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時期“趕考”精神的內涵及其特點

溯及上個世紀80年，伴隨著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趕考”精神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迄今，許多人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學術界關於“趕考”精神研究尚不深入，存在著低水平、重復性研究，甚至一些基本概念等尚待梳理清楚，故本文論述了“趕考”精神形成的背景、內涵及特點，以期拋磚引玉之效。

一、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孕育了“趕考”精神

要想厘清“趕考”精神，就必須了解“趕考”精神產生的特殊歷史背景。西柏坡時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走向全國勝利的前夕，“可以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力量，沒有這樣的環境，沒有這樣的條件能阻止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此時，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成為時代的最強音，這是20多年革命史的收官之作，中國共產黨即將面臨著全新的環境、形勢和任務，必須為此做好思想准備、政策准備和干部准備等工作，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和革命實踐中，孕育並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趕考”精神。

（一）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工作重心的再次轉移

中國共產黨建立伊始，其工作重心是在城市，至到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工作重心才轉移到鄉村，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1949年3月，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這就是說，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再一次開始了工作重心轉移，這又是一次全局性的戰略轉型。

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到城市、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轉移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黨的工作環境從熟悉到陌生的轉變，意味著黨的領導責任更加重大，意味著工作方式方法的根本轉變，而這樣的轉變不是自然而然地可以完成的，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許多始料不及的陣痛和挑戰，甚至風險和危機。譬如，在黨的工作重心第一次轉移過程中，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無視革命環境的變化，照抄照搬國際經驗，甚至在臨時中央無法立足上海、被迫遷到中央蘇區后，仍然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將准備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任務，致使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長征。

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還意味著工作內容的根本改變，那就是從革命到建設的轉移。1948年9月政治會議上，劉少奇率先指出，“解放戰爭快要結束……今后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復與發展中國的經濟。”此后，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地思考經濟建設等問題。為了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和新特點，決定未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黨及時地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主要內容是，“（1）分析目前形勢和規定黨的任務﹔（2）通過准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軍事計劃﹔（5）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決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項。”由此可見，它有兩大突出特點，一是會議內容空前豐富，既有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軍事計劃，更有建立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針政策﹔二是正式指出未來的中心工作是恢復和發展經濟建設，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這些都是以前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所沒有的。

（二）毛澤東思想繼續得到發展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然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並不意味著“拿本本來”、依靠背誦馬列經典詞句就能夠輕而易舉地解決革命中的所有問題，取得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在遵義會議以前，我黨多次出現了“左”、右傾錯誤，其根源就在於一些領導人不懂得實踐和認識的關系，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詞句和共產國際的決議、指示，反而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早在187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就清楚地寫道，“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殘酷的事實也証明，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要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還必須“隨時隨地都要以”中國“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當然，這個歷程是非常艱難的，直到1945年黨的七大正式提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重要標志，解放戰爭時期我黨設想5年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任務，實際上僅僅3年就完成了，這顯然離不開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

毛澤東思想成熟和黨成熟后，仍然要“隨時隨地都要以”中國“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以便更好地指導和領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新的革命形勢和任務，然而，黨既不能照搬馬列經典、蘇聯經驗，也不能單純依賴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成功的經驗，而必須繼續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因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深入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將之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使毛澤東思想繼續得到發展，主要包括關於政策和策略的原則、關於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思想、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和關於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思想等，這標志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大轉變，這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被廣大黨員、群眾所接受和掌握后，轉化成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

（三）中國共產黨開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西柏坡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特別是組織建設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隨著革命的繼續勝利，我們黨行將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即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革命政黨，轉變為一個領導全國人民掌握政權並將長期執政的政黨。作為革命黨而言，中國共產黨必須立足於階級斗爭，重在分清革命的主力軍、同盟力量和革命的對象，領導廣大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取得革命的勝利﹔而作為執政黨而言，它必須立足於治國理政，旨在團結各革命階級、階層和人士，凝聚共識和力量，建設繁榮富強的國家。

