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就學習毛澤東同志《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對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重溫這篇著作提出明確要求。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關於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批示精神加強黨委（黨組）領導班子建設的通知》指出，各級黨委（黨組）要充分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批示的深刻意義，把《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納入“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重要內容。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2月25日頭版頭條全文刊發《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作為一名黨史工作者，我感到在當前形勢下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黨委重溫毛澤東同志這篇著作、學習掌握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3月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時總結講話的一部分。當時，全國革命已勝利在望，中國共產黨即將由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為一個掌握全國政權的黨。毛澤東同志充分認識到這是黨的一個歷史性關節點，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面對新的任務、新的問題，“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他形象地把入主北京比喻為“進京趕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當李自成，在他看來，關鍵在於能否保持並進一步發揮黨的正確領導。而要發揮正確領導作用，作為各地區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能否運用科學正確的工作方法乃是關鍵中的關鍵。

毛澤東同志一貫重視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他就形象地打過一個比喻：“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打敗國民黨后，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任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從未趟過的一條“大河”。能否安然過去，“橋或船的問題”至關重要，《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就是為全黨准備的“橋或船”。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十二條重要工作方法，總字數不到三千，卻蘊含著極其豐富的內容。它們既是對以前黨的工作方法的總結，又是面臨新問題對黨的領導機關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關於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核心內容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二、三、四、十條，講的都是這個問題。在他看來，民主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方法。黨委會本身就是一個實現民主的機構，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實現黨內民主。

體現民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少數服從多數，黨委會中書記和委員之間就是這個關系。“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但是，這個“班長”不同於軍隊的班長，最大的不同是要堅持民主的原則。書記要當好“班長”，即是要善於發揮各委員的作用，加強集體領導。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說的：“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1948年9月，他還為中央專門起草過一個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其中指出：“黨委制是保証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並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

黨委制設立的一個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個人說了算。后來，他曾尖銳批評黨委領導中的個人獨斷。“聽說現在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其實，容納和接受批評，是發揚民主的另一個重要方法。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物要不犯錯誤，關鍵是要善於聽取和採納各方面特別是反對的意見。在某種程度上，營造批評的環境是促使黨的政策正確的一種工作方法。1960年12月，毛澤東同志向人講，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為了讓領導干部明白這一點，毛澤東同志多次引用過歷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比如：一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二聽張良勸說，封韓信為齊王﹔三楚漢劃界鴻溝后，聽張良、陳平之勸，趁機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四是劉邦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齊人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劉邦能夠作出一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於採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於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領導者如果對“不同意見”和“批評”無動於衷，就等於失去了鑒戒之境，遲早會犯錯誤。

黨委會是一個領導集體，這個集體必須團結、和諧。在毛澤東同志心目中，集體決策、分工負責是黨委會的一個根本原則。“班長”和委員之間要能真誠溝通、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日常工作中，“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不要背后議論”，“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加強溝通、彼此尊重、密切協作、步調一致，既是黨委會工作的要求，又是實現集體領導的必要途徑，更是保障黨的團結的基本規矩。

對於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同志還有另一個說法，即多謀善斷。多謀就是民主，善斷就是集中。他多次談到三國時曹操的謀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開的鄭州會議上，他說郭嘉給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呂布、打袁紹、打袁紹的兒子袁譚和袁尚，都取得勝利，曹操稱道郭嘉：“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可惜郭嘉38歲就死了。赤壁之戰時，曹操想他，說如果這個人在，不會使我處於這種困難境地。1959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次講道：“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隻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這很像許多古人都說過的：“謀之以眾，斷之以獨，疏之以導，策之以勵。”

在黨委會中，無論是民主還是集中，書記即“班長”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發揚民主，關鍵要看書記的素養如何。所以，書記應該很好地進行學習和研究，特別是向下級學習。“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處理問題的時候，除軍事情況緊急和事情已經弄清楚者外，都應該這樣辦。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隻會增加自己的威信。我們做出的決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確意見，他們當然擁護。下面干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並且照它做。中央領導之所以正確，主要是由於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號施令。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並且要給以批評。”充分尊重、吸納下級意見，是民主方法的一個重要體現。作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經常向下級學習，是保証決策正確的一個重要方法。

