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進京“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與精神資源

2013年7月11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不久，習近平來到西柏坡，重溫中共中央離開中國革命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趕赴北平的歷史，指出：“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1]60多年間，一前一后，一往一來，兩位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重要關頭，都提到了“趕考”，談及歷史，把對歷史的思考和面臨的考驗聯系在一起。這是領導人具備強烈歷史意識的直接體現，是一種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思維方式，通過由今觀昔的方式達到以古鑒今之目的。歷史意識可以通過對歷史的深刻認識而對未來進行准確判斷，從而及早制定應對之策。毛澤東將中共中央趕赴北平喻為“趕考”， 是基於歷史意識而對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勝利后面臨的風險與考驗進行的科學預見，從而能夠防患於未然，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引領人民群眾走向勝利。“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寶貴的精神資源，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四大考驗”和“四大風險”，應加以繼承，以為解決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找到解決之道。

一、中共中央進京“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

1949年3月23日，即將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離開駐地西柏坡趕赴北平。對於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是普通的一天，他們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又是值得永久紀念的一天。此時距1921年7月，12位代表聚集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足28年，距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尚不滿3年。從五十幾位黨員發展到四百萬左右，從未有一兵一卒到擁有三百多萬軍隊，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共中央駐地的這一次遷移，不同於以往，不再是轉移到敵人薄弱的地區尋求發展的空間，而是從偏遠的農村走向中心城市，將由領導農民革命走向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策略的成功和實現。這一步的跨出，看似輕巧，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奮斗多年的結果，是轉折性的歷史時刻。跨出這一步，中共中央從農村指揮所走向了未來的首都，而中國將由革命轉入建設的新時期。對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對於中國，這都是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歷史關鍵時刻的抉擇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其后歷史發展的方向。稍有不慎，即或一時的疏忽，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甚至出現形勢上的逆轉。中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實例，尤其是農民起義往往在極盛時期轉瞬而衰，乃至失敗。此類反復出現的現象背后有著相似的原因，只是農民領袖未明其由，不究其細，不能採取相應的措施。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雖有多種，但在主觀上，農民領袖缺乏歷史意識和對未來的預見，不能不說是主因之一。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進入關鍵時期。似曾相識的歷史情境再次出現，相同的歷史考驗再次到來。歷史的周期律能否打破，革命政黨能否順利取得勝利並鞏固勝利，能否開辟一條嶄新的道路，從此持續發展，避免中國歷史上一治一亂、盛衰交替的境況，這毫無疑問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巨大挑戰，也是時刻縈繞在中國共產黨領袖腦海中的待解之題。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趕赴北平。毛澤東和周恩來談笑間，對於未解的中國歷史難題成竹在胸，中國共產黨將以進京“趕考”的心態來應答。

“趕考”背后透露的是中國共產黨領袖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是一種認識人類社會的思維方式，用聯系的觀點把現在和過去、未來看成一個整體。具備歷史意識，可以通過對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以避免當下和未來重復過去的錯誤。具備歷史意識，可以通過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思考探究歷史發展規律，清楚地認識當代人的歷史使命，認清前進的方向。正是因為具備這種強烈的歷史意識，毛澤東熟知中國歷史航道中曾經摧折農民革命的那些險灘暗礁，引導中國共產黨這艘航船巧妙地避開了。正是具備這種強烈的歷史意識，毛澤東引領中國人民順應世界歷史發展的大潮，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二、“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避免了傳統農民革命的舊轍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2]這肯定了農民是中國革命中的主力軍。但是農民並不是天生的成熟的革命階級，尤其是在中國長期的傳統社會中，農民身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其自身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帶有自身難以克服的一些弱點和缺陷。這些弱點和缺陷不僅影響著農民個體的發展和前途，而且往往在農民革命的關鍵時刻作為消極因素集中地表現出來，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成為導致農民革命成敗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中，農民革命失敗者多，而成功者鮮。尤令人扼腕者，不是客觀上統治階級力量的強大，而是主觀上農民內部的矛盾與領袖思想上之墮落及作風上之腐化，導致局勢的逆轉，或將勝之際的頓挫。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無不如是。對於這樣的歷史過程和結局，“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很深的研究”[3]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自是知曉，並且要盡力避免的。他不僅自己想辦法，也希望別人提供有益的幫助。早在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曾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4]可以說，這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話時，歷史的情景再次在毛澤東的腦中閃現，他堅定地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5] “決不當李自成”，就是要避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重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類似的結局。要避免重蹈覆轍，就要充分汲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針對以往農民革命在勝利前夕，往往麻痺大意，對敵人的陰謀詭計防范不周，而給革命帶來重大損失，甚至導致革命半途而廢的情形，毛澤東洞若觀火，於1948年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指出“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那些“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要求全黨同志丟掉幻想，不僅要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而且要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將偉大的人民戰爭進行到底”，決不給敵人喘息的機會。[6]1949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中，再次強調：“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我們必須在黨內，在人民解放軍內，在人民群眾中，有說服力地進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中進行解釋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的理由。”[7]針對國民黨借和平談判以保存實力的陰謀，毛澤東在指揮戰爭的緊張和忙碌中，先后為新華社寫了《評戰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國民黨反動派由“呼吁和平”變為呼吁戰爭》、《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數篇評論，對敵人的隱蔽動機和僥幸心理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同時，為了教育廣大人民群眾認清敵人的真面目，又同國民黨進行了有理有節的和平談判。

