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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考精神與執政黨建設”主題征文

“趕考規矩”的歷史鏡鑒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副研究員 袁秀

2017年04月06日10:0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國共產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出來的“趕考規矩”,為中國共產黨保持“兩個務必”,經受執政全國的歷史考驗提供了保証,為新時期治國理政提供了歷史借鑒。

一、歷史警示中的“趕考”承諾

所謂“趕考”,歷史上是指參加科舉考試。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進京趕考”特指從西柏坡走向全國的執政之考。67年的執政趕考,67年的奮斗實踐,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超越自我的“趕考”史。“進京趕考”,既是中國共產黨破解歷史周期率的深刻憂思,又是走向全面執政未雨綢繆的遠見卓識。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三百周年之際撰文《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客觀敘述了李自成領導的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在凱旋京城、推翻明朝政權后,由於腐化、分裂進而敗亡的過程和教訓。毛澤東極為贊賞,在隨后的《學習和時局》報告中,明確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5年7月,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黃炎培與傅斯年、章伯鈞、左舜生等6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毛澤東與黃老進行了著名的關於中國歷史上政權興亡周期率的對話。黃老坦率地說:“我生60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聽后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正是基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在革命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沒有被即將到來的勝利沖昏頭腦,沉浸陶醉在即將取得執政地位的喜悅中,而是在苦苦思索這樣一個沉重的歷史命題: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律,能不能長久執政和為人民執好政?“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切中時弊、振聾發聵的“兩個務必”,既是為解決黨內可能存在的危及黨執政的“四種情緒”的靈丹妙藥,又是實現中國共產黨“趕考”承諾的諄諄告誡。

二、西柏坡立下的“趕考規矩”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把“加強紀律性”作為“一個中心環節”,明確“立規矩”,從制度上規范工作程序,從紀律上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強調“守規矩”,為中國共產黨政治規矩的樹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一)加強學習,統一認識,樹立“規矩”意識。

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秘訣、應對任何挑戰和風險考驗的法寶。對於政治紀律與規矩的貫徹執行,同樣需要加強學習。思想統一、信念一致,才能同心同德。鑒於許多地方存在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的狀態,在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尖銳指出,“這些狀態必須改變。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首先要從思想意識上引導大家加強對“紀律性”的認識,不僅要求黨內高級干部要學習相關論述,認識紀律性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還及時針對相關問題提出批評,在黨內營造出強烈的輿論氛圍和思想共識: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毛澤東就學習《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專門做了批示:“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或無政府狀態。”中共中央決定重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並為此寫了前言,集中論述了加強革命紀律對革命勝利的重要意義,指出:在我們行將奪取全國規模的勝利時,集中的革命紀律性,便具有頭等的決定意義。同時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負責同志,認真學習列寧這篇著作,為消滅現在工作中的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而進行必要的斗爭,使全黨全軍達到真正的統一。

另外,毛澤東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黨內有許多新知識分子和工農干部,對許多基本觀點不知道,對許多問題不會解釋。”故在理論上要提高和普及。他要求:“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要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注意理論學習問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他指定十二本馬列經典,分為革命和建設兩大部分,起名“干部必讀”,發給與會者,號召全黨學習。

通過加強學習、統一認識等多項措施,大大加強了全黨全軍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集中統一的現象,保証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為奪取解放戰爭全面勝利以及勝利后的軍隊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整風肅紀,純潔黨性,形成“規矩”氛圍。

1947年至1948年,針對部分黨的地方組織,特別是農村組織中存在思想、作風和組織不純等問題,根據全國土地會議關於整黨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區黨組織密切結合土地改革進行整黨。整黨肅紀的范圍包括黨的高級領導機關,下級領導機關,高級干部,下級干部,以至於一般的黨員。這次整黨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克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官僚主義作風,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一是“打通思想、調換干部、整理組織及規定紀律諸項工作,以便在黨內去掉平分土地障礙,在思想上、組織上取得一致,提高黨的純潔性。”二是“由下而上整黨肅紀,召集村農民大會及區、縣、省、邊區各級農民代表會,由群眾審查並改選各級干部,公開黨員及黨的支部,建立各級人民監察委員會並建立各種經常的民主制度,反對官僚主義。”

這次整風肅紀,是中國共產黨繼延安整風運動之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重大行動。一方面純潔了黨的組織,擴大了農村黨組織,大批貧雇農入黨並被提拔為各級干部。另一方面,通過整黨,增強了黨員的階級觀念和組織紀律性,提高了黨員的政治思想水平,改進了黨員和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作風,密切了黨群關系,使人民軍隊獲得了穩固的后方,提高了黨組織的戰斗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最后,這次整黨為黨解決農村基層組織不純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又為即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准備。

(三)健全制度,統一領導,確保“規矩”保障。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下,由於中國共產黨和軍隊長期處於游擊戰爭中,各革命根據地、解放區被分割為許多獨立分散的單位,因此各地方黨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著很大的自治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這就難免存在政策不統一、各自為政、重大事情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匯報等問題。為此,中共中央意識到在黨內、軍內加強紀律性已經迫在眉睫,需從革命全局出發,進行了系統研究、思考,建立相關的制度,採取相關的措施。

