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黨忠誠，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1988年，擺在時任山東聊城地區行署副專員孔繁森面前的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山東省在選派援藏干部時，認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准備讓他再次到西藏工作。10年前，他已經到西藏崗巴縣干了3年。組織上問他有什麼困難，他說：“我是黨的干部，服從組織安排。”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一個共產黨員，能夠不能夠把個人的利益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是考驗這個黨員是否忠於黨、忠於革命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標准。黨性堅強，就是要求共產黨員將自己的利益、願望與黨的利益和願望融會在一起，把黨員個人的利益服從於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就是要求黨員要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不能陽奉陰違，做“兩面人”﹔就是要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與命令，自覺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同志要強化黨的意識，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做到忠誠於組織，任何時候都與黨同心同德。全黨同志要強化組織意識，時刻想到自己是黨的人，是組織的一員，時刻不忘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相信組織、依靠組織、服從組織，自覺接受組織安排和紀律約束，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朱德：共產黨員都聽黨中央的

1938年7月，八路軍129師344旅經過山西陽城以北町店戰役后，在端氏鎮進行學習整訓。旅長徐海東離開部隊去延安治病學習，旅長一職空缺。

344旅687團團長田守堯是紅25軍團的老同志，論資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長較為合適。朱德總司令考慮由田守堯代理旅長職務，並找其談了話，讓其代理344旅旅長職務，仍兼687團團長，等候八路軍總部任命。之后，朱德打電報到八路軍總部並延安，毛澤東和彭德懷都不同意由田守堯代理344旅旅長，回電說要另派人前來任職。

黃克誠向朱德建議，再給延安和總部拍一份電報，說明詳細情況，已同田守堯本人談過話，田代理旅長不好再變了，否則會影響情緒和今后的工作。朱德不以為然，認為關系不大，共產黨員就應該服從組織安排。后來八路軍總部從343旅調楊得志來任344旅代旅長。田守堯有點鬧情緒，旅部為徐海東送行舉行的聚餐會他也不參加。朱總司令見田守堯鬧情緒，便對黃克誠說：“召開個黨委會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田守堯進行幫助。”於是，黃克誠召集344旅黨委會，朱德也參加了。

會議開始后，誰也不開口說話，沉默了好長時間。身為旅政治委員兼旅黨委書記的黃克誠帶頭發言，對田守堯進行了批評。但黃克誠當時考慮到部隊的關系和今后的工作，對田守堯的批評比較婉轉，不夠深刻和尖銳。黃克誠發言之后，朱德就發火了，站起來指著344旅黨委成員說：“你們這是什麼黨委會？不敢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算什麼共產黨員！”接著，朱德就對田守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最后說道，“戲點到誰誰就唱，沒點到你就不能出台。共產黨員嘛，我們都聽黨中央的，不能鬧情緒。”

陳雲：共產黨員必須言行一致，對黨忠誠老實

1940年，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基於工作實踐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寫了《黨員對黨要忠實》的文章。這是一篇論述如何保持黨的純潔、劃定黨員忠誠底線的重要文獻。陳雲指出：“我們共產黨是言行一致的政黨，而且隻有共產黨才能言行一致。我們共產黨內也不允許有對黨言行不一致的黨員，不允許任何黨員對黨講一句假話。”

當年陳雲之所以格外關注黨員對黨的忠實問題，除了因為他看到了這個問題在黨的建設中的基礎性地位和深刻影響，還因為他看到了忠實問題說到底是黨性問題，關系著黨的事業的興旺發達。忠實問題關系到黨員的黨性修養，必須更明確地強調，黨員對黨要言行一致，表裡如一，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而不能敷衍組織，更不能欺騙組織。

