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考地球村

引子：考場在哪兒?

考場在哪兒？考題是什麼？

這個問題，是趕考的首要問題。

1956年8月，毛澤東主席說：“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

一個甲子年之后，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徹底擺脫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跡。”

從“球籍”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全球視野。而我們的考場，就是地球村。

不管經歷過多少次趕考，以前的趕考，一言以蔽之，曰“考球籍”，其主旨是考中華民族生存的理由。

這場趕考，我們終於通過了。

接下來的趕考，遠未結束。考場依然是地球村，而考題是什麼?

考題是如何擺脫讓全人類頭疼的窘況。

具體包括：世界人口膨脹、資源枯竭、生態惡化、發展失衡、金融危機、局部戰爭、貧困加劇、民粹主義抬頭、世界在某些政黨的操縱下“向‘右’走”等等。

所有這些考題，都屬“疑難雜症”，其難度無異於一組比“哥德巴赫猜想”還難的猜想。

如何破解這些難題，世界上500多個政黨都要回答，其中，中國共產黨的答卷至關重要，這不僅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政黨”，還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遠大襟懷和先進品格。

所謂考出優異成績，就是為破解地球村所有這些難題提供 “中國方案”。

不僅如此，趕考有“相對趕考”和“絕對趕考”。

“相對趕考”，就是每一個歷史時期的趕考。既包括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以及實現中國夢等目標，也包括應對人類共同發展難題等等。

“絕對趕考”，就是共產黨人的終極目標，實現共產主義。

無數次的“相對趕考”，是我們最終通過“絕對趕考”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們既要站在當下全力趕考，又要站在未來反觀趕考。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政黨建設的論述，為在地球村完成“相對趕考”和“絕對趕考”提供觀察視角並提振趕考精神。

一、趕考資質：“優秀考生”的兩個特質

優秀考生，必有優秀特質。

對比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趕考中的“失利”，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保衛球籍”獲得大成功，引來無數學者關於“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大討論，面對林林總總的答案，還是讓我們回歸原典，看一看馬克思恩格斯的提煉。

作為優秀考生，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特質在哪裡？

《共產黨宣言》，提煉出了兩個優秀特質，而且只是兩個。

其一，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不分民族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二，共產黨人在歷次世界性的運動中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兩個優秀特質，都是基於全球視野的考量。

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這麼提煉？

因為這兩個優秀特質，是連接“相對趕考”和“絕對趕考”的樞紐。

共產黨人的奮斗史，是通過無數次“相對趕考”以最終通過“絕對趕考”，把地球村變成“共產村”。而妨礙未來共產主義“絕對趕考”的攔路虎，恰是民族主義。但在“相對趕考”的路上，共產黨人將無數次遇到如何對待民族主義的問題，可能正是民族主義，導致了“相對趕考”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並最終使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更加曲折。

對此，恩格斯一方面憂心忡忡，一方面胸有成竹。

恩格斯“憂”的是，民族差別將嚴重地妨礙團結，而團結才是“絕對趕考”成功的門票。

恩格斯“喜”的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生來就沒有民族偏見，他們的修養和舉動都是反民族主義的。隻有共產黨人才能夠消滅民族隔離，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愛。恩格斯在他那個時代還欣喜地看到，馬克思主義政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舊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

基於以上兩種情緒，悲欣交集的恩格斯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提出的方向是：

一是消滅民族差別，排除民族壓迫，實現民族獨立。這是“相對趕考”要完成的任務﹔

二是各民族團結起來，最終通過團結邁向共產主義。這是“絕對趕考”要完成的任務。

而從“相對趕考”到“絕對趕考”的最終轉圜，是“民族獨立”。

每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特別是落后的、被壓迫民族國家的政黨，首要的任務必須是實現“民族獨立”。對內，民族獨立是嚴肅討論內政的前提﹔對外，是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內的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是人類一切健康和自由發展的基本條件。

並不是表面獨立就算真正的獨立了。如果一個民族是因為依附發達國家或民族而進入文明階段的，那麼，恩格斯會毫不客氣地宣稱它沒有生命力，永遠與獨立無緣。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獨立的任務還遠未完成。