為了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歷史性轉變，中國共產黨積極做好執政准備，擴大執政基礎。囿於中國革命特殊的環境，中國共產黨長時期在偏僻落后的農村開展革命斗爭，以貧雇農為主要依靠對象﹔隨著革命勝利的即將來臨，許多人錯誤地認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對此，毛澤東諄諄告誡道，“‘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從而，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為走向全國執政奠定了群眾基礎。

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進行組織建設。經過延安整風運動，“黨是比抗日以前的幾個歷史時期，大進一步了，”但是，也存在著組織不純、思想不純和作風不純等缺點，“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和民眾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甚至“左”傾錯誤有再次泛濫之勢。“可以這樣說，黨內不純的情況不改變，即便政策徹底也不行，不只是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任務，也不能進行戰爭，還會使黨走向滅亡。”因此，1947年11月至1948年秋間，中國共產黨貫徹了公開建黨的方針，結合土地改革運動，進行了以“三查三整”為內容的整黨民主運動。另外，積極擴充黨的隊伍，糾正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分出身的黨員比例過大的問題，特別注意在產業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中發展黨員。通過整黨，使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有很大進步，黨同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這就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建立新中國提供了思想和組織保証。

馬克思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就是說，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精神。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即將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面臨著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新變化，再一次認真地探索和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前途問題，這些不僅為建立新中國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備，也為“趕考”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二、“趕考”精神的內涵

早在隋朝創設科舉取士制度后，為知識分子躋身統治者階層提供了嶄新的晉身之階，即讀書、應考和做官三部曲。其中，趕考是最為關鍵的環節，需要周密的計劃和長期的准備，大致涉及幾個方面，如趕考的理想、趕考的具體目標、如何做好准備、趕考時怎樣做等。一般來說，不外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學好文武藝，售與帝王家”的目標，以及“十年寒窗無人知”的長期准備等。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顯然不能與傳統士子的趕考相提並論，但可以借鑒儒生趕考的諸要素，從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及中央領導人的理論創新中，概括和總結出共產黨人的“趕考”精神，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理念：堅定理想、努力奮斗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下建立的。在黨的“一大”上，就制定了奮斗目標，“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直到社會的階級消除為止。”此后，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目標。

解放戰爭爆發后，人民解放軍很快打敗了國民黨軍隊的猖狂進攻，並轉入戰略反攻。“祖國的人民已經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勝利的前景，這個勝利將不是別的，而是百余年來我國志士仁人拋頭流血犧牲奮斗的目標的實現，就是祖國的獨立與民主的實現，就是孫中山志願的實現。勝利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困難……但是，無論什麼困難，我們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們！同志們！勇敢前進，努力奮斗！迎接勝利！”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主張，毛澤東指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這就規定了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國體。顯然，中共建立的民主聯合政府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不同，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面卻是一致的。毛澤東告訴米高揚，“雖然政府的組織形式和蘇聯、東歐國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質與宗旨仍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將來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后來，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全國勝利后兩種基本矛盾的分析，規定了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統一了全黨的思想，這也標志著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后黨的根本任務就是經過新民主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二）目標：建立新中國、執政為民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熱切盼望和平、民主，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然而，蔣介石國民黨扼殺了全國人民和平建國的熱切願望，頑固地堅持獨裁賣國內戰政策，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這意味著中共決心把蔣介石統治集團排除在外，正式把建立新國家付諸行動，但是，中共尚未計劃好如何建立“中央政府的問題，十二月會議只是想到了它”。直到1948年4月30日，中共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不僅明確了建立新中國的行動路線圖，而且表明了中共無意於“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邏輯，而努力建立一個主權在民的新中國。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宗旨，實現人民的利益和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是衡量我們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否正確的最高標准。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劉少奇也形象地說，中國共產黨人“思想上必須提倡為人民做長工，要提得響亮。魯迅先生說：‘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的干部、共產黨員要甘心給老百姓做牛馬，凡不願意給老百姓當長工、當牛馬的可以退黨。”周恩來還以毛澤東為榜樣，號召廣大黨員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說，“毛主席在堅持真理、實現真理中還有一個經驗，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則總是照顧大多數，為著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三）准備：善於學習、積極上進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善於學習的政黨。十月革命后，學習蘇俄經驗﹔二七大罷工失敗后，學會了統一戰線﹔大革命失敗后，學會了堅持黨的領導權﹔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許多人一時不適應這個重大變化，“我們隊伍裡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於是，全黨開展了長達數年、大規模的學習運動，大多數干部學會了具體的政策和策略，進一步推動了黨的政治成熟，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粉碎國民黨進攻奠定了基礎。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又一次面臨著革命勝利后如何建設新國家的全新課題，但在思想准備還是干部隊伍方面都存在著嚴重不足，一是隨著解放區不斷擴大，干部和人才數量奇缺，難以滿足需要﹔二是干部的綜合素質特別是文化素質低下，難以勝任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和社會管理重任。劉少奇冷靜地分析道，“經濟建設對於我們黨是一個新的問題，我們還沒有准備。我們的干部還不熟悉經濟工作，特別是不會經商。關於中國經濟的確實材料，我們也還沒有。”米高揚在訪問西柏坡后也認為，“‘他們（指中國共產黨）對生產業務知識了解不多，對工業、交通、銀行的概念比較模糊。’他們的經濟設想還比較空泛，甚至對准備接受的作為國家經濟支柱部門的大銀行、大工業，還沒有提出具體的計劃。”