針對以往農民起義往往在勝利前夕驕傲自大、貪圖享受、紀律蕩然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深刻教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面對因為勝利可能會在黨內出現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以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攻擊，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8]在革命成功之際，毛澤東親自做出了表率。1948年8月15日，他在給吳玉章的信中，針對吳玉章打算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的想法，堅決地予以反對，明確指出“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也是錯誤的”。[9]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發言，再次重申“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並指出請馬恩列斯是做先生的，而不是做陪客的。[10]此外，在七屆二中全會時還制定了幾條沒有寫進決議的規定，即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隻有這樣，才能在思想上引起足夠的警惕，在作風上堅持優良傳統，把黨和軍隊的革命性保持到底。毛澤東不僅適時地提醒了全黨同志，而且帶頭遵守這些規定。當從西柏坡趕赴北平的路途中，得知保定、北平等地准備開慶祝大會時，立即讓周恩來電告華北局，予以制止。

正是因為“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夠針對以往農民革命常犯的錯誤，採取相應的策略，把革命繼續推向新的勝利。

三、“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規劃了新中國的發展方向

在中國歷史上，即使是推翻了舊政權，獲得勝利的農民革命，不過創建了一個新王朝，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治亂循環。正如黃炎培在延安和毛澤東的談話中所說的歷史“周期律”，無論“一人，一家，一團體，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11]中國共產黨則希望找到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如何才能找到擺脫困擾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方法呢？溫故方能知新，瞻前還需顧后。以往的農民革命往往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或是完成初期目標，或是達到高潮之后，常常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其結局不是失敗，就是步入了傳統王朝的舊軌。這是因為之前的農民領袖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缺乏預見性，不能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將革命導向新的發展階段。結果，“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去”[12]，中國的社會發展緩慢。

毛澤東早就懂得預見和領導的關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的論斷進行了闡釋，說預見就是“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因此“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13]預見不是對將來的猜測，而是對未來的預判。怎樣才能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預見呢？這需要在對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正確認識中找到其內在的規律，並對未來的發展前景據此做出符合規律的預判。這就要求不再僅僅局限於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現成的答案，而是站在高處遙望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對其來龍去脈一目了然。由此可見，對未來的清晰的、准確的預見，是自覺地、正確地運用歷史意識的結果。

在諸多社會科學理論中，對人類社會發展做出科學預測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隻有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才對社會發展有了預見，使人類對社會發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階段”， 而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的，因此“對於將來和前途看得清楚，對於社會各個階級向什麼方向發展也看得清楚”。因此，不同以往的傳統農民領袖，也不同於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其他政黨，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中國人民走上順應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新道路，擺脫中國歷史治亂興衰的局限。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14]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但是並不是脫離中國的實際情況，超越社會發展階段，從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步邁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是有步驟的，循序漸進的發展，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隻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15]正是具備了這樣的歷史意識，中國共產黨為中國規劃了未來的發展道路。正是有了這樣的道路自信，才會有進京“趕考”前毛澤東所說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果決和堅定。

認准了前進的方向，還要走好當下的每一步。隻有走穩每一步，才不會在前進的路上摔跟頭。為此，中共中央在進京“趕考”之前，認真進行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備考”工作，為新中國的建設繪制了藍圖。在政治上，明確了國體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16]，明確了政體（政權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准備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包括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在經濟上，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及其性質）。在外交上，制定了“不承認”的外交政策，即不承認外國政府現在派駐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

正是具備了歷史意識，尤其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毛澤東把中國的未來之路引向了世界歷史潮流的發展方向。正是具備了歷史意識，毛澤東正確預見了革命勝利后即將面臨的各項建設任務，提前進行了妥善的布置，使得中國可以在革命勝利之后順利轉入建設的軌道。

四、“趕考”背后的歷史意識是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資源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歷史使命。“趕考”就是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並經受歷史的評判。要完成歷史使命，就要具備歷史意識。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認識面臨的時代特色和具體任務。毛澤東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17]隻有掌握了一定的歷史知識，才能逐漸培養起歷史意識，才能懂得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才能具備觀察事物的洞察力、穿透力，才能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隻有具備了歷史意識，才會有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胸懷。歷史意識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的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工作方法。從毛澤東率中共中央赴京“趕考”背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正是這種歷史意識，使得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使命和責任。希望考個好成績，就是要實現中國共產黨擔負的歷史使命。

六十八年前，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進京“趕考”，正是具備了歷史意識，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避免了以往農民革命的舊轍，正是具備了歷史意識，遵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向，為中國規劃了新的道路和前進方向。歷史的實踐已經証明，具備歷史意識的“趕考”既能回望過去，又能瞻望未來，既能趨避往時的錯誤與疏漏，又能面對未來的險阻與挑戰，是中國共產黨取得事業成功的寶貴精神資源。

今天，繼承這種精神資源最好的方式，就是要熟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熟悉中國的歷史，熟悉世界的歷史，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正在進行的事業放在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進行衡量，准確定位，正確認識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要繼承這種精神資源，就要始終保持“趕考”的心態，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努力去解決人民群眾在生產生活中的各種苦難，盡力去滿足人民群眾在物質文化上的各種合理需求。隻有人民群眾，才是判斷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是否合格的考官，隻有人民群眾的譏評贊譽，才是判斷一個共產黨員是否合格的依據。

注 釋：

[1]人民日報﹝N﹞．2013年7月14日第1版．

[2]毛澤東選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3]（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55．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217．

[5]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裡——毛澤東生活實錄﹝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222．

[6]毛澤東選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4．

[7]毛澤東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0．

[8]毛澤東選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279．

[10]毛澤東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0．

[11]黃炎培．延安歸來﹝M﹞．華中新華出版社，1945：34-35．

[12]毛澤東選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

[13]毛澤東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5、394-395、396．

[14]毛澤東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4、397．

[15]毛澤東選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651．

[16]毛澤東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5．

[17]毛澤東選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