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趕考精神”的歷史背景及其科學內涵

西柏坡作為中國共產黨進城之前的中國革命聖地，其鑄就的西柏坡精神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人要學習和弘揚“進京趕考”的“趕考精神”，積極應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局勢，提高應對復雜考試的執政能力和應對政策，努力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兩個一百年目標”，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一、深入研究“趕考精神”形成的歷史背景

（一）“趕考精神”的思想淵源

“趕考精神”萌芽於延安時期，毛澤東正式提出“進京趕考”卻在西柏坡事情，“趕考精神”明確提出於全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誕生前夕。早在1944年3月19日，重慶《新華日報》連載發表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1644年（農歷甲申年），中國歷史上的朱明王朝和李自成的大順王朝相繼消亡，文章客觀分析了朱明王朝覆滅的歷史必然性，而李自成建立的農民政權取得勝利后卻迅速敗亡。原因就在於：大順軍隊面對勝利而頭腦開始發熱，危機意識全無、思想觀念突變和生活腐化糜爛。毛澤東在延安讀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認為其對中國共產黨人有著極強的教育警示作用，希望全黨同志引以為戒而不能重蹈大順軍隊覆轍，不要因為勝利而驕傲犯錯誤並將其列入延安整風的重要文件。此時，毛澤東提出“進京趕考”的執政危險和憂患意識，逐漸成為共產黨人“趕考精神”的思想萌芽。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毛澤東問他延安之行有何感想？黃炎培說道：“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1]黃炎培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跳出周期率，毛澤東堅定回答說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隻有人人起來走民主新路，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和人亡政息。雖然毛澤東回應了黃炎培提出周期率的嚴峻課題，但是其深知“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執政古訓。黃炎培與毛澤東窯洞對話周期率問題，再次給毛澤東和全黨同志敲響警鐘，對“兩個務必”思想和“趕考精神”形成發展影響重大。

（二）“進京趕考”的考前准備與思想教育

1.“進京趕考”的考前准備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曾明確指出：為了使全黨同志適應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革命轉型，“奪取這個勝利，己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2]。

“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3]。為了防止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侵蝕和四種不良情緒的滋生蔓延，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鄭重告誡全黨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兩個務必”，提出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等 “六條規定”。全黨通過對歷代政權興衰更替的經驗總結，深刻認識、理解和跳出歷史周期率，為“趕考精神”形成與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

2.“進京趕考”的考前教育

自西柏坡進京趕考的60多年前，毛澤東等要求中國共產黨人要為進京趕考做好一切准備，除了物質基礎和方針政策教育之外，廣大黨員干部要做重要的思想准備和考前教育。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剛結束之后，黨中央和中央機關開始做進京前的准備工作和考前教育，一方面要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進城工作事宜，另一方面要進行城市常識、革命傳統、優良作風和進京守則等入城教育和考前教育。

（1）毛澤東告誡全黨保持“兩個務必”和作出“六條規定”

為了讓全黨及干部群眾適應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做好長期執政的前期准備，積極預防黨內可能出現的驕傲情緒、居功自傲、不求進步和貪圖享樂等不良情緒。毛澤東向全黨鄭重說道：“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與此同時，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六條規定”。即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2）毛澤東親自給即將進城的黨員干部和解放戰士上黨課

為了做好“進京趕考”的准備工作和考前教育，毛澤東曾經反復告誡中央直屬機關的警衛戰士和黨員干部，進城趕考並非去享福而是要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他曾經告誡全黨同志：“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就腐化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干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建設共產主義。”廣大黨員干部和解放戰士，要對進京趕考時刻保持清醒認識，努力做好進京趕考的進城准備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專門將中直機關的各部委辦負責人，叫到毛澤東在西柏坡住地進行入城教育和反復講解：“我們要准備進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備。我說的准備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備。要告訴每一個干部和戰士，我們進北京不是去享福，決不可像李自成進北京。”

（3）毛澤東指示中央辦公廳印發和學習“進京守則”

為了從制度層面加強對進城黨員干部和解放戰士的紀律約束，毛澤東親自指示中央辦公廳向警衛班等干部戰士印發和學習“進京守則”。具體內容如下：一、把艱苦朴素的優良作風，帶進北平。二、不准進入民家，不准隨便進入劇院、影院等公共場所。三、保守機關機密，不知者不求知，知者不外傳。四、出門不帶機密文件，不准攜帶武器。手不許亂動，嘴不許亂說，腳不許亂走。五、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六、進城三個月不准通信、會客、訪友，不准外出游覽名勝古跡。七、不許貪污浪費，不被金錢美女收買利用，不被阿訣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許亂動，嘴不許亂說，腳不許亂走。毛澤東指示廣大黨員干部和警衛戰士，要認真學習和嚴格遵守“進京守則”，時刻保持清醒頭腦以防止進城腐化變質。