關於“彈鋼琴”與胸中有“數”

領導者不同於一般人，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面對各種復雜的工作，毛澤東同志提倡黨委的同志要學會統籌兼顧，對此他形象地稱之為“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隻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聯系、相互區別和相互轉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顧此失彼。

毛澤東同志是“彈鋼琴”的高手。民主革命時期，他往往一方面強調中心工作是軍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號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蘇區的一次經濟建設工作會上，他說：“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於它的。”特別是隨著革命力量的發展，隨著毛澤東同志領導職務的變化，他面臨的工作也越來越多，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政權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宣傳工作、黨的建設、統戰工作、對外工作，等等。毛澤東同志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條不紊，齊頭並進，“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輕鬆自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善於“彈鋼琴”。

“彈鋼琴”要注意細節，一個音符錯了，整個曲子也就砸了。毛澤東同志往往給人揮斥方遒、氣勢磅礡的感覺，其實他是非常注重細節的。在指揮一場戰斗之前，甚至戰士碗裡有沒有肉，他也要關注和囑咐。現在人們常說，細節決定成敗。毛澤東同志的成功，與其既能揮舞大棒又能弄繡花針，不無關系。

學會“彈鋼琴”，不但要心中有“譜”，而且還要胸中有“數”。鋼琴有多少鍵，每個鍵能彈出什麼音符，必須了如指掌。解決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別是要掌握與之相關的數字。毛澤東同志把胸中有“數”也列為一條重要的工作方法：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因為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

胸中有“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成績和缺點有數。“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一個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還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必須有個根本的估計。如果是七分成績，那末就應該對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績為主說成錯誤為主，那就完全錯了。”當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績，也不能驕傲，“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歷史上有很多因驕傲而失敗的例子。所以，在黨即將取得全國性政權的歷史時刻，毛澤東同志清醒而明確地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關於一定要“抓緊”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黨委對該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緊”。什麼東西隻有抓得很緊，毫不放鬆，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伸著巴掌，當然什麼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來，但是不握緊，樣子像抓，還是抓不住東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一位老一輩中央領導同志回憶，毛澤東同志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

怎樣抓得緊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認為就完成了。毛澤東同志說：“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其中，“打電報、打電話、出去巡視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一年至少檢查四次”。通過檢查，督促進展，修正錯誤。1948年2月，他在談到工商業政策的時候說：“必須隨時掌握工作進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數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開總結會，算總賬，總的糾正。這樣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少……隨時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錯誤。這都是領導方法問題。”也就是說，無論干什麼工作，都要干到底，直到真正見成效才能罷休。

發揚民主和“抓緊”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開好各種會。黨委會行使職責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開會。黨的各級機構和各種組織，“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隻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日常工作中，“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

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並且早作准備。“在會議之前，對於復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准備，以免會議決定流於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有些地方開干部會，事前不准備好報告和決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好像“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如果沒有准備，就不要急於開會。

開會時，不要照本宣科，充分發揮參會人員的作用。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后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於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此間，講話、演說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每次會有一個主題，其他問題也吹一下。開會的時候吹吹閑話，引起興趣，接觸問題。”

對於各級黨委來說，立場問題是根本問題。通覽《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劃清兩種界限”是要害。在毛澤東同志看來，“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西安還是延安？”不懂得劃清這種界限，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正如他指出的，國民黨的官僚主義和共產黨干部偶爾會犯的官僚主義，是有本質區別的。如果我們不是從在黨言黨、在黨為黨、在黨憂黨、在黨護黨的立場上，辯証分析我們黨員干部中出現的官僚主義，而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一無是處，那就完全站在了黨的對立面，成了一種資敵行為。黨員干部特別是各級黨委“一班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高度的自覺。

毛澤東同志寫《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走向成熟，即將掌握全國政權，形成了一整套正確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這十二條方法既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要求，又體現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方式。從那時到現在已過去半個多世紀，雖然我們黨的執政條件和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毛澤東同志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歷久彌新，對於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學習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學習掌握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仍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作者為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