中國共產黨趕考的成功，既是因為追求民族獨立，也是因為依賴民族獨立。

因為追求民族獨立，使趕考有了最切實的著力點﹔因為依賴民族獨立，即便在改革開放時期也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絕不陷入“依附”地位，使趕考有了最強健的發力點。換句話說，民族獨立是民族富強的前提，民族富強是不被開除球籍的保障。

當初誰最想開除我們的球籍？

是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當我們擺脫被開除球籍危險的時候，遇到的隻能是圍堵。所以，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間，我們的趕考任務不僅是沖破圍堵，而且要形成對圍堵的反包圍，其實質是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其應考策略是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兩個優秀特質發揮到極致。

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的趕考經驗。

面對統一的擁有56個民族的國家，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堅持把解決民族問題同解決社會總問題相結合，制定實施正確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如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我黨立即著手民族調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民國政府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面對全世界2000多個民族，我們秉承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堅持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合作。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非常絕望，認為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不公正、不公平。為此，G20杭州峰會不僅邀請了成員國領導人，還邀請了東盟主席國老撾、非盟主席國乍得、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主席國塞內加爾、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以及哈薩克斯坦、埃及等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使得杭州峰會成為G20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峰會，而中國正是改革現有經濟秩序風潮的引領者。

趕考全球村，還會遇到更多的來自民族主義者的圍堵。對此，馬克思曾經預言，壓制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為自身鍛造鐐銬，它因此永遠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盡管它總是在標榜“自由”。

20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政黨趕考的巨大成功，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反對民族主義﹔同理，20世紀末不少馬克思主義政黨趕考失利，一條重要教訓就是民族主義抬頭。

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証明了《共產黨宣言》“兩個優秀特質”的極端重要性。關於這一點，列寧曾更清楚地指出，民族主義宣稱隻要承認民族平等就是國際主義，同時又保留民族利己主義的不可侵犯性，而國際主義則要求：第一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應當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第二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

雖然，經濟全球化的形勢已經今非昔比，但共產黨人的兩個優秀特質，永遠是趕考的資質，舍此，不僅“絕對趕考”遙遙無期，“相對趕考”也會一敗涂地。

二、趕考戰略:新“農村包圍城市”

《共產黨宣言》對共產黨人的全球趕考戰略做了一個生動的描述，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馬克思恩格斯寫道，資本造成了一個極度對立的世界，一邊是農村，一邊是城市。資本發展的結果，是貧困的農村屈服於繁華的城市。

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結構”與之類似，他認為工業化過程也同樣造成一個對立的世界，一邊是工業區域，表現為現代城市﹔一邊是傳統農業區域，也就是農村。二元經濟形成的初期，現代產業所在地就像“飛地”，就像傳統產業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孤島。

但馬克思的“二元結構”並沒有止步於此，馬克思要說的是，資本的積累和集聚，會形成一套機制，這個機制就是不斷復制“農村和城市的對立”。“農村和城市的對立”，在《共產黨宣言》裡既是一種最初的表現形態，更是一個千古妙喻。全球發展的趨勢，無非是制造各種各樣的“農村”和“城市”以及它們之間的對立。

資本全球化帶來的這種對立包括：

農村和城市的對立﹔

未開化或半開化國家和文明國家的對立﹔

落后民族和先進民族的對立﹔

農民的民族和資產階級民族的對立﹔

東方和西方的對立﹔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對立﹔

邊陲和中心的對立﹔

…………

而所謂未開化或半開化國家、落后民族、農民的民族、東方、發展中國家、邊陲等等，無非是“農村”﹔所謂文明國家、先進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西方、發達國家、中心等等，無非就是“城市”。

全球化，就是這種對立化，同時也是前者對后者的屈從化。

對這種“農村和城市對立”機制的描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次寫道，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隻不過，這裡的“城鄉”，是廣義的。

馬克思恩格斯把“農村”和“城市”擴大了，擴展到了全球。整個地球，形成了廣義的“農村”和“城市”，以及“農村”對“城市”的屈服。而馬克思關於勞資矛盾、貧困積累與資本積累、剝削與壓迫、殖民地與殖民者、革命與剝削等思想的展開，都是在這種“農村和城市對立”的框架下進行的。繁榮“城市”的繁榮，正是貧窮“農村”貧窮的原因。把“農村和城市對立”推及到全球，就是世界市場的形成，而始作俑者就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

