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考”精神與黨的“適應性”能力芻議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到西柏坡視察時強調指出：“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 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深刻把握趕考精神，加強黨的適應性能力建設，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一、趕考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適應性能力建設的精髓

“政黨適應性 (Party Adaptation) 是指政黨組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適應環境挑戰的能力，它是政黨組織發展的一種動態過程。”中國共產黨登上政治舞台后，歷經革命到建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農業國向工業國邁進的急劇轉型，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也在逐步發生變化，每一個歷史轉折期，黨的生存發展都面臨的一個政黨適應性命題。“政黨轉型時期，政黨適應性則是關系政黨盛衰存亡的大問題。”增強政黨適應性是政黨保持先進性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政黨的適應性表現為政黨自主地增強對環境變化的敏感度與反應力，按照既定目標整合社會力量，增添新的社會變量，積極應對新環境的挑戰，妥善處置各種社會矛盾，力求全社會行為與觀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其所處環境下，調整意識形態，重建組織體系，轉變自身應對新的挑戰，政黨自身開始發生重大的適應性變革。

增強政黨的適應性能力命題包含著多重的價值尺度與基本要求。如政黨長遠目標與近期任務的調試﹔政黨的價值理念與行為規范塑造﹔鍛造政黨的純潔性﹔確立與維護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提升制度化水平和道德約束力等等。破解上述命題要求政黨領袖及大多數成員能夠清晰洞察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新變化，其一，研究、學習和總結歷史上興衰成敗的教訓和成功經驗﹔其二，調整意識形態和重建組織體系﹔其三，政黨不斷地鍛造革新能力，通過全黨的意志促進社會的一致性統一﹔其四，政黨必須具備能成功地把新型政治體的統馭力所需要的社會力量吸收進政治系統的能力，這也是建立政黨權威的努力方向。

在社會轉型劇烈期，特別是在革命年代，在價值層面還是事實層面都很難得到壓倒性的同意的環境中，如何對各種因素加以整合是考量一個政黨成熟度的重要標志。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適應即將到來的社會劇變，以強烈的自主性做好了迎接新時代的准備，凝練了內涵深刻的趕考精神。

“趕考”精神萌發於抗戰時期，在西柏坡時期形成完備的政黨價值觀和理論認知，並以黨的理論建設、政策准備等實踐形態所呈現。“趕考”精神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興衰成敗經驗與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理性思考，是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改造中國，順應時空變遷立志不墮的革命情懷。

自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后，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曾經有過大大小小數百個政黨，林林總總，旋立璇散。其根本之點在於這些政黨是以政治斗爭“工具”形態而問世，缺乏順應社會歷史發展的理論和政綱。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為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痛感“吾人之生命財產，國家之存亡，種族之存亡，均仰息於眈眈虎視之強鄰手中”，為此奔走呼號，組團體，啟明智，倡權利，以張揚的理性精神，表達自身對於社會、歷史、文化的獨特思考和鮮明的“公共關懷”。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每一個社會歷史發展的節點，黨都能高瞻遠矚地提出適應新的斗爭形勢和任務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保証了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在進京前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即將到來的勝利，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二、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適應性”能力建設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將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黨面臨的環境和條件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共產黨清醒地意識到這將給黨的工作和任務及其黨本身帶領新的挑戰。通過一系列的努力和准備，黨為“趕考”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一）創立中國特色的國家政權建設理論

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為實現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總任務做了扎實且富有成效的理論准備。

一是確立了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1948年，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報告中首次比較系統明確地回答了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問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報告中就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了“兩個團結、一個徹底打倒、一個建設”的方針，確立了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層建筑，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根本政治制度問題，為建立新中國鍛鑄了一塊長治久安的堅固磐石。

二是確立了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在西柏坡，毛澤東曾多次論述，新中國的國家政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實踐和探索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同綱領》體現了黨在西柏坡時期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探索的最高成果，從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確定下來。

三是奠定了新中國政黨制度的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優點，它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必然產物。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為這種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極其重要的基礎，以“五一口號”為標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極大的擁護，各民主黨派紛紛與國民黨決裂，來到解放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積極籌備建國，確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策。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正式形成，新中國政黨制度和政黨關系被確定下來。

