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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考精神與執政黨建設”主題征文

“進京趕考”:邏輯生成、核心追求與現代意蘊

浙江省磐安縣委黨校 李守華

2017年03月23日14:0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49年3月,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進京趕考”的重大命題。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革命聖地西柏坡,再次重申“趕考”這一命題,深刻指出“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六十多年來,幾代共產黨人艱苦卓絕、前赴后繼,“趕考”依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是在特定的理論基礎、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現實需求之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有其特定的生成邏輯,特別的核心追求,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一樣的特別呈現。“進京趕考”,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創造性實踐、創新性發展,正成為我們黨始終煥發勃勃生機的前進動力,正指引著我們黨不斷取得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新的偉大勝利。

一、邏輯生成

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的生成體現出四個邏輯關系,即理論邏輯、歷史邏輯、文化邏輯和實踐邏輯,洞察和明晰這四個邏輯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進京趕考”,不斷地堅持和堅定“進京趕考”,積極進取奮力實現“進京趕考”。

(一)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進京趕考”提供了理論准備

上世紀20年代的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風雲激蕩,各種新思潮層出不窮,人們的思想經歷著空前的解放和變換。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蔡元培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具備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涌現,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共產黨宣言》的傳播,為當時中國的變革提供並開創了極其珍貴的思想啟蒙和社會環境。

1921年8月,中共一大會議完成了締造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但在復雜的民主革命實踐中,我們黨也發生了種種“左”的、“右”的錯誤,早期中國革命雖有成功的喜悅,更有失敗的痛楚。革命的經歷提醒我們革命要取得成功,不能照抄西方,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概念。“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及其思想的闡述,是毛澤東對理論和實踐關系長期思考和探索的結果,是對黨的集體智慧的概括和提煉,是其思想認識邏輯發展的必然。”正是在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本國國情、正確判斷時代特征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從此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歷史邏輯——五千年文明史特別是近代革命史為“進京趕考”提供了動力和鏡鑒

在長達5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兒女創造了輝煌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在世界上以其獨有的特色和輝煌曾經領潮流和時代之先,並將這種領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5世紀。直到乾隆末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仍居世界第一位。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隨著近代工業革命腳步的加快,中國很快落伍了。

1840年爆發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從此,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僅僅五六十年間,幾乎所有西方和東方列強通過侵略戰爭,簽訂了數百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瘋狂掠奪。截至1901年,中國8次對外賠款達19.53億銀元,相當於清政府當年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6倍。據有關學者研究,如果加上貨幣的兌換和外國銀行的高額利息以及各種實物資源的白白被掠奪,中國近代被外國侵略者、殖民者掠走的財富不少於1000億兩白銀。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僅僅遭受來自海上的外國侵略就達480次,沿海幾乎所有重要港口和港灣都遭受過列強入侵。日本於1894年6月,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到1900年充當八國聯軍侵華的主力﹔從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制造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侵華戰爭,狂言“3個月內征服中國”,把中國逼到了亡國滅種的境地。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正式確定全面抗戰路線,指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中國共產黨倡導並踐行廣泛發動群眾、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共御外侮,從而匯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

1944年初,抗戰勝利在望,郭沫若寫了近兩萬字的史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通過紀念明朝滅亡三百周年、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敘述李自成領導的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權,成立大順朝政權后,由於首領腐化並發生內部宗派斗爭,以致陷於失敗的過程和教訓,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原因、經驗教訓作了總結。毛澤東指示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並要求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作為整風文件進行學習。該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多次印成單行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毛澤東基於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性質與社會階級基礎的判斷,認為中國革命戰爭,極有可能“重犯勝利時驕傲自滿的錯誤”。