正是資本的全球化，造就了“農村和城市的對立”，也造就了世界人口膨脹、資源枯竭、生態惡化、發展失衡、金融危機、局部戰爭、貧困加劇、民粹主義抬頭、世界在某些政黨的操縱下“向‘右’走”等等讓全人類頭疼的病症。

這些病症不是發生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而是發生在全球。中國共產黨人趕考地球村，就是要消除全球沉珂，總體策略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資本是天生的國際派，真正的共產黨人也是天生的國際派。趕考地球村，就是一個國際派反對另一個國際派，只是反對的手段不再是暴力革命，而是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

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本質上就是要改變“農村和城市的對立”，改變廣義的“二元結構”。

一帶一路沿線的70多個國家，加上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廣義上的“農村”和“邊陲”，歐美等發達國家則構成了廣義上的“城市”和“中心”，實施“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就是聯合發展中國家以及相對落后的民族，通過發展本國和本民族經濟，形成對“中心”的包圍之勢。

如果說當年毛澤東主席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在中國大陸上展開的，那麼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辦廠，則是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農村包圍城市”運動，這個宏大戰略是當年“農村包圍城市”的放大樣。

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幾乎都是在相對落后的國家內成功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農村包圍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的成功。而后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和轉型，一個重要的經濟原因就在於沒有能夠高速發展生產力。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們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越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完全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於是，世界形勢發生了逆轉。

泥菩薩救不了苦難者。隻有把自身做大做強，才有可能“兼濟天下”。中國共產黨人，有“兼濟天下”的精神抱負﹔而今天的中國，則有了“兼濟天下”的物質基礎。而且不僅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更有發展中國家走向富強的改革經驗。

“精神抱負 + 物質基礎 + 改革經驗”，構成了新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底氣。而實施這一趕考戰略的目標，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創造性地“復制中國經驗”。

我們的過剩產能，如鋼鐵、水泥、光伏、平板玻璃等開始走向一帶一路和世界各地，有的甚至進軍北美，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轉移過剩產能，而是與發展中國家一道，復制並創造各種不同國別、不同民族的“經濟奇跡”。 換句話說，中國企業進軍世界市場，帶來的絕不是資源枯竭、生態惡化、發展失衡、金融危機、局部戰爭、貧困加劇，而恰恰相反，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竭力保護資源、保護生態、互利共贏、促進和平、擺脫貧困。近四十年來，我們國家的發展，有經驗也有教訓，我們要做的，是復制經驗、規避教訓，讓新的發展理念惠及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習近平主席向世界承諾：“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也願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要讓一帶一路建設造福沿線各國人民，這條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是互利共贏之路，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要實現‘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習近平主席的承諾，是對共產黨人兩個優秀特質最生動的詮釋。

實現“五通”，造福各國人民，單靠某些企業“走出去”還遠遠不夠，必須在沿線各國全方位、軍團式、抱團狀、立體化地分享中國發展機遇。說白了，就是在更高水平上復制中國近四十年的“造城運動”。

我們既然可以在一個小漁村建起深圳，既然可以在馬來西亞建起碧桂園森林城市，既然可以打造智能化城市杭州，我們當然可以以此為標杆，在沿線國家造就更高水平的“深圳”“碧桂園”“人間天堂”。沒有什麼做不到的，因為我們有經驗，我們趕過考。如果說做不到，只是我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

以鋼廠和礦產為例，我們一些企業走出去，建立甚至直接並購當地企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這只是在當地復制了一個“中國鋼廠”或“中國礦產”，很難真正實現“五通”。

實現“五通”靠什麼？

有兩個思路。

思路一：向產業鏈高端邁進，即邁向“微笑曲線”的兩端。這需要技術進步。

思路二：靠整體產業的抱團出海，即讓所有相關產業聯動。這需要政府的力量。

必須實施思路二，才能真正實現“五通”。

碧桂園森林城市，始作俑者是建筑業，但今天已經成為六十多個產業的“集團軍”“大會戰”。

當碧桂園森林城市已經成為全世界亮點的時候，新“農村包圍城市”的樣板也就營造出來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模式也日趨明朗化。即我們不是要輸出一個鋼廠、一個水泥廠，或者一個平板玻璃廠，而是要“造城”，造全人類向往的“太陽城”。東南亞已經有了“樣板”，而歐亞大陸還沒有，我們需要新的更大規模的“碧桂城”。