（二）迎接革命勝利的政策准備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如何建設新中國的艱巨而偉大的任務。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國的基本國情進行了最初的基礎分析，確定了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方向，並考察了新中國的主要矛盾和五種經濟結構，規定了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進城后要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思想，要求全黨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在戰術上重視困難，很快地學會生產、商業、銀行等技術和管理工作，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鄭重地宣布：“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關於新中國建設的基本政策。中共七屆二中會從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建國后應採取的基本經濟政策：一是沒收官僚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使這一部分經濟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二是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採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三是對佔國民經濟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適時地、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方法是通過“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等形式來實現。四是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三）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的確定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變成一個即將掌握全國政權的黨。這就意味著，黨的政治地位和歷史使命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主觀上必須圍繞執政黨的新要求、新任務來推進黨的建設，真正實現從革命黨的角色向執政黨的角色轉變，以使黨能夠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引領發展進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鄭重指出：建設一個新世界，要比破壞一個舊世界，“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要求全黨同志對此要有清醒的頭腦，經受住勝利和執政的考驗，不要因為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而腐化墮落，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這樣才能保持黨的革命本色，保証不斷地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強調執政黨建設，提出“兩個務必”，“就是要使它成為一個政治保証。”會議把執政黨建設問題尖銳地提到全黨面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了不作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等六條規定。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特別強調嚴格黨的紀律性，以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8年6月11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全黨重印了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二章，並寫了《前言》，指出：如果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的鐵的紀律，我們就將不能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而且不能保持已經取得的勝利。1948年九月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了加強黨的紀律和發展黨內民主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毛澤東一方面強調全黨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把一切應當集中的權力集中在黨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中﹔另一方面強調“發展黨內民主”，指出“我們黨內是有民主的，但是還不足或者缺乏，現在要增加。辦法是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代替干部會議。”任弼時也指出：執行紀律是無條件的，但養成紀律是有條件的。一個條件是要學習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掌握政策﹔第二個條件是建立制度，制訂法令。“我們由鄉村走向城市，更須強調統一和紀律，才可以避免出現類似張國燾的問題。”“故需加強紀律性，統一集中，請示報告，服從紀律。不然，我們就不能戰勝國際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

在這次會議前后，為克服各地存在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黨的紀律性和發展黨內民主，在全黨建立健全了各種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澤東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親自動手，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隨后，中共中央又接連發出了《關於嚴格執行報告制度之檢討的指示》、《執行報告制度的重要性》等文電，進一步闡明了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和發展民主的重要性。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對各級黨組織的權限和請示報告制度等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

西柏坡時期，為了加強紀律和發展民主，中國共產黨還建立了黨委會議制度。1948年9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指出：“黨委制是保証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

請示報告制度、黨委會議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黨的政治生活中的運用和發展，這對於健全黨的經常的正規的各種制度，健全黨的政治生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四）整合社會力量，增添新的社會變量

“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及隨之而來的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得“農民居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昔日生活在鄉村社會最底層、在政治上毫無地位可言的貧、雇農，一夜之間成了農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鄉村社會、政治生活的地主、富農卻一夜之間變得威風掃地，落到了在鄉村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毫無地位可言的最底層”。農民政治地位的提高，為新中國新型的農村基層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土地改革的過程也是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過程。這個過程完成后，全國建立了上下相通、城鄉相通的統一政權，形成了一種有利於國家向現代社會發展的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會關系。通過土地改革，新政權獲得了農民的高度信任，使他們成為新生的人民政權穩定的社會基礎。通過土地改革，長期把持農村政治的豪紳勢力、宗族勢力讓位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和民眾組織，使政府的權威和組織動員能力空前提高，直接深入到村和農戶。通過土地改革，農村的政權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以地主豪紳和宗族為基礎的鄉紳統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共產黨組織、農會以及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為基礎的現代政府管理。這對中國農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由於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在農村，這就為中國共產黨后來進行的急劇社會制度變革和大規模動員社會資源奠定了基礎。

九月政治局會議鑒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已得到一些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響應和支持，決定組織他們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准備在1949年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取代國民黨反動統治。七屆二中全會進一步確定，新中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同時團結盡可能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並強調：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政權的組織形式，應該採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還強調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及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會議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

“作為中國現代政黨的杰出代表，中共及各民主黨派自產生之日起就在挑戰中生存，於適應中演進。尤其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兩者充分體現了各自作為政黨的適應性，就實現各政黨共同發展的政治道路進行了積極探索，最終確立了建國之初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政黨格局。” “從更深層意義上看，中共在政黨傳統理念與中國客觀時勢的矛盾沖突中找到了關鍵的契合點，簡言之即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這種探索、實踐的過程，不但突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更充分體現了中共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強大的適應性。”

（五）意識形態調適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調適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總體特征開始由“革命型”向“建設型”轉變。

土改和整黨使中國廣大解放區的社會意識有了一個大的飛躍。廣泛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社會性變革，在這場運動中，翻身農民樹立了跟著共產黨走、團結對敵的共同理念。經過全黨整風，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水平空前提高，加強了組織性和紀律性，形成和發揚光大了依靠群眾、相信群眾、注重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優良作風。正是有了這樣的精神支持，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正確地解決了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和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的新的歷史課題。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關頭，所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把黨的優良的革命歷史精神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和新境界，“它的最大特點在於充分表現了革命者在敢不敢勝利問題上的堅定不移和對勝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靜思考”。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口號”中響亮地提出:“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號召“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口號“的發布后引發的熱烈響應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化”進步。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55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獨立、自由、和平、幸福”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價值追求和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