(三)文化邏輯——中國古代社會的科舉制度為“進京趕考”提供了豐富給養

科舉制始於隋、唐,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政治錄用實踐長期演進的結果。由於科舉制的實施,中國的選官制度第一次具有了公開性和廣泛性。“科舉制打破了世族貴冑對權力的壟斷,幾乎把政治錄用的范圍擴展到了整個社會。”“學而優則仕”,由此,中國社會由門第社會邁入科舉社會。唐太宗曾望著魚貫而行的新科進士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科舉制的最大優勢是合理配置人才,它為中國基層的鄉村政權建設,奠定了文化基礎,為地方社會和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科舉制有助於社會整體文化素養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科舉向全社會開放,每個個體隻要努力學習就有可能進入仕途,這就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識字—讀書—考試’的道路,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由於百姓識字率的上升而相應地得到提高。長期的經書誦讀,在不自覺中實現了道德熏染、內化和對自身行為約束的規范。”“科舉制度是中國帝制時代后期整個社會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脈,是一個核心的制度。科舉制度存續的一千三百年間,對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包括對文學乃至於社會心理都產生了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獻身精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修養修為等等思想,為共產黨人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豐富給養和有益啟迪。如果說,科舉時代的趕考是為了實現個人抱負的話,那麼骨子裡深深浸淫在傳統文化中的這一代共產黨人則是帶著他們的情懷、胸懷、激情和理想,為了社會和國家的未來,義無反顧地集體“進京趕考”。

(四)實踐邏輯——大革命和大生產實踐為“進京趕考”提供了寶貴的考前培訓

毛澤東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我們黨率先提出“抗日救國”的主張,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吁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堅持抗日戰爭至完全的勝利”,成立“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成為偉大抗戰精神的主要培育者和模范踐行者,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抵抗日寇的經濟封鎖,曾經到了幾乎沒有衣穿,沒有被蓋,沒有菜、沒有油吃,沒有紙寫的極端困難地步的陝甘寧邊區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黨、政、軍、民、學都參加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對面的山溝裡開墾了一塊菜地﹔王震率120師三五九旅開墾南泥灣,成為大生產運動的模范。毛澤東將大生產運動看成人人有份、個個有責,誰都不可以置之身外的普遍的運動。那時邊區的軍隊,“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他說:“隻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大生產運動還通過發展機器工業生產,增強了對工業、技術和管理的認識,增強了對整個經濟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了對不久的將來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變的認識。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奮斗目標。他動情地說:“如果說我們對於工業問題,對於大城市問題,對於經濟問題,對於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二、核心追求

我們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心中就涌動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和激情。因為當時的特定環境,黨的一大隻通過了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1922年7月黨的二大討論通過了正式章程,“開宗明義宣告黨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的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黨章明確,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主旨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時發表紀念文章總結到,“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集體“進京趕考”,核心追求是人民利益至上,核心角色是甘當人民群眾的學生,核心能力是自我革新的能力。

(一)核心追求:人民利益至上

在建黨初期,共產黨除了發展黨員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發動群眾。在黨的二大上,就提出了“要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在1934年1月寫的《關心群眾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確提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關心群眾生活,是什麼任務也不能完成的。” 中國共產黨“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積極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進行土地改革,幫助他們發展生產。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內廣泛建立人民政權,全面實行由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民主選舉,人民群眾第一次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始終吃苦在前,犧牲在前。“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時,全國有4萬名黨員,但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期間犧牲和失蹤的共產黨員,已十倍於此。全國解放前夕黨員發展到了300萬,但全國有名可查的共產黨員烈士就有370萬人。”億萬人民一心向黨,人民群眾才會“最后一把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親骨肉含淚送他上戰場。”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中國革命成功經驗時特別強調:“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他反復強調:“我們有困難,人民更困難,我們任何時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們寧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糧食分給群眾,寧可自己蓋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給人民。”這一點, 在老一輩的開國元勛中特別明顯。“聶帥(聶榮臻)曾經流著淚說:‘阜平不富,死不瞑目’。”1978年初,習仲勛復出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第一次外出考察,到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他認為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剎住偷渡外逃風。此后,習仲勛帶領廣東人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主導了特區的建立。

