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楚水淒涼地，舊貌憑何換新顏？

“巴山楚水淒涼地”，“蜀道難於上青天”，是千年前唐朝詩人劉禹錫、李白對這片土地的感嘆﹔“巴山巍峨聳九天，英雄鏖戰憶當年”，是近百年前紅軍播撒革命火種，為新中國誕生鏖戰的見証﹔“山高水低石頭多，出門上坎就爬坡。羊兒下山要人抱，賣個豬兒要抬轎”是兩年前巴蜀山區群眾自編自嘲的生活再現。

而如今，生態為要，紅色為魂，這片土地精神煥發出了新活力。一場脫貧攻堅戰正在吹響號角。巴蜀人民正在這場新時代的戰斗裡，突破舊時的地理限制所形成的致富屏障，以金融精准扶貧實現舊貌換新顏。

惠民生：算清金融精准扶貧賬

“馮書記，能帶我去你工作的地方看看麼？”很難想象，這是一位3年級的小姑娘在過春節時，對爸爸說話的口吻。在她眼裡，過去兩年來，幾個月也見不上一面的爸爸似乎不像是一位父親，更像是一位“書記”。

說起家庭來，馮勁鬆，這位曾經在戰場上立過一等功，又奮斗在脫貧攻堅第一戰線的第一書記也有一絲遺憾。然而，幾乎是下一刻，他立刻就開始“叨叨”起了北斗村的那些事兒。

2016年3月，馮勁鬆來到巴中市恩陽區西南部北斗村的時候，這裡道路不通，自來水、天然氣都沒有接入。村子裡還是靠天吃飯，以傳統耕種養家糊口，351戶村民裡288戶都住在土坯房、危舊房中。

作為人民銀行巴中市中心支行選派的定點幫扶“第一書記”，馮勁鬆反而被這種環境激起了一種越難越要上的勁頭。“當時領導問我，老馮啊，你之前打過仗，立過功，現在還能吃苦麼？第一書記可不是個輕鬆活兒。我就回答三個字：沒問題！”

就在這句“沒問題”后，馮勁鬆一頭扎進村子裡，開始調研，並結合人民銀行的金融精准扶貧政策，與當地政府、村委及各類金融機構商討，拿出了一系列方案。“我們當時的想法時，人民銀行有各種金融扶貧的優惠政策，我們要用活各類精准扶貧貸款，引進發展產業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貧困戶發展，同時推動當地的產業。”

馮勁鬆開始躊躇滿志布局后，很快發現，事情進展並不順利。在一開始的土地流轉環節，就有村民產生了抵觸情緒。

“我家的土地一直都是種田的，土地的條件好，能掙錢，你們給我500、600就想打發我，這不可能。”村民肖方友立刻跳出來，堅決反對。

這樣的聲音不止一家。面對質疑，馮勁鬆化身為“會計”，開始給大家算賬。“就肖方友一家，我連續去了6次，開始他都不讓我進門，后來大家坐下來，他漸漸得也聽得進去了。以前一畝地，拿來種水稻、或者種玉米，一年下來1000多斤得收成，拿出去賣也就600、700。現在拿出去流轉，一等（能種水稻）的地600，二等（能種玉米、紅薯）地一畝500﹔此外，勞動力也解放出來了，你願意去村上引進的獼猴桃、甘蔗產業園裡工作，一天就是60，一個月干20天就是1200，自家旁邊的小塊自留地上也還能種點菜﹔除了土地流轉收益和返聘務工收入，貧困戶的話，既可直接獲得村級基金增值收益分紅，也可投資專合社或企業參與利潤分紅，每年大概獲益4000元﹔或者你要是願意自己做點小買賣，村子裡也就支持你。”

這筆賬一算，很多村民們立刻就轉過彎了。“像一些不願意改變的，我們就堅持、多次登門拜訪，從他們的親友開始說服，讓鄉親們一起幫他算賬。大家認識轉變得也比較快。”馮勁鬆回憶起那段時間，各種挖空心思的說服工作，這筆“經濟賬”每天都得算好多遍。

當然，土地流轉只是第一步，馮勁鬆明白，唯有發展產業才能獲得持續支撐。為此，北斗村引入巴中市晨嵐農業有限公司、巴中市大自然農業科技公司，流轉土地1000余畝，探索“金融＋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貧困戶”、“養牛——甘蔗——養牛”生態循環農業等種養殖產業扶貧帶動模式，種植獼猴桃218畝，甘蔗216畝，發展漁業養殖60畝，黃牛養殖基地10畝。

“產業支撐的第一桶金，以及撬動后續貸款的擔保基金來自金融系統的支持。作為北斗村的定點幫扶單位，人行巴中中支、市金融辦聯合組織全市金融系統捐款104萬余元設立“北斗村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主要用於北斗村發放各類精准扶貧貸款，以及入駐該村發展產業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貸款，進行擔保和發生損失后的風險補償，引導銀行放心貸款。”馮勁鬆介紹。