陳雲同高崗在東北共事多年。高崗調到北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后，主持編制五年計劃，陳雲不僅在工作上注意配合，而且對高崗一直是尊重的。但是，當他發現高崗在私底下進行串聯后，便義無反顧地加以揭露。對這件事，陳雲作了這樣的敘述：“毛澤東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線的時候，這個時候，高崗匆匆忙忙來找我，他估計黨的書記處對黨的總書記或副主席的人選就會討論，他估計少奇同志可能被任總書記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為了找個陪客，他對我說：‘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這件事情是最本質地暴露了高崗反對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發了高崗的陰謀。”1953年12月中旬，毛澤東決定派陳雲沿著高崗南下的路線，代表中央向高崗游說過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1954年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建議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不點名地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

陳雲說：“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

黨的原則是立黨之經、護黨之法。黨的原則是嚴肅的和不可違背的。黨員中間也有朋友之間的情與義，但其情其義都應服從於黨的原則。如果隻講個人之間的情義，而不顧甚至違背黨的原則與黨的利益，對明明是錯誤的東西也不去揭露和批評，明明是真理性的東西也不敢去追求和堅持，那麼黨內就會分不清是非，就會失去統一團結的正確基礎，黨就不可能真正成為先進的組織，而會變成“哥老會”一類的江湖幫派。

徐海東：一切為了革命事業

徐海東是一個從農村貧苦窯工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高級將領。為了革命的勝利，徐海東家族犧牲了70多人。他一生的經歷，完全能繪成中國革命戰爭最生動的一個畫面。毛澤東高度贊揚他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1933年2月下旬，徐海東任紅25軍副軍長並兼任74師師長。因軍部只是個架子，沒有機關，徐海東的位置主要還是在師裡。這期間，因為鄂豫皖省委執行“左”傾路線，徐海東一直受打擊、排擠。“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別的權利沒有。有一天，部隊兩頓飯沒吃，我決定給每個單位發一塊錢買南瓜吃，還差十三塊錢，我讓人到軍部經理處去支，他們說要有軍長、政委的信才給，我隻好親自騎馬到軍部找到政委開條子。我深感我這個副軍長是有其名無其實，工作實在難做。但是經過思想斗爭，我又想，為了革命事業，還是不計較這些吧。”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萬裡長征來到陝甘蘇區，實現了與紅15軍團的勝利會師。11月，天氣轉冷，剛在陝北落腳的中央紅軍給養困難。毛澤東派紅一方面軍供給部長楊至成找徐海東幫忙借款。而這時的紅15軍團，本身也很困難。徐海東得知中央紅軍給養困難的情況后，毫不猶豫地從15軍團僅有的7000塊大洋中拿出5000塊送交中央。之后，徐海東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動員部隊把繳獲的部分武器、彈藥、藥品、布匹等送給中央紅軍。多年以后，徐海東在回憶此事時說：“當時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地服從中央。”

孔繁森：我是黨的干部，服從組織安排

1988年，擺在時任山東聊城地區行署副專員孔繁森面前的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山東省在選派援藏干部時，認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准備讓他再次到西藏工作。10年前，他已經到西藏崗巴縣干了3年。組織上問他有什麼困難，他說：“我是黨的干部，服從組織安排。”他並不是沒有困難，母親年邁，孩子尚未成年，妻子體弱多病。臨行前，他與母親告別，母親問他：“不去不行嗎？”他回答母親：“不行啊，娘，咱是黨的人。”說到這裡，他不由得跪下來，流著淚給母親重重地磕了一個頭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娘，您要多保重。”

在西藏擔任拉薩市副市長期間，每次下鄉，孔繁森都要帶些錢給生活困難的鄉親，而自己經常吃榨菜拌飯。他還在地震災區收養了3個藏族孤兒。1992年，孔繁森第二次援藏工作期滿后，又被任命為西藏阿裡地委書記。為了阿裡的發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跑遍了全區106個鄉的98個鄉。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工作途中，不幸發生車禍殉職時，他的公文包裡裝的是關於發展阿裡經濟的12條建議。

對黨忠誠，服從大局，維護團結，是共產黨員最根本的政治品質，是黨性的基本要求。“對黨忠誠，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是每位共產黨員入黨時在黨旗下的誓言。共產黨員錘煉黨性，更要學習黨性堅強的典范，踐行自己的誓言，做到與黨同心同德，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對黨忠誠、為黨奉獻。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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