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考精神”的唯物辯証法思考

1949年的3月23日，毛澤東同志帶著“兩個務必”的著名論斷，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去回答“進京趕考”的歷史命題，“趕考精神”正是起源於此。它蘊含著對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奮斗目標和作風建設等方面極為豐富的時代要求，為中國共產黨人敲醒了警鐘。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西柏坡時再次提出“趕考”問題：“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可以看出，“趕考精神”既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破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周期律、考出好成績的深刻憂思和全面執政未雨綢繆的遠見卓識，更是鞭策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強大武器和精神動力。從“進京趕考”到“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對於“趕考精神”的這一重要論斷閃耀著唯物辯証法的思想光輝，體現出對“趕考精神”思想本質的深刻洞察,對加強執政黨建設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 “趕考精神”體現對立統一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証法的根本規律，它揭示出，社會和思想領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間都包含著矛盾性，事物矛盾雙方又統一又斗爭推動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

自秦漢以來，歷代封建王朝興替大都經歷了這麼一個過程：舊王朝高壓腐敗統治—農民起義—軍閥割據或者外族入侵—舊王朝覆滅—新王朝建立。這個過程有的長達幾百年，有的短至十幾年、幾年，循環反復達兩千多年之久。這個過程中始終包含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這對對立統一的矛盾，正是這對矛盾之間的既統一又斗爭的過程構筑起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此有著深刻的考察和體悟，“趕考精神”正是以此為基礎提出的。從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延安窯洞裡與黃炎培的“歷史周期律”對話，再到1949年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對全黨同志的告誡，毛澤東同志對於“趕考精神”的認識愈發清晰起來。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無愧於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成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並提出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等六項重要規定，得到了全黨同志的一致擁護。這些都是“趕考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無不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這一對立統一歷史周期律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也正是由於此，中國共產黨才能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經受住了革命勝利和執政掌權的雙重考驗。

    二、“趕考精神”體現量變質變規律

量變質變規律是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規律之二，它揭示了事物發展量變和質變的兩種狀態，以及由於事物內部矛盾所決定的由量變到質變，再到量變的發展過程。中國共產黨人對“趕考精神”的堅持正是對這一規律的最好注解。

“趕考精神”起源於革命戰爭年代，形成、成熟於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改革開放時期。毛澤東同志認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程更偉大，更艱苦”。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人篳路藍縷，久久為功，終於帶領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質變。進京趕考前夕，如何將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如何完成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如何實現國家工業化等等一系列問題又擺在了完成質變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如何走好新的量變過程，從而完成新的質變，成為歷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心的問題。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趕考”的腳步從未停歇：建國初期，實現了從新民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立起了獨立和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顯著提升，這是與堅持“趕考精神”密不可分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在加快落實，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人民滿意度不斷提高，但目前社會仍存在環保問題、食品安全問題、住房問題等不盡如人意之處，對此，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躺在功勞簿上睡覺，而是深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趕考遠未結束”的論斷正是這一憂思的體現，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共產黨人仍舊要發揮“趕考精神”，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和戰斗堡壘作用，不斷攻堅克難，完成一個又一個階段的量變，積小勝為大勝，確保早日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完成新一輪的質變。

    三、“趕考精神”體現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規律之三，它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表明了事物發展歷程不是直線式前進而是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對於人們正確認識事物發展的曲折性和前進性，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共產黨60多年來的執政趕考偉大實踐中，形成了敢於“否定之否定”的“趕考精神”。

縱觀世界政黨發展史，不乏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瞬間垮台，如中國國民黨，蘇聯共產黨等，這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這些政黨都有過輝煌的執政歷史，但其政權的喪失都是由黨內思想混亂、基本路線混亂、黨內腐敗蔓延開始的。這些都是執政黨喪失政權的前兆，對此我們必須要高度警惕。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趕考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同樣出現過類似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確立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過分估量了國內外階級斗爭矛盾，對基本路線的這種錯誤否定，導致了十年的發展滯后。對此中國共產黨予以了及時地否定，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促成了往后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騰飛。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領下，中國共產黨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來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用自我革命的魄力來進行偉大的反腐敗斗爭。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敢於正視問題，勇於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為什麼能夠帶領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什麼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正是由於有這種敢於“否定之否定”的“趕考精神”，中國共產黨在這樣的“趕考精神”引領下，始終保持敢於承認和改正錯誤的勇氣，敢於拿起一次次拿起手術刀對自己身上的病灶開刀，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能夠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私，而天下自公”。當前，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我們黨面臨的挑戰和風險更加復雜，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更加嚴峻。面臨的任務越復雜，挑戰越嚴峻，就越需要發揮440多萬個黨組織，8800多萬名黨員發揮“趕考精神”。習近平總書記“趕考遠未結束”的重要論斷言猶在耳，隻要我們發揚“趕考精神”，就沒有什麼外力能夠打倒我們，從前不能，現在不能，以后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