:一是李大釗、李漢俊、陳望道從日本帶回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二是蔡和森等從法國搜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材料;三是瞿秋白等把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真實情況全面系統地介紹到國內。在政黨理論構成上,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綱領、組織原則,分別在紅船上通過的各類建黨草案中得到了體現。而建黨精神就是一個政黨創建過程中形成的理論綱領、奮斗目標所展現的精神感召力。因此,支撐紅船精神的這些關鍵史實,同樣是“建黨精神”形成的最重要標志。

尋找初心

多年來,在全國社科理論界辛勤付出、大力推動下,紅船精神研究已從一般性的學術討論上升為體系上的全面闡述。中宣部將紅船精神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程重大課題,為紅船精神研究工作提供了更高平台、更大空間。

紅船精神趨熱,說明了“尋找初心”正成為人們內心深處的共鳴。

沒有歷史照進的未來,注定是蒼白的。當我們今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時候,必須追根溯源,明確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本著“從歷史中塑造民族精神”的考慮,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探尋精神之魂,以此認識和把握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從而激發繼續前進的信心和勇氣。

紅船精神趨熱,時刻提醒著,黨的精神建設是根治精神懈怠的必然選擇。

中國共產黨經歷的曲折和磨煉,超過了近代以來任何一個黨派,在國際上也是罕見的。建黨時的13位代表,在28年革命戰爭期間,有的壯烈犧牲,有的面對困難挫折放棄革命,有的脫離黨組織,有的叛黨叛國,僅有2人站到了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上。紅船所在的浙江,當年作為國民黨的“模范省”,斗爭環境極其惡劣——民主革命時期,中共浙江省委自1927年創建到1929年4月撤銷,省委書記或代理書記換了近10人,其中多人被捕犧牲。今天重新討論紅船精神,就是為了提醒當代共產黨人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居安思危、砥礪奮進。

紅船精神趨熱,提出了黨員代際傳承中強化黨的意識的新命題。

當前,基層黨組織建設中,新老黨員之間在思維方式、知識結構、價值觀念訴求等方面存在明顯代際差異。建黨初心、精神之源是否會在代際更替中消退,值得高度警惕。團中央發起了“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培育工程”,而從平均年齡28歲的13位一大代表身上生成的紅船精神,給“青馬”工程提供了豐厚的精神資源。

深化對紅船精神等黨的系列精神的研究,存在不少現實難點。比如,紅船精神研究地域色彩明顯,多集中於浙江,集中於黨校等社科研究機構和黨史研究部門,研究力量相對分散,與其地位不符。

另外,包括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在內的系列革命精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碎片化、階段性特征明顯,有的相互割裂、相互沖突,缺乏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完整邏輯論述。

因此,應該整合研究力量,組建專門機構,建立保障機制,把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研究列入國家層面課題,為迎接建黨百年做准備。紅船精神進入理論界和公眾視野較晚,尤其要加大研究力度,打造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的權威資料中心,向海外推出包括紅船精神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推動中國共產黨不斷走向世界政黨舞台中央。(記者 李亞彪)

(責編:宋美琪、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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