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

忠貞愛國的屈原被楚懷王流放后，寫《離騷》以展現一片愛國的赤子之誠。無論在祖國受到多大的委屈，無論外邦有多大的誘惑力，他也不離開自己的祖國。屈原是中華民族一面愛國的旗幟。

中華文化追求人自身的高境界，注重自身的良知、良心的修養與陶冶，即注重信仰精神的維護與錘煉﹔注重擔當精神、責任意識的樹立與充實﹔注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思想的真誠與提升。概而言之，中華民族追求人性善良的本真，即“良知、良心”。這才是中華民族所追求的高境界和真正的信仰。中華民族最高的追求是精神境界的追求，但有別於宗教。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巫術、原始宗教，但中華民族是高智慧的民族，實事求是。荀子在《解蔽》篇中講了一個破除迷信的故事：夏首之南有個人叫涓蜀梁，為人愚昧又特膽小，他在有月亮的夜晚走路，一低頭看到自己的影子，以為是趴在地上的鬼﹔仰臉看看自己的頭發，以為是站著的鬼。他回身就跑，跑到家斷氣而死。荀子認為此類愚妄之人真是可悲的。

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載，西門豹為鄴令，見地方土豪劣紳以“為河伯娶婦”為由，廣斂錢財，人民苦不堪言。於是，西門豹帶著兵丁坐在河邊說，今年這個姑娘長得不怎麼好，等幾天送個更好看的。西門豹令大巫去河伯府上送信，讓兵丁把大巫投入河中。過了一會兒沒有音信，又說，再去一個人看看。又投入一巫。又沒信回來，再投一巫。后來又把幾個土豪劣紳投入河中，嚇得有關惡人叩頭流血，從此無人再敢言為河伯娶婦的事了。

諸如荀子、西門豹，以至后來的王充等對民族文化負責任者，一旦見到制造迷信惑眾的謠言、違背事實的輿論，都能及時地予以揭露批判，所以原始宗教的迷信色彩在中華大地沒有滋長繁衍起來，而代之的是以人為本的儒家學說。以人為本的主流思想徹底地否定了以神、鬼、天為主的原始宗教思想。正因為此，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最高追求既不是物質利益，也不是脫離實際的天堂、彼岸和鬼神，而是人類高尚的精神境界。

信仰與追求

中華民族創造了自己的信仰學說與追求目標。中華民族自古沒有形成宗教的統治，不講彼岸世界與天堂的追求，隻講如何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現實人的修養與追求問題。但倡導“慎修追遠，民德歸厚”，追求社會相對的“均、和、安”。要對子孫萬代負責任，要使社會、自然界保持平衡，並持續發展。《禮記·禮運》大同部分提出了古代中國人追求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古代中國人的追求是明確的，但是信仰什麼呢？由於追求的目標是為公的，為全體人民的，一定有一個最高的精神統帥。這個精神統帥是中華民族神聖而最高的信仰，即良知、良心。中華民族在信仰良知、良心的過程中，以其統攝自己的修養、自己的行為、自己的追求。

孔子首先做到了“溫良恭儉讓”，良即善良、良知、良心。孟子提出人要“致良知”，講良心。於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自覺地向上向善的信仰，上升到理論階段，即講良知、良心。良知、良心是中華民族衡量是非善惡的最高標准，是高尚精神境界的最高裁判、最高制約。所以，中華民族真正的信仰是良知、良心。在此基礎上，信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認為違背了此八德，就是違背了良心。而違背了良心的具體表現也就是違背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充分說明，中華民族是有我們民族文化特色的高境界的信仰。

明確了中華民族自古的信仰，我們就要知道，幾千年來，先聖先賢是怎麼倡導與維護信仰的。《詩經·大雅·抑》中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即看那人在偏僻地方、偏僻房屋的西北角，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行為舉動，他做事也絕不愧於良心。《禮記•中庸•大學》提出了人的最高修養境界，即君子必須做到慎 獨。君子在獨處時，有犯錯誤的條件和環境，也絕不違背良心去做事。一般人修明不修暗，君子明暗如一，修而不輟。

有作為的中國人無不信仰良心，追求良知、良心的純潔性。《禮記·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書·康誥》說：“作新民。”《詩經·大雅·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實質上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講追求良心的純潔性，使良心永遠干淨，永遠純誠，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信仰。