為了解決黨員干部新的本領恐慌問題，黨再次號召掀起一場新的學習運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滿懷信心地發出學習號召，“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我們必須把210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干部學校”“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和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文化斗爭和外交斗爭。既要學會和他們做公開的斗爭，又要學會和他們做隱蔽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和這些人們做這些斗爭，並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劉少奇也指出，“共產黨員的精神，是積極上進的精神、獨立創造的精神。”

（四）作風：謙虛謹慎、艱苦奮斗

早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中國革命露出了勝利的曙光，中共就敏銳地意識到如何鞏固勝利的問題。毛澤東特別重視明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6年6月，國民黨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不僅依仗自己的軍事優勢，還把取勝的希望放在我黨不能長期支持戰爭上，因此，我黨多次提出節約問題，以便支持長期戰爭，要“處處從全面、長期著想，……主力轉入外線，內部精簡節約。各個邊區要實行簡政，降低生活水平，先從干部降起。”在人民解放軍連續粉碎國民黨全面進攻后，毛澤東再次提醒大家，“迭獲勝利后，干部驕傲輕敵之心理必然會發生，你們應嚴格防止之，首先是領導者自己應防止此種心理之發生。”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完全勝利，推翻南京國民政府指日可待。毛澤東仍清醒地指出，“基本上打倒了國民黨，不等於全部地打倒了國民黨……我們決不要使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

3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其內容之一就是研究革命勝利后如何加強黨的建設問題。毛澤東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指出，“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顯然，我黨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革命勝利后潛在的巨大挑戰和風險，及時地向全體黨員敲響了警鐘，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繼續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避免驕傲自滿、腐化墮落乃至喪失政權的危險。

（五）要求：統一領導、嚴守紀律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政黨，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這保証了黨的團結和戰斗力。然而，在長期的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敵人“把我各戰略區分別封鎖隔離起來，甚至把一個戰略區封鎖隔離成幾個區。當時各戰略區或分區都不能互相聯系，隻好自力更生，各自為政……這種方法是是適合於當時環境的，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很容易產生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和山頭主義的思想和作風。”乃至“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採取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毛澤東嚴厲地批評道，“在重大問題上（不是小問題或技術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極端惡劣的習慣，在七大以后並未根絕，現在已相當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工作的發展。”

