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趕考精神”助力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

毛澤東同志在人民解放戰爭這一偉大斗爭取得全面勝利之時提出了振奮人心的“趕考精神”，告誡全黨干部、全軍指戰員要保持作風不改變，將我們的革命精神、戰斗精神繼續貫徹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去。六十多年來，我們黨和人民繼續保持“趕考精神”，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戰斗拼搏，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不能輕視，更不能忽視“趕考精神”，要在歷史和邏輯上認識到“趕考精神”與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的統一關系，要認識到“趕考精神”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的應有之意。我們要繼續大力弘揚“趕考精神”，助力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打破“歷史周期論”，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趕考精神”與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是歷史的統一

據相關學者考証，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政治術語，“趕考精神”的提出最早出現於中國共產黨人告別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時關於“進京趕考”的一段對話——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呀。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副主席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主席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盡管相關學者在考証中發現，這段出現在毛澤東同志侍衛閻長林所著的回憶錄中的對話均未記載在毛澤東同志或周恩來同志的論著或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中，但其后的諸多研究和著作，均考証並引用了這段對話，從學理上証實了這段對話，即“趕考精神”出處的真實性與合理性。尤其值得我們我們注意的是，也正是這一段對話，將“趕考”一詞脫胎於中國科舉制度中的通俗含義，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將“趕考”一詞賦予政治內涵，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精神”實質。縱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趕考精神”與中國各階段的偉大斗爭都是緊密結合並統一的。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進京”執政為代表的偉大斗爭是“趕考精神”的歷史起點。

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趕考”時，中國共產黨人剛剛結束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斗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帶領著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向著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高歌奮進。回溯“趕考”提出的歷史及思想根源，根據眾多學者的研究和考証，我們可以確定的是，1944年郭沫若發表在《新華時報》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和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提出的“歷史周期率”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就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為重要文獻列入了整風文件，在進京前又在全黨、全軍提出了“兩個務必”、六條規定，印發並學習了“進京手則”——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人在“進京”前，甚至早至延安時期就已經認識到了即將面臨的新階段的斗爭，已經認識到了即將到來的“趕考”的重要性。事實証明，在“趕考精神”的助力下，新執政的共產黨人並沒有被“歷史周期論”困住手腳，並沒有被帶入歷史的怪圈，並在隨后的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不僅沒有“退回去”，沒有失敗，而且鞏固了人民的政權，為新中國建立了獨立並比較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在“進京趕考”這件事上，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同志給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取得了舉世矚目、無可爭議的好成績。

（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改革開放”為代表的偉大斗爭是“趕考精神”的新起點。

盡管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趕考”和“趕考精神”沒有被黨或者輿論界宣揚或討論，但“趕考精神”仍隨著歷史車輪滾滾向前而生生不息，“趕考精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一種內在的、深層的、默認的精神氣質，這種精氣神助力著中國共產黨人迎接新的“考試”。1978年，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勇氣面對國際、國內諸多挑戰，在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根據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以改革開放為代表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方案，為這一歷史時期的“趕考”中交出了重要的答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忘記自己從哪裡走來，也從來不會忘記自己一路走來的經驗和成功的法寶，在時代需要的時候，我們出奇制勝。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世界格局風雲巨變，國際共產主義戰線土崩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國際反社會主義勢力和反華勢力躍躍欲試，企圖用顏色革命和思想污毒將我們這個正在蓬勃成長的社會主義新生國家扼殺在幼年時期。在這樣的危急關頭，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加高舉毛澤東思想這一鋒利的思想武器，與敵對勢力作斗爭，並最終使得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引領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卻逆風而上，引領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前進。在這場事關國家興衰、民族存亡的嚴峻“考試”中，由閻長林記錄的毛澤東同志關於“趕考”的對話引起了全黨、全國人民的重視，並在全國引發討論和學習。越是在危機時刻，越是能發現思想武器的威力。我們相信，正是在這場偉大斗爭中，“趕考”從記錄在文獻中的對話，上升到了全國人民認可的“趕考精神”。2002年，胡錦濤同志帶領中央書記處同志到西柏坡學習時指出：毛澤東同志當年來開西柏坡去北京時，曾形象的形容為進京“趕考”﹔我們這一次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西柏坡，可以說是來“上學”的，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要帶領人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是這場“考試”的繼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最高領導人第一次重提“趕考”——“趕考精神”就真正成為了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共同的精神價值與追求，以“趕考精神”為代表的西柏坡精神同延安精神等一道成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在此之后，兩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十多人次參觀了西柏坡，這正是對“趕考精神”的重溫、回顧和強調。

（三）“趕考精神”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中繼續和升華。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當下正面臨著各種新的歷史階段、新的歷史形勢的下挑戰。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后，中央領導集體認識到，“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主要包括“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反腐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等問題。加之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諸如南海問題、“薩德”問題等使我國的國際、國內形勢更加復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嚴峻“趕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新的挑戰，習近平同志提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可以看出，在當前的環境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延續著“趕考精神”，但同時又將“趕考精神”進一步升華，將以意志、品質為主的執政建國的“趕考精神”和以改革、突破為主的建設發展的“趕考精神”上升到以創新、全面為主的治國理政的“趕考精神”，這毫無疑問的使“趕考精神”在各歷史條件的偉大斗爭中實現了歷史的統一。

二、“趕考精神”與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是邏輯的統一

回顧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兒女走過的奮斗歷程，我們能夠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尋夢之路，是需要黨和人民攜手與共、進行偉大斗爭的崛起之路。我們可以看到，在面臨各個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的“趕考”時，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放棄過“趕考精神”，這是由“趕考精神”與偉大斗爭的內在邏輯統一決定的。深刻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這一場“趕考”，不僅需要對“趕考精神”歷史發展的縱向分析，更需要對“趕考精神”的內在邏輯進行深入的剖析——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認識“趕考精神”在各歷史階段的偉大斗爭中的邏輯的統一。