作為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建立黨內報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於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第七部分專門談了“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讓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並指出中國共產黨由鄉村走向城市,更需要強調統一和紀律,隻要統一集中起來,加強請示報告制度,大家都服從紀律,就能戰勝一些錯誤的傾向和外界的不良影響。九月會議最后通過的《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具體規定了政治、軍事、經濟、文教宣傳、黨務等方面的中央權限。

此外,還通過《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健全黨委制》、《必須以嚴肅科學態度對待宣傳工作》和《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等決議和指示,進一步健全了黨內民主生活制度、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新聞制度等等。在實施全面戰略大反攻關鍵時期,抓住整肅全黨全軍紀律性這個關鍵環節,有效維護了黨的統一領導,強化了黨中央的權威,民主和集中得到了統一,增強了全黨全軍的執行力和戰斗力﹔理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地方根據中央劃定的權限,在具體的政策執行上依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有效的措施,有利於地方積極性的發揮﹔規范了機關內部及上下級之間的文本管理、行文格式等等,成為制度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為完成新民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為新中國黨的紀律建設提供了經驗。

(四)“兩個務必”、六條規定,形成趕考“規矩”。

知史達變,鑒往識來。深諳國情的毛澤東明白,在中國歷史上,不論是由農民起義建立的新政權,抑或是封建王朝的歷史更迭,都是開國時期勵精圖治,逐步創造太平盛世,而后因勝而驕,因驕而衰,由衰而敗。站在由農村到城市、由戰爭到和平、由革命到執政、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轉折的歷史方位上,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諄諄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將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往北平比作“進京趕考”,希望全黨同志在歷史性的轉變中,能夠避免因勝而驕,能夠堅持兩個務必,能夠肩負起執政光國的歷史使命。

此外,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了六條規定:“一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些都是中共中央要求全黨同志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的告誡,也是直接針對黨內革命勝利后可能滋長的享樂主義、功成名就的告誡。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的這些規定,成為了最早帶有制度性質的預防執政黨腐敗的有效措施。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身作則,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感召和影響下,解放區軍民懷著對建立新中國的堅定信念,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能與黨同心同德、團結一心干革命,即使拋頭顱、洒熱血,也無所畏懼。

三、“趕考規矩”的歷史啟迪

經過60多年的奮斗,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歷史的重托,成功地實現了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受住了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發展成就和社會進步,交出了一份滿意的考試答卷。考出好成績的背后離不開對中國共產黨人對“趕考規矩”的遵守,離不開對“兩個務必”一以貫之的堅持。

(一)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人不以規矩則廢,家不以規矩則殆,國不以規矩則亂。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規矩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黨章,這是全黨最高的規矩。二是黨紀,包括黨內制定的各項紀律,每個人都要遵守。三是法律,我們黨帶領人民制定法律,共產黨員也要帶頭遵守法律。四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也是重要的黨內規矩。因此,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首要前提就是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制度體系。用科學的制度管人、用有效的制度管事,方能確立規矩准則、明確規矩指向、預設規矩紅線。與此同時,如何科學有效地制定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相關制度,系統化、科學化、常態化、長效化是制度建設剛性要求。“當前與長遠”“普遍與特殊”“連續與創新”“穩定與動態”“必要與可行”等關系務必要科學統籌、有機銜接。

(二)講規矩。知之深切,方能行之自覺。黨員干部,必須堅持以要牢固樹立紀律和規矩意識,在守紀律、講規矩上作表率。首先,要讓自己成為“學規矩”“懂規矩”的人,熟悉和掌握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條文和程序規定,准確把握規矩執行的各種要求、標准和尺度。其次,要讓自己成為敬畏“規矩”的黨員。做為一名黨員,要對黨內規矩心存敬畏,時刻緊繃規矩的弦,將嚴守規矩作為堅定信念,內化為生活習慣和規范,外化為行為准則,努力做到“思”而出乎理智、“做”而有所顧忌、“行”而不忘法紀。最后,要讓自己成為“講規矩”“有紀律”的合格黨員。要提高規矩和紀律的意識,加強自律,努力提高自己的黨性修養。要學習貫徹黨章、黨規、黨紀,以更強的黨性意識、政治覺悟和組織觀念要求自己,永葆一名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三)守規矩。規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執行規矩,否則制度就成了紙老虎、稻草人。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要有堅持原則、不打折扣的執紀過程”。“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各級領導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規定我們怎麼用權,什麼事能干、什麼事不能干,心中高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黨的紀律是鐵的規矩,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嚴守黨紀是每一名黨員的行為底線。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要認同我們黨內的規矩,就要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宗旨意識。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任何時候都必須牢記,黨員是置於規矩之內的黨員,嚴格按黨性原則、政策法規、制度程序辦事是最基本的要求。嚴守黨的紀律與政治規矩是一種責任,是一種使命,共產黨人要把規矩變成一種信仰、信念,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把規矩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才能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責編:秦華、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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