西柏坡時期，為了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中共中央多次要求全黨必須統一領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我黨已經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這一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軍事上的戰略及重大戰役方面的完全統一，……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而在各地區和各部分則統一於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同時，要求進一步加強紀律性，並把它作為爭取革命勝利的關鍵環節。“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后來，這句話進一步簡化為一句口號，“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此后，黨有效地加強了統一領導和嚴明的紀律，促進了黨的團結和統一，保証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全黨全軍迅速地傳達、貫徹和執行，為取得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綜上所述，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歷史轉折關頭，他們考慮最多的問題是如何建立和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避免李自成起義“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悲劇，並從思想上理論上認真地進行了准備，形成了獨有特色的“趕考”精神，內涵豐富，寓意深刻，清楚地表達了黨對國家和民族負責、執政為民的理念以及對未來執政的謹慎和警醒心態。

三、“趕考”精神的意義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把“進京執政”定位為“進京趕考”，借助人們耳熟能詳的的舊詞表達新的政治內涵，形成了“趕考”精神，激勵著共產黨人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建立新中國，並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增添了新的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

（一）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中處於承前啟后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歷史就是一部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的奮斗史，也是革命精神不斷孕育、發展和弘揚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奮斗歷史過程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多種具體表現形態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鑄就並發展了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新中國成立后，在艱苦奮斗的實踐中孕育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兵團精神、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焦裕祿精神和雷鋒精神等新的革命精神形態，接續繼承和發揚著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從總體上來看，這些革命精神一脈相承，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成為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歷史坐標。

仔細分析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它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精神系列，另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精神系列，雖然每一部分內各種革命精神相互聯系緊密，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精神產生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等存在著許多不同，前者產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和理論創新中，有學者總結道，紅船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歷史起點”，井岡山精神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路先鋒”，蘇區精神“建立政權、執政為民的重要實踐”，長征精神“革命英雄主義的恢弘篇章”，延安精神“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現”，西柏坡精神“邁入新中國殿堂前的精神洗禮”，其核心集中於爭取革命的勝利﹔后者則產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為革命精神譜系增添新的內容，是對革命精神的豐富和發展，對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其核心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然而，兩者之間明顯缺乏接續。

西柏坡時期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最輝煌、最成功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既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收官之作，也開啟了從農村走向城市並以城市為中心、建設新中國的歷史新篇，開始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歷史轉型﹔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和具體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人也形成了與其它歷史時期形成的革命精神有區別的“趕考”精神。一方面，它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它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革命精神的開篇之作，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中恰好處於承前啟后的地位，很好地彌補了兩大歷史時期革命精神聯系的斷點，使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聯成一體，渾然天成。

（二）“趕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西柏坡時期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中所創造出來的革命精神，雖然其具體內容學術界尚無定論，但大致內容分為“兩個一切”（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兩個敢於”（敢於斗爭，敢於勝利）、“兩個善於”（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和“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也被人稱為“四梁八柱”。毫無疑問，“趕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趕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畢竟具有自己的特殊內涵，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易言之，它是西柏坡精神部分內容的進一步深化。具體而言，西柏坡精神涵蓋了中國共產黨整個西柏坡歷史時期的全部革命實踐和理論發展，其內容比較全面，而“趕考”精神主要體現在當時建立新中國和加強黨的建設的部分方面，其內容相對單一﹔西柏坡精神是對共產黨人過去優良傳統和作風的總結和升華，“趕考”精神則是面向未來，對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未雨綢繆。

（三）為我黨經受執政的考驗奠定了基礎

古語雲，“謀先事則昌”。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歷史時代的變化，適時地提出了“趕考”精神，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如何解決執政的重大問題，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有重大意義。

“趕考”精神為建國初期打退資產階級進攻做好了思想准備。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即將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隨之而來是在全國取得勝利后國內基本矛盾是什麼？這決定著即將到來的新中國建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方略。早在1948年9月，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也意味著在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趕考”精神的提出為中國共產黨人敲響了警鐘。

“趕考”精神為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建設提供了精神動力。從我黨提出“趕考”精神至今，時間已經過去了60余年，但其價值歷久彌新。習近平同志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總之，“趕考”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既體現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精神，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一脈相承，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趕考”精神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政治本色，它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一個重要法寶，更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准備了豐富的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