(二)核心角色:甘當小學生

我們黨始終認為當好學生不僅是優良的作風,也是我們黨的事業取得成功的法寶。毛澤東在談到他做社會調查時說,“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不僅僅是調查研究,延安時期實施的“精兵簡政”,是來自黨外人士的意見建議。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坑道戰、“零敲牛皮糖”等戰法,無一不是甘當小學生,向群眾學習的結果。“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總是強調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要一切依靠人民,要‘眼睛向下’,甘當‘小學生’和拜人民為師。”

學習,是學生的使命所在,是我們黨的力量所在。從黨的歷史來看,黨內一直有著讀書的良好風氣。當年在延安,毛澤東提出“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號召全黨來一個學習競賽。毛澤東博覽群書,他的閱讀不僅廣博,而且專深。1938年,他提出黨內要“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1939年,毛澤東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10年我就死了,那麼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 毛澤東曾說:“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是何等恢弘的氣度啊!毛澤東去世后,在中南海住處留存的藏書,即達1萬余種,近10萬冊。

1969年16歲的習近平,在黃土高坡上“帶一箱子書下鄉”,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時吃飯也拿著書”。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台主持人布裡廖夫專訪時談到自己的愛好,“我個人愛好閱讀、看電影、旅游、散步”“現在,我經常能做到的是讀書,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2013年3月1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指出:“好學才能上進。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我們的干部要上進,我們的黨要上進,我們的國家要上進,我們的民族要上進,就必須大興學習之風,堅持學習、學習、再學習,堅持實踐、實踐、再實踐。”

2017年2月2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准扶貧進行了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制度,這個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執政黨領導層的專門學習制度。中央政治局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通過學習保持政治上的堅定、理論上的清醒、戰略上的主動,從學習中尋找應對風險和考驗、克服“本領恐慌”的有效方法。

(三)核心能力:自我革新能力

唯有不忘初心,方能繼續前行。早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一英明論斷。2013年習近平在西柏坡參觀時說,“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的‘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破立並舉,相互促進。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加強紀律建設,深化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完善黨風廉政建設法規制度。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從嚴管人、管事、管物、管錢的制度不斷出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不論什麼人,不論其職務多高,隻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4年來,已有200多名中管干部因腐敗問題被審查。在堅持打“老虎”的同時、打“蒼蠅”也絕不手軟。中央出台“八項規定”,遏制“舌尖上的腐敗”,治理“車輪上的腐敗”,懲治“月餅盒裡的腐敗”,嚴禁“賀卡上的腐敗”。這種“大小齊抓,不留死角”的工作做法,表明了中央在反腐敗上零容忍的鮮明態度和努力打造一支忠誠干淨擔當的高素質黨員干部隊伍的堅強決心。

在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我們不斷完善黨內監督體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學管用的防錯糾錯機制,不斷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的,共產黨也不是什麼神仙,也會犯錯誤,但能從失誤中警醒,並以對人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徹底糾正錯誤的,正是中國共產黨自身。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三、現代意蘊

“進京趕考”,在新的歷史階段肩負著新的使命。新形勢下的“趕考”必須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共同團結國內外、海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全面落實“四個全面”戰略部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為共同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貢獻。

(一)全面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為適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以人民為中心是黨治國理政的價值引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黨中央作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大決策,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集中力量建設“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上基於各國文化認同,遵從世界多種文明共存,尊重世界多極發展模式,它體現了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以及共贏精神。無論國家的大小強弱,都是“一帶一路”平等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它涉及幾十個陸上的、海上的、中國的鄰國以及中國周邊的國家。習近平指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願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要集中力量辦好這件大事,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近睦遠交,使沿線國家對我們更認同、更親近、更支持。”

(三)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以天下為己任,與時俱進提出並不斷充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2013年3月,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上,清晰而明確地向世界傳遞了這一理念:“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之后的上合組織峰會、中阿合作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第70屆聯合國大會、二十國集團峰會、亞信第五次外長會議,一直到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從國與國的命運共同體到區域內命運共同體,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一次次深入闡述並相繼付諸實施了這一主張。

四、結語

面對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的“趕考”遠未結束。在前進道路上還會遇到種種艱難險阻,但隻要我們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克服一切阻力,繼續譜寫“趕考”征程新的輝煌篇章。 

(責編:秦華、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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