宋代程朱理學所講的“存天理，滅人欲”之本真，是存養人與生俱來的善良人性，滅掉非分的欲望、過分的欲求，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人們的正常欲望也消滅掉。其主張存養的善良人性，就是良知、良心。這與孟子所講的“存心寡欲”都是一致的。到了明代王陽明說：“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王陽明認為，不在我的良心、良知深處每一念微小處去清除非分的欲念，那做學問有什麼用呢？

一切學問、一切道理，沒有良知、良心的統攝，都會成為罪惡的虛偽。所以，中國人最高的信仰是良心，也稱天理良心、天道良心。中國古人認為人與生俱來的良知、良心，與天同道。天道運行的一切都是為萬民的，乃愛人親民之道。人心之本乃天道純誠，所以信仰天道人心者，乃信仰純誠的良心與愛人親民之道。因此說天道人心是一致的、一體的。

中華文化主流從不迷信，且反對迷信，信仰天道良心，信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追求人心的正直、公正，而后再去追求人們共同的理想目標，社會的“均、和、安”，乃至大同社會。

愛國與擔當

愛國精神、擔當精神，也是在講良心、憑良心的基礎上，樹立起擔當之心、擔當之志。愛國與擔當精神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孔子一生為了使天下奔赴“均、和、安”而孜孜追求，無論在魯國與權貴季孫氏的抗爭，還是周游列國的傳道、弘道﹔無論在宋國被圍攻，還是在陳絕糧，他都毫不氣餒。明知不易行，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表明自己心跡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禮記·儒行》說：儒者“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晉書·溫嶠傳》載，溫嶠也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林則徐虎門銷煙本是大功，反而被貶戍邊，但他一切都從國家民族角度看問題。其赴新疆伊犁登程前作詩抒懷，《赴戍登程口佔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可見愛國主義情操兩千多年的一貫性。

忠貞愛國的屈原被楚懷王流放后，寫《離騷》以展現一片愛國的赤子之誠。無論在祖國受到多大的委屈，無論外邦有多大的誘惑力，他也不離開自己的祖國。《離騷》篇末寫道：“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當屈原浪漫設想升騰到高天無限美好的環境時，忽然向下望到故鄉，駕車者與拉車的馬都非常眷戀故鄉，馬腿都蜷曲到一起了，一直回頭下望家鄉。我屈原怎能不留戀自己的國家呢？算了吧！沒有人了解我，我寧可葬身江河也不離開祖國。屈原是中華民族一面愛國的旗幟。

蘇武牧羊，張騫通西域，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戚繼光抗倭、驅倭堅定不移的愛國精神﹔甲午戰爭中鄧世昌、劉步蟾等愛國將領寧死也要弘揚中國人的衛國精神﹔抗日戰爭時期的左權、張自忠、吉鴻昌、楊靖宇、趙尚志、狼牙山五壯士等都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居台於右任先生，臨終前囑詩曰：“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正因為中華民族這種衷腸涌動的愛國情懷，所以中華民族有志者，均有強烈的擔當精神，責任意識。宋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到富有擔當精神者，應該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因支持范仲淹直諫而遭貶峽州夷陵縣令。《宋史·歐陽修傳》載：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當官者應怎麼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歐陽修則把范仲淹的話具體化了。當官斷案一定全心全意，認真負責，不能辦錯案，不能冤枉人。凡涉及人民利益問題，一定要認真求實，不能草率忽略為之。在此類問題上，清代鄭板橋做縣令時寫詩說：“衙齋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為官者要體察民情，要關注民心，自己一切有關百姓的作為，一定要慎之又慎，時時想著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這種擔當思想非常具體切實。誠能如此，官民之間的情感就會融洽、和諧。

宋代張載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氣勢更浩大。要為天地樹立正風、正氣、端正的思想，確立積極的向上向善價值觀﹔要為人民創設和平、公正的生存條件、環境﹔要使古聖先賢的優秀文化在今天得到傳承﹔要為子孫萬代的發展、美滿奠定基礎。這是張載號召同道同志者共同為之奮斗。

明代王明陽年輕時因病而修道、修佛。中年時，他明白了仙佛不能治國，不能解決社會實際問題，於是幡然醒悟，寫下《睡起偶成》一詩以明志，展示了他強烈的擔當社會義務的精神。“四十余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亭午，起向高樓撞曉鐘。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王陽明自認為有責任使群眾都明白事理，以敲鐘醒民作比喻，是說通過聖賢教誨使人民修仁守禮，信義忠誠，人民一時做不到，兩時做不到，長時做不到，也不該氣餒，要一直努力教誨下去，隻要努力工作，人民總會覺悟的。這種執著的承擔精神，實為可嘉。