目前，興隆鎮上的合作銀行已運用該基金擔保向入駐北斗村企業發放貸款300萬元﹔同時，借助“扶貧再貸款+扶貧小額信貸”模式，向合作銀行發放扶貧再貸款500萬元，重點支持建檔立卡貧困戶，切實降低貧困戶信貸資金融資成本。目前，合作銀行利用資金創新推出了“銀行+企業+專業合作社+公司+貧困戶”模式，向北斗村64戶合作社社員，發放扶貧小額貸款320萬元，帶動每戶增收近4000元。

促發展：壓力激發競爭力

“說句老實話，扶貧工作不容易。我們這幾年的體會就是，真扶貧的任務壓力特別大。一方面這個工作必須扎實做，不走樣，另一方面，算總賬還不能虧本。農發行現在精准扶貧貸款利率大概在4.2%，而我們發債獲取資金成本在4.1%。考慮到人工、網點等其他成本，我們在扶貧這一塊確實面臨極大壓力。”農發行四川省分行黨委書記、行長熊鈞直言金融機構的痛處：扶貧貸款單筆數額低，但交易數量大，頻次高，同時利率相對較低，發放對象抵押物不足，信用記錄相對缺失，的確面臨較高的成本和風險壓力。

毋庸諱言的壓力，在必須完成的硬任務面前，有了新的含義。盡管商業銀行的幾位行長都在“吐槽”人民銀行強硬、嚴格的考核機制，戲稱其為“挑剔”，但他們也感受到了這番“嚴苛”后的苦心，這種“責任”下的機遇。

“放出去的錢要收得回，這也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說到底，無論是貧困戶，還是金融機構，都講究可持續。因此，培育優勢產業，扶持龍頭企業，借此帶動農戶、貧困戶增收致富，正是大家探索出的一條道路。” 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貨幣信貸處處長劉本定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針對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特別是對貧困戶有帶動作用的企業，借助扶貧再貸款，推出了一些創新型的金融產品。”

“禽畜活體質押”貸款即是其中一例。受益者旺蒼縣柏林禽畜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規模化生豬養殖企業。公司全年可實現自繁自養生豬3.5萬頭，被廣元市農委評為市級龍頭企業，養殖場被評為省級示范場。同時，公司還和貧困戶建立了多種合作。通過固定分紅、分散養殖、吸納務工等多種方式帶動貧困戶發展。

“我們與貧困戶的合作形式多樣，約束力也較弱。在買賣過程中，我們堅決不收貧困戶一分錢，不佔他們一分利，主要是通過大家合作，形成規模效應。靠我們自己，每年不到一萬頭豬，在市場上、下游的議價力量相對薄弱，貧苦戶要是自己養豬去賣，更是無法影響到市場價格。而通過這種合作，我們形成了一定規模，在和上、下游企業談判時就更有優勢。我們的利潤起來了，給貧苦戶的分紅、或者通過銷售帶來的直接收益也就更高。” 柏林禽畜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柏林介紹。

然而，市場形勢萬變，公司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吳柏林回憶，“2014年，生豬養殖市場歷經連續低迷三年，公司周轉陷入困難。盡管有千萬元的固定資產，但土地為流轉而來，地上的固定資產無法辦理產權証，不能辦理抵押。求貸無門，加上市場的周期性低谷，一下子讓公司發展進入瓶頸期。就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貴商村鎮銀行伸出了援助之手。”

“按照傳統的信貸政策，柏林禽畜發展有限公司的確不好貸款。但是我們了解情況后，發現公司具有可持續經營的能力，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帶動周邊貧困戶發展。於是，我們把公司的情況介紹給了當時正在蓄力發展的廣元貴商村鎮銀行，並且和該行積極研討解決方案，最終推出了禽畜活體質押貸款，根據貸款戶禽畜活體市場價值最大50%的貸款系數進行授信。從2016年至今，先后兩次使用扶貧再貸款基金，按照基准利率向柏林禽畜發展有限公司發放貸款400萬元。” 人民銀行廣元市中心支行主持工作的侯豐榮副行長解釋。

憑借這兩筆貸款，柏林禽畜發展有限公司實現了“逆襲”。“這些支持可不僅僅是給企業的。我們一直密切關注柏林禽畜對貧苦戶的帶動，確保扶貧再貸款不淪為金融機構‘壘大戶’的工具。在我們的督導下，柏林禽畜利用貸款，在市場低谷時期以租賃、折資入股分紅的方式整合九盛家庭農場等8家養殖企業，帶動1000多戶貧苦戶發展養殖產業，貧困戶人均實現年增收6600元，實現了多贏。”劉本定處長強調。

金融服務的創新不僅讓企業受益，帶動了貧困戶的發展，同時也提升銀行的核心競爭力。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金融機構開始享受與之建立良好合作關系的益處。