這需要的不僅僅是幾個擁有過剩產能的產業，而是幾十個先進產業。包括教育、醫療、服務、文化、金融等產業在內。

這才是我們趕考地球村的策略。

新“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意義，還不僅僅在此。因為當今世界，依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在中國成功了，但基本上還屬於江船火獨明的階段，在多數發展中國家願意分享中國發展機遇的時刻，我們的機遇來臨了。中國的產業轉移、“造城運動”以及實現“五通”，深層次裡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滲透和擴散。

能否完成新“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目標，關系到能不能實現對圍堵中國的反包圍，關系到能不能實現《共產黨宣言》消除“農村和城市對立”的目標，甚至關系到未來“絕對趕考”的成功與否。

三、趕考秘籍：十大備考原則

趕考地球村，需要把握十大備考原則。

1.先易后難原則。世界五大洲，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考題也有難易。在發達國家鞭長莫及的國家和地區，率先行動。即便是在一個區域內，因為歷史、政治、文化、經濟等原因，也造成各種巨大差異，比如同是東盟十國，同是中亞國家，情況也千差萬別，選擇最容易的地方突破，是趕考全球村的制勝之道。

2.示范效應原則。在發展中國家復制“中國奇跡”，可以是復制一個項目，也可以是復制一個產業，更可以是復制一座城市。但無論復制什麼，都必須是世界樣板。這個樣板，遠離資源枯竭、生態惡化和貧困加劇，從而讓其他國家紛紛效之，最終實現多米若骨牌效應。

3.眾建中心原則。要完成邊陲對中心的包圍，必須“眾建諸侯少其力”，即建立與中心分庭抗禮的另外的中心。如“金磚國家”是對“七國集團”的分權，“亞投行”是對華爾街的分權。類似的技術中心、產業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要廣而建之，越多越好。

4.集中優勢原則。社會主義的優勢是能集中財力辦大事，一帶一路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造城運動”，都需要大量資金，除了國際產能合作外，政府的力量至關重要，而政府力量還不僅僅在於財力，更重要的在於動員力和公信力。以PPP項目為例，目前各級政府主導的PPP項目，多用於國內，用於國外的太少，實際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資金。

5.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則。一帶一路戰略，代表的是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力量，而即便是參與國也在某些領域有反全球化的傾向，更遑論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英國的脫歐等反全球化意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原則。馬克思站在有利於世界革命的角度，不止一次地盛贊自由貿易，認為它是最符合人民心意的東西。美國提高關稅和恢復強大制造業的同時，開始實施“工業互聯網”計劃，其戰略意圖顯而易見，待“工業互聯網”計劃實施成功，就會減低關稅，與中國決一死戰。可惜的是，恩格斯早就看出保護關稅的弊端，認為保護關稅制度再好，也不過是一種無窮陀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把它轉到頭。

6.有備無患原則。投資國外，趕考全球，風險可想而知，不能打無准備之仗。我們需要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手段進行詳盡的戰略勘察，甚至大規模的實地勘測，避免盲目投資。這不是企業自己能夠完成的，需要政府介入並引導、組織。

7.立體作戰原則。趕考地球村，不僅有經濟考卷，還有政治考卷、文化考卷、軍事考卷，這就注定了我們的趕考必須是全方位的立體“超限戰”。以文化而論，無論東南亞的佛教文化圈，還是歐亞大陸的伊斯蘭教文化圈，都需要文化跟進，這注定是一場價值觀的趕考，我們的應對策略目前還不十分清晰。比如，沒有傳媒的大幅度跟進，我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必將受到話語權的制約。

8.尖兵突破原則。毛澤東主席論攻城時提出“三個一切”：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后奪取之。新“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同樣把處於“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分為三種情況：對薄弱點堅決奪取，如紡織業進軍美國南部﹔對中等守備的據點相機奪取之，如華為VS蘋果﹔對守備強固的據點最終奪取之，如信息、軍事、航天等領域的高新技術必須局部超越。

9.香燒兩頭原則。貫通一帶一路，需要兵分兩路，香燒兩頭，即建立與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的密切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兩端發力，向東歐與中亞漸次深入。

10.共同願景原則。聯合一切發展中國家實現邊陲對中心的包圍，依賴的是共同願景。設計、描繪、傳播、磋商、達成共同願景，講好中國故事和世界故事，尋求各民族的新的精神圖騰，是趕考地球村的必備功課。