（三）“進京趕考”的正式啟程

中共中央機關離開河北西柏坡之前，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已經開始准備考前工作，開啟中國共產黨人踏上執政地位的“趕考”之路。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干部和中共中央機關，開始乘車離開河北西柏坡而前往北平。正當毛澤東和周恩來乘車離開西柏坡之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回答說：“我們應當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道：“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與周恩來對話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段佳話，也是中國共產黨“趕考精神”形成的客觀標志和關鍵節點。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全黨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向城市，全黨工作的中心任務由暴力革命轉向國家建設。

伴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進程的發展演進，中國共產黨面臨武裝奪權、執掌政權和建設國家等歷史任務，西柏坡時期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的歷史轉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深刻意識到，全黨同志在中國革命勝利面前如何保持清醒頭腦的重要性，奪取全國政權后如何經受住執政考驗和始終堅持黨的性質與宗旨，預防和化解驕傲自滿、貪圖享樂、脫離群眾和人亡政息等執政危險，研究和解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嶄新考試和歷史性課題。“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3]毛澤東等五大書記進京途中基於此的深思熟慮，針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而提出“趕考精神”。

自西柏坡進京趕考的臨行之前，毛澤東曾經說道：“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希望考個好成績。”[4]鑒於“趕考精神”包含的深刻內涵和思想本質，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西柏坡考察之時曾指出：“它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5]中國共產黨經歷風雨如晦的革命年代，歷經28年從小到大和由弱到強的發展壯大，逐漸由革命政黨轉變為執政政黨到建立新中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60多年的客觀歷史表明：歷代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弘揚“趕考精神”，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進京趕考精神而永無止境，認真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問題。從1949年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群眾，逐步實現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轉變。從1956年到197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艱難探索，逐漸建立相對獨立和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群眾，逐步深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開啟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趕考征程。自西柏坡進京趕考6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問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趕考遠未結束”。

二、深入研究“趕考精神”的科學內涵

“趕考精神”作為科學的理論體系和邏輯體系，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科學內涵和理論品質。“趕考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繼承和弘揚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內容和精神延續，更是歷史精神和時代精神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深入研究“趕考精神”的科學內涵，便於理解西柏坡精神的博大精深，展現其嶄新的時代特征。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和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背景下，“趕考精神”集中回答了中國共產黨人如何應對勝利挫折和執政考驗，客觀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未來新中國的執政能力和建設信心。

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離開西柏坡之時，中國共產黨人進京趕考卻面臨積貧積弱、千瘡百孔的困難局面，主要面對打敗國民黨蔣介石、徹底解放全中國和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等兩大考題。隨著改革開放視閾下的考場、考題、考官和考生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當年考題有所不同，主要包括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為了防范和化解新時期黨執政面臨的五大危險和四大考驗，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學習和弘揚“趕考精神”的核心內容和解答考題，不斷加強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全面奪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偉大勝利，努力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

（一）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公仆精神

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執政思想和執政理念，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價值取向。中國共產黨人“進京趕考”和“趕考精神”的追求目標，是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性宗旨一致的。“趕考精神”要求共產黨人，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時刻關心群眾疾苦、真誠聆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和及時滿足群眾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必須時刻不忘記人民、不脫離人民和一切為了人民，時刻牢記人民群眾賦予的權力、權利和義務，始終將人民群眾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中國共產黨人要始終牢記“兩個務必”思想，認真研究、學習和弘揚“趕考精神”，逐漸破解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道道難題。

新時期，廣大黨員干部學習和弘揚“趕考精神”，就要學習和弘揚依靠群眾和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依靠群眾和團結群眾，積極進行土地改革和為農民謀利益，全方位和科學詮釋“趕考精神”的民主精神。1947年7月至9月，全國土地會議在西柏坡召開，中共中央工委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制定和實行平分土地和土地改革的整黨方針。學習和弘揚新時期的“趕考精神”，始終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把群眾路線堅持好、發揚好，這是我們黨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証。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還指出：要“解決力量對比關系，就是實行土地改革。蔣介石靠美國，我們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就是反對地主，平分土地﹔第二個就是民主，不准許站在人民頭上屬屎撒尿。”[6]

“趕考精神”的深刻內涵和精神本質，就在於時刻牢記權力來自於人民，權力服務於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人要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公仆”，就要始終保持清正廉潔之心、清正為官之德、廉潔為民之心和純潔公仆之心，始終保持黨群之間的魚水關系、贏得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強調“進京趕考”的“趕考精神”，“它既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會一勞永逸，而是一種時間越長成績越好、成績越好持續時間越長的‘考試’。這樣的‘考試’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7]中國共產黨執政要具有“對民族負責”、“對人民負責”和“對黨負責”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始終保持艱苦奮斗和執政治國的廉潔自律和創業精神，清醒認識新形勢下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和風險挑戰。為了破解我國不同時期的不同考題內容，中國共產黨人隻有不斷提高應對復雜考試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才可能考出無愧於人民期待的更好歷史成績。