在人民銀行的引導下，商業銀行逐漸從畏難情緒中走出來，把壓力轉化為發展的動力，推出了具有自身特色優勢的金融服務。

國開行牽頭推動“基金+貸款+債券”三位一體的融資模式，在達州市宣漢縣、萬源市啟動異地扶貧貸款搬遷后續產業扶貧試點﹔農發行新增了扶貧批發（轉貸）、扶貧過橋、旅游扶貧、教育扶貧、網絡扶貧、光伏扶貧等新的貸款品種﹔農業銀行對貧困地區基層行信貸計劃、財務費用等資源配置單列，開辟信貸事項“綠色通道”，優先在定點扶貧縣推廣使用。

通過網點布設的下沉與數量的激增，金融服務的精准對接和不斷創新，金融機構正在農村金融服務的藍海中贏得先機。 可以說，商業銀行從錦上添花，轉變為雪中送炭，這背后不僅有擔當責任的勇氣，更有借力政策窗口期擴大業務的魄力，以及創新發展的智慧。

優治理：政治工程中的市場邏輯

在不少人眼中，精准扶貧是政府工程，更是一項政治任務。這種強調“公平”的硬任務難免會與金融機構的市場邏輯、追求效率存在矛盾之處。但在央行工作者的眼裡，全面從嚴治黨，打好精准扶貧攻堅戰絕不是紙面文章或高喊口號的政治責任，而是切實發揮金融手段的基本履職目標。

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副行長李鈾就明確，“我們不能單純依靠行政指令去強迫商業銀行扶貧，也要保証商業銀行的發展，並且引導其走上一條擴大經營范圍，打基礎、利長遠之路，這樣才能避免扶貧工作淪為紙面文章，真正激發商業銀行的動力。”

在這種思路下，人民銀行廣元中支的同志將金融精准扶貧總結為“為什麼扶貧”、“資金從哪裡來”，“怎麼貸”、“貸得到”、“用得好”、“收得回”等六大問題，並以“市場化、產業支撐、風險可控”為原則，並提出了針對性的應對措施。

政策引導是從認識上解決“為什麼扶貧”，同時也給出方法論，厘清“資金從哪裡來”、“怎麼貸”、“貸得到”的問題。成都分行通過與地方政府的加強溝通，把金融精准扶貧工作納入了對貧困縣政府黨委班子的目標考核，推動各地黨委政府重視金融扶貧，支持金融扶貧，運用金融解決扶貧資金問題。“雖然隻有2分，但也引起了地方政府部門對這項工作的重視。”李鈾介紹。

不僅如此，在強化金融精准扶貧的政治考核意義外，人民銀行也充分尊重市場邏輯。通過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引導作用，引入央行扶貧再貸款工具，增強了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加大扶貧貸款投放能力﹔同時，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調動金融資源，並通過風險補償機制、保險、完善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等位貧苦戶增信，為金融機構緩釋風險。

“扶貧貸款，特別是扶貧小額信貸形式上是扶貧資金與信貸資金的結合，實質上是依靠財政資金撬動、通過金融資本，促進農村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多種生產要素貨幣化、資本化、市場化，實現農村金融緊密融合、良性互動、協調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而銀行是市場經濟等參與者，銀行放貸必須遵循市場法則。因此，隻有把市場化運作貫穿於金融精准扶貧全過程，金融機構才能積極主動參與，金融精准扶貧才可持續。”廣元中支副行長侯豐榮進一步解釋了人民銀行引導金融精准扶貧工作的內在邏輯。

在這樣的機制下，“貸得到”日漸成為現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四川金融精准扶貧貸款余額2823.4億元，同比增長18.6%﹔同時，金融機構已向省內47.36萬戶貧困戶家庭發發了個人精准扶貧貸款，佔全省貧困戶家庭數的24.2%，而按照家庭成員統計，個人精准扶貧貸款覆蓋率達到了28.8%，信貸資源加快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聚集。

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用得好”與“收得回”。究其本質還在於：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應有之義。其實，金融精准扶貧固然需要疏通資金傳導，輸血“貧困戶”，但更重要的是借此激發貧困戶自造血的能力。

在實踐中，不少貧困戶存在“不知道貸款干什麼”問題，究其原因在於農村產業基礎薄弱，精准扶貧貸款缺乏合格承貸主體。因此，把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放在更加突出等位置，推動農村產業發展與金融資源互動共贏，讓貧困戶看到產業發展希望，才能促進其“敢創業，敢貸款”。也唯有真正帶動當地產業發展，才能實現金融精准扶貧資金“用得好”，從長遠來看也能擺脫扶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收得回”。

“金融到底給社會帶來了什麼？在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引導下，四川各金融機構推進的金融精准扶貧實踐，正是一份生動而充實的答卷，”人民銀行機關黨委副書記、機關紀委書記傅國文表示，“借力金融扶貧再貸款，人民銀行引導各機構創新性推出了‘扶貧再貸款+’的多種模式，讓整個金融體系集中發力，讓央行閘門流出去的每一分錢都充分體現總書記提出的‘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完善黨領導金融扶貧的體制機制’的要求，讓金融精准扶貧真正成為了破解三農問題的民生工程、金融機構培育核心競爭力的發展工程與黨領導下的優化社會治理的政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