四、趕考願景:共產主義並非不可實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共產主義虛無縹緲，遙遙無期”的論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麼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們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

對共產主義的“絕對忠誠”，是順利通過“絕對趕考”的法寶。

這種“絕對忠誠”，既源於信仰，也源於科學。正像當年馬克思敲響資本主義喪鐘時一樣，不是基於道德的義憤，而是建立在科學分析和揭示人類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

馬克思把世界分為“農村”和“城市”的同時，還指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起點，這個“農村”起點就是中國。馬克思說，如果世界歷史的一極是西方，那麼另一極便是中國，西方世界和人類世界未來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中國的命運。

馬克思預言說：如果中國能夠通過革命實現復興，那麼，未來的中國就會重新恢復大陸貿易，並使大陸貿易與海洋貿易結合起來。

而“使大陸貿易與海洋貿易結合起來”，就是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對鴉片戰爭后中國命運的走向，馬克思“大膽預言”道，西方列強非要把中國拉入世界貿易體系，而當時的中國極端不情願，但是，一旦中國真的加入了世界貿易，中國經濟將把火星拋到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地雷上，從而引爆全球！

這個關於中國“農村”的預言正在成為發達國家“城市”驚慌的現實。

但是，馬克思的預言沒有就此打住。

馬克思寫道：“隻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隻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由“最先進的民族”主導世界市場，人類才能進步。

從大清王朝拒絕貿易自由，到今天中國力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這是百余年來中國歷史的大逆轉，是世界歷史的大逆轉，也是“農村”對於“城市”的“大逆襲”。

趕考地球村，在幾十個發展中國家復制出一大批“中國奇跡”，將會出現這樣一幅情景，全世界物質極大豐富，技術獲得空前發展，而同時產能過剩會更加突出，因為世界市場總是有邊界的，如此，世界將會有兩種命運。

命運之一：從廣義的“城鄉二元結構”中分化出第三極，出現一批經濟發展水平超越發展中國家並接近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而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更加強大。

命運之二：從廣義的“城鄉二元結構”中分裂出一部分走向具有不同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發展中國家。

無論是哪一種命運，都是“相對趕考”的勝利，都是對“絕對趕考”的接近。

對資產階級的資本擴張，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把世界范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隻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

中國資本的對外拓展與之相反，承載的是真正的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無論G20峰會、亞投行，還是金磚國家以及各種中國政府主導的自貿區，都秉承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由此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也將作為制度因素，或多或少地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吸收、復制與創新，從而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構成強有力的挑戰。

挑戰成功，出現“命運之二”的情形，我們就會更加接近“絕對趕考”的日程。縱使挑戰不成功，出現了“命運之一”的情形，那也是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尚未完全發揮出來，而其發揮過程又必然是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舊社會的胎胞裡逐漸成熟的過程。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由此達成。

當然，我們主觀上希望后一種命運，因為那將迎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的高潮。

這種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結果。

總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最終在全球的勝利，需要強大的物質基礎，這個基礎的實現，因社會主義中國的加入和引領而加速。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言的真意。

余論：從西柏坡出發

毛澤東主席在西柏坡提出“趕考”前，會見了米高揚。7年后，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球籍”問題，而八大是一次太特殊的會議，56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派代表團出席大會，兄弟黨代表 “大腕兒” 雲集，其中就包括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利特，還有蘇共領導人之一的米高揚。

為什麼邀請外國兄弟黨參加我們黨的代表大會？

沒有別的解釋，最令人信服的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煉”，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特點，就在於兩個優秀特質。從“相對趕考”到“絕對趕考”，中國共產黨人的表現尤為出色。

從西柏坡出發，趕考地球村，我們還需要而且也正在發揚著這兩個優秀特質。

但地球村，還是太小了。

資本的流動不斷沖破疆界又自設疆界，地球村的疆界已經被沖破了。

更廣大的考場，在太空領域。

從時間上說，趕考共產主義，遙遠而非臆想，我們只是萬裡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從空間上說，趕考太空，遼遠而非虛妄，我們只是巡天遙看一千河，我們還需要攬月摘星。

面對浩渺的時空，我們的趕考才剛剛開始。

時空變幻，不忘初心，我們需要常常回到西柏坡，銘記趕考精神，追尋趕考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