（二）勤政廉潔和艱苦奮斗的進取精神

“趕考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勤政廉潔和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體現，更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集中體現。勤政廉潔和艱苦奮斗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終生追求，更是“趕考精神”的核心內涵和精髓所在。打敗國民黨軍隊和徹底解放全中國，是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首要的革命任務，但卻不是中國革命的終極目標。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終極目標，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完成全國解放任務，真正建立不同於封建專制制度的人民民主國家。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自覺抵制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糖衣炮彈”，繼承和弘揚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

1949年3月5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曾告誡全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8]毛澤東倡導全黨勤政廉潔和艱苦奮斗，並對黨內作出六條重要規定：不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鼓掌、不准用黨的領導人名字做地名、不要把中央領導同志與馬恩列斯並列。同時，毛澤東向全黨講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3]建國前夕，毛澤東指出：“歷來縱垮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9]，這就將“趕考精神”與艱苦奮斗聯系起來了。

為了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中國共產黨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腐倡廉斗爭，顯示了勤政廉潔和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客觀展示了黨反腐倡廉和廉潔自律的堅強決心和革命精神，以激勵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政之要就在於廉潔自律，勤政廉潔有利於穩定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性宗旨，正確對待權力地位和堅決抵制各種腐敗現象，自覺保持黨員干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在執政趕考征程上獲得好成績。毛澤東為了預防革命勝利后黨內可能出現的四種“情緒”，明確提出了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積極培育勤政廉潔理念、制度構建和規范行為。

（三）自強不息和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為了實現解放全中國和人民當家做主的革命目標，毛澤東適時向全黨提出進京“趕考精神”，集中體現共產黨人自強不息和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為此，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8]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趕考精神”的指引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新時期，學習和弘揚“趕考精神”的任務非常艱巨，我們黨員干部群眾仍需堅持“趕考”的接力賽。為了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廣大黨員干部亟需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是我黨面臨反腐倡廉、勤政廉潔和簡政放權等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嶄新“考題”。新時期，每個共產黨人都必須清楚執政“趕考”的艱巨任務，繼承和弘揚自強不息和居安思危的“趕考精神”。

早在先秦時期，左丘明就曾在《左傳•襄公十一年》中，指出：“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和防患未然，是古今中外執政興國的客觀規律，是中國共產黨人應對嚴峻挑戰的應有狀態，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處於不敗之地的可靠保障。隨著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和面臨任務的根本性轉變，毛澤東號召全黨干部群眾要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牢記“兩個務必”和常懷趕考永不終結的“趕考精神”。為了使廣大黨員干部能夠經受住長期的執政考驗，進京前對中央機關干部進行了專門的革命傳統、優良作風和入城教育，“趕考精神”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超前意識、防范意識和憂患意識。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執政能力和執政環境的最大考題，必須時刻保持居安思危和預防精神懈怠危險，不斷提升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預防和化解中國共產黨人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和能力不足等執政風險。

（四）忠誠履責和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

忠誠履責和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是中國共產黨人“趕考精神”的靈魂所在，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使命意識和責任意識。忠誠履責和敢於擔當的革命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戰勝困難和一往無前的精神動力。當中華民族面臨日本侵華的危難時刻，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為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群眾奔走呼號和付諸行動。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由農村轉向城市、由革命轉向建設等重大任務轉變，要肩負起民族振興的歷史重任和革命事業，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健康富裕進行努力探索。實踐表明：忠誠履責和勇於擔當的“趕考精神”，雖然形成與發展於西柏坡時期，卻有利於新中國建立與社會主義建設，有利於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在國內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遼沈、淮海和平津戰役的軍事勝利，研究和制定系列發展工農業生產的經濟政策，並為解放全中國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此時中國正處於由革命轉向建設的轉型時期，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執政建設的歷史使命和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繼續保持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的精神狀態，每位共產黨人都應以昂揚斗志和責任意識建設新中國。當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迎接新中國誕生之際，毛澤東要求全黨同志要始終保持“進京趕考”的危機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清楚長期執政掌權的歷史任務和歷史難題。為了全面深化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布局，中國共產黨必須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群眾，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任務，努力實現新“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綜上所述，廣大黨員干部學習、繼承和弘揚“趕考精神”，有利於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有序和國家長治久安。毛澤東所倡導“進京趕考”的“趕考精神”，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性宗旨，處處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真正贏得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真心擁戴。為了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同志曾明確指出：“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10]

參考文獻：

[1]李彥青，賈麗雲.“趕考”提出的背景及“趕考”精神的內涵[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4（5）.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頁。

[5]習近平.在調研指導河北省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的講話巨[N].人民日報，2013-7-13（1）。

[6]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見《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5頁。

[7]薛建中.牢記“兩個務必”走好“趕考”之路[N].河北黨校報，2013-9-2（3）.

[8]《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頁。

[9]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頁。

[10]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再訪西柏坡側記[N].人民日報，2013-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