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中共黨員楊洵向遠在上海的黨中央去信，反映重慶黨、團存在的團體個人化、革命學潮化問題。
楊洵當時33歲，是一名1922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入黨的“老黨員”。可是，1925年7月，當他受黨安排返回重慶，在黨的據點中法學校四川分校工作后，近半年來卻一再感到種種不適：重慶黨、團的領導人童庸生個性倔強，楊洵關心刊登中法學校招生廣告的問題，童庸生居然以長信回復，有懷疑之意﹔國立四川第二女子師范學院發動學潮，童庸生堅決反對楊洵提出的停止運動的意見﹔童庸生還一再插手中法學校教職員事務，有搗亂之嫌﹔除童庸生外，團地委其他同志常常不採納楊洵的意見，又要求他不能隻關心中法學校事務，讓他擔任不恰當的職位﹔黨的宣傳資料不知怎麼又寄到中法學校，使這個據點有暴露之嫌……如此種種，讓楊洵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中央收到楊洵的來信后，高度重視。不過，中央更為關切的是重慶黨、團的團結。適逢重慶黨、團領導人楊闇公、童庸生來到上海，中央隨即專門召集楊闇公、童庸生二人，要求解決這個問題。
說起來，童庸生也有些冤枉。例如，刊登中法學校招生廣告之事，因經辦同志延誤，加之報社要價較貴，延遲了兩天登出，這本與他無關，誰料楊洵產生誤解，還來信質詢，童庸生才寫長信要楊洵尊重客觀事實﹔女師學潮興起，如不參加，必定失去青年信仰，怎麼可以制止﹔組織事務繁多，希望楊洵多承擔工作，有何不可﹔至於中法學校教職員事務，或是安排其他同志生活來源，或是擔心引起軍閥注意，又怎麼算是亂插手……其實，童庸生反倒是對楊洵不願意擔當臨時負責人、推諉工作的做法有看法。
不過，楊洵反映的有一件事，童庸生確實不冤——他實在是性格要強。楊洵受不了童庸生的性格，倒也不令人奇怪。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中央的辦法就是一個：開會！目的：確實事實，消除誤會，團結同志向前進。
1926年4月15日，重慶黨、團地委領導干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開了一個批評會。楊闇公開門見山：“我們僅可赤裸裸地把許多經過的事實說出來，請各位加以批評，以免因一點小事，防礙團體工作的進行。”
楊洵隨即發言，他詳細陳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10個不適問題和對童庸生的誤會，同時也抱怨道，自己給中央寫信貢獻意見，卻被中央認為“不工作，在團體外說話，以后要負一部分實際工作”，實在是難以接受。童庸生則把相關情況一一陳述，言下之意對楊洵極為不滿。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參會的同志逐一發言，態度嚴謹，言辭庄嚴，陳述事實之余，一字一句見血見肉，根本沒有什麼童庸生是重慶黨團的創始人、楊洵是老黨員的顧慮。“這次全是他（庸生）的態度不好，惹出來的，以后希望改正。楊洵平時對工作不努力，有高等黨員的氣概。這次的誤會，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來的，不應因個人的誤會，不信任團體”﹔“庸生對團體工作雖誠實，但個性強烈，有‘左’傾幼稚病。楊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團后，態度上不十分好，……對地委生出許多誤會來，全是不明了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而發生的”﹔“庸生個性甚強，批評同志時甚至於謾罵，故很容易引起誤會和表示操切的事出來。楊洵……除中法校事外，全不工作，態度對同志不誠懇，自然要引起誤會，且常站在團體外說話，更容易引起分歧的意見……這些言論哪裡不引起同志的猜疑來呢？”……
面對同志們的批評，剛才還言之鑿鑿的楊洵、童庸生雖偶有解釋，卻更多的是一再回答並接受批評。當楊闇公要求雙方互相批評之時，楊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態度，童庸生則希望楊洵注意改正中央同志和大家指出的“小資產階級心理”、團體與個人關系和選擇工作的毛病。
當所有人發言完畢之時，楊闇公客觀總結童、楊二人缺點批評，並以極為嚴肅的態度強調道：“我們的團體是統一的，我們的同志時時刻刻都應維護團體的統一的，不應因一點誤會而離開團體去說話，表現分裂的毛病。這是我們同志應該注意的。團體不是私人能把持的，決不是個人化的，是要團體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楊“以后共同努力奮斗，不再鬧此資產階級的意氣”。
這次會議，是重慶黨組織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會，恐怕也是中共初期歷史難得的一次會議紀錄完整保存至今的民主生活會。此次會議后，童、楊的士氣未受任何打擊。童庸生始終戰斗在四川革命斗爭的最前線，於1930年犧牲﹔楊洵一直發揮理論功底深厚的特長，一邊搞宣傳，一邊做統戰，不幸在1949年12月7日死於國民黨的屠刀。而經歷此事的四川黨團更為堅強、團結，在大革命中發動了瀘順起義，是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起義的大膽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