任何一個階段要取得“偉大斗爭”這場“趕考”的好成績，都離不開對國情的清晰把握和對社會性質的正確認知。毛澤東同志一直反復強調認清國情，尤其是社會性質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取得“趕考”勝利的重要前提。毛澤東同志指出：“隻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這就是“趕考精神”與各個歷史階段偉大斗爭的內在邏輯。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毛澤東同志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 ——這就是當時的“考試”。基於當時我國的社會性質和社會主要矛盾，毛澤東同志提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求得民族獨立﹔對內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壓迫的民主革命，求得民族解放。“毛澤東思想”給這場“趕考”交出了優秀的“答卷”。這份“答卷”是建立在他對中國現實的深入了解和嚴謹調查的基礎上取得的，科學地解決了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重要問題，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斗爭的勝利，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

（二）歷史把這場“趕考”交到鄧小平同志手中。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把這次會議作為起點，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將關注點轉移到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之中，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斗爭——基於同樣的矛盾分析方法的邏輯，鄧小平同志認識到一場新的“考試”正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面前。鄧小平同志指出：“至於什麼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於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我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矛盾進行了更為科學的概括：“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並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基於此，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這段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這就是鄧小平同志在正確判斷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前提下，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性質作出了科學判斷——“鄧小平理論”給這一時期的“趕考”交上了滿意的“答卷”。

（三）在20世紀走向21世紀的二十多年間，以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為領導的黨中央全面繼承鄧小平同志在這場“趕考”中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斗爭。江澤民同志提出要“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各種關系，特別是若干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改變，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卻發生了明顯變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各種關系也應得到重視。黨的十五大對這一時期主要矛盾進行了更為具體的概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著種種矛盾，階級矛盾由於國際國內因素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但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思想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繼續“趕考”提供了重要動力。胡錦濤同志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仍然是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認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當前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我國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諸多新課題，黨和國家工作中還存在缺點和不足，人民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在新世紀，胡錦濤同志立足新的歷史條件，在繼續堅持主要矛盾不變的基礎上，對其主要方面的一些矛盾的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把握，符合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既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夯實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又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針對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胡錦濤同志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切實解決上述新問題，就必須“堅持用科學發展觀武裝全黨，進一步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上來，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轉化為全黨的實際行動，轉化為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工作能力，抓住發展機遇，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切實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我們可以看出，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這些事關國家發展、民族興盛的重大思想都有一個基本的動因——即運用“矛盾”的方法論，分析每場“趕考”的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適時發展，並以一以貫之的“趕考精神”應對各歷史階段的偉大斗爭。可以明確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也同樣會將這一方法論運用到當下“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趕考”中去，實現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精神”在各歷史階段下的邏輯的統一。

三、“趕考精神”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的應有之意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趕考”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但“趕考精神”的歷史延續和精神升華並沒有停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國處於改革發展的攻堅期和深水區，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不僅是如何跳出“歷史周期論”，更有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新的情況，都成為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考驗與挑戰。在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斗爭中，習近平同志深入實際，立足不斷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對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進行了科學把握。

習近平同志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中指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變，但在經濟上，我國已經進入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時期﹔政治上，“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制度優勢充分發揮、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在文化上，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勝利，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越發恐慌，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圍追堵截、蠱惑人心，無所不用其極，文化安全亟待加強﹔在社會建設上，我們已經步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時期，全國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體制、機制性問題仍然存在，就業壓力、經濟轉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還需重視，社會穩定已經進入風險期﹔在生態文明建設上，生態危機、環境惡化已經越發嚴重，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可以看到，新的歷史階段下，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趕考”的嚴峻形勢不容小覷，中國共產黨人所秉持的“趕考精神”不容懈怠——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的應有之意。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退縮。習近平同志指出，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圍繞著“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主要任務，“我們黨的庄嚴使命、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我們國家的奮斗目標，都聚焦於這個總任務、歸結於這個總任務。我們要緊緊扭住這個總任務，一代一代鍥而不舍干下去。”在這樣的認識下，習近平同志提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在經濟上，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政治上，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在文化建設上，尤其是在意識形態安全方面，“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在社會建設上，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進行謀篇布局，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我們要繼續加強社會建設，切實推進各項社會事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在生態建設上，“我們要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現代化建設全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態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從根本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確保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習近平同志又以這些微觀層面出發，在宏觀上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發展布局，以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斗爭的勝利——“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台階。”

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同志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上，汲取先輩取得偉大斗爭勝利的經驗，將“趕考精神”作為一種強大的思想武器，把握當前偉大斗爭的特點，不斷帶領中國人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已經取得並將繼續獲取一個又一個勝利，我們相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一定能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歷史、給中華民族、給全國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這份“答卷”不僅包括“五大發展理念”和“四個全面”等“治國理政”新思想，也一定會擁有更多新的科學內涵。我們應當堅信，我們共產黨人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斗爭”時，“趕考精神”都會是題中應有之意。

結 語

毛澤東同志曾把掌握全國政權比作進京“趕考”，並且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不能從北京退回去，退回去就失敗了。從毛澤東同志帶領中國共產黨人走出西柏坡建立新中國，終結了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恥辱史，讓中國人民從此告別了“挨打”和“挨餓”的恐懼，並讓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之林﹔到習近平同志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堅定不移的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啟了新世紀屬於中華民族的偉大篇章，讓中國人民自此驕傲的屹立於世界東方。我們相信，“趕考精神”不會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落伍、而失效﹔我們堅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趕考精神”一定能夠助力偉大斗爭的勝利。我們共產黨人，永葆初心，永遠在路上，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懼斗爭，不懈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