重義與知恥

中華民族從來不反對求利，但主張求利必須合乎道義，利決不能壓過義，甚至要寧可舍去生命也要堅持道義。為利國利民族之大事，可以捐軀舍命。

關於重利輕義。《孟子·見梁惠王上》這樣記載：“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一章大意是講孟子拜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先生，你不遠千裡而來，一定是有什麼對我國有利的策略吧？”孟子：“大王，何必講利呢？如果有了仁義什麼問題都會解決的。大王帶頭講‘怎樣對我的國家有利？’大夫就會講，‘怎樣對我這個大家有利？’小吏與普通人就會講，‘怎樣對我的小家有利？’結果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 ……從來沒有仁義的人拋棄他的親人，從來也沒有忠義之士把君主的利益扔到后邊的。所以，大王隻說仁義就行了，何必說利呢？”

孟子義利之論，是將其之前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精神理論化了，對后世具有指導意義，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中華民族仍然能夠重大義而舍私利，舍小家而維護中華民族長遠的利益。

《禮記·大學》中說：“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如果錢財散發給人民，人民就會團結在管理者周圍﹔如果錢財聚集在少數管理者手中，人民與管理者就會離心離德。國家不能把追求利作為最大的利益，而應該以追求道義為最大的利益。

《漢書·董仲舒傳》中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了正義而不謀私利，為了闡明宣傳仁道不計較得失。

以上聖賢所說，奠定了中華民族正確的義利觀。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一直奉行著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時刻指導著人們的思想與行動。

關於知恥圖強。《禮記·檀弓下》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齊國出現了飢荒。黔敖在路邊准備好飯食，提供給路過的飢餓的人。有個人用袖子蒙著臉，無力地拖著腳步，莽撞地走來。黔敖左手拿著食物，右手端著湯，說道：“嗟！來食！”那個飢民揚眉抬眼看著他，說：“我就是不接受那種呼喝的施舍，才落到這個地步。”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說，“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這種骨氣，這種志氣，就是“知恥”。

中華民族的知恥圖強精神，不只是存在於仁人志士當中，即使普通百姓，也充溢著知恥圖強的精神。漢代《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七·君子行》中說：“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中國人認為讓人懷疑都是可恥的，羞恥觀念極強，所以嚴格要求自己的言行。

而《孟子•離婁下》載，齊國有一個人，與妻子、妾共同生活，他經常外出，回來時都吃飽喝足了，說自己與富貴人往來。妻、妾尾隨觀望他，結果是在亂墳中乞求祭物作飲食。妻、妾感到羞恥難堪，相泣家中。孟子以此比喻不通過正當途徑，而採用卑鄙下流手段求官求利者。此類求名利者是不要臉面、不顧羞恥之徒。古人鞭撻不要廉恥之徒，就是倡導“知恥近乎勇”。

以上所論都是充滿正義、正氣的精神。孟子所講的“浩然正氣”，就是重義輕利、廉潔知恥之事做多了，而形成的天地正氣。有了這種正氣就進入了高尚的精神境界，就能頂天立地，就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常以“惡小而為之”，經常做些不正義之事，寡廉鮮恥，正氣就會逐漸削弱，高尚境界也不會形成，以致墮落成寡廉鮮恥之徒。《管子•牧民》曰“國有四維”。“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義、廉、恥”是國家四根柱子，沒有這四柱，國家就得滅亡。“禮不愈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了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計，歷朝歷代都倡導重義輕利，廉正知恥。

堅韌不拔與自強不息

《易·乾·象》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華民族把大自然的運行理解為持久不變、剛健有力，永不止息，認為人道與天道是一致的。中華民族具有天的性格，堅韌不拔、自強不息。人就是要為天下大眾著想，為天下大眾謀幸福，就要不屈不撓地奮斗。歷史上的傳說與神話以至歷史事實，都宣揚著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比如“大禹治水”“女媧補天”“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刑天猛志”等。東晉陶淵明《讀山海經》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是講中華民族先民堅韌不拔的精神、自強不息的精神。尤其寫刑天這個神，敵人砍掉了他的頭，他就是不死，以雙乳為目，肚臍為口，左手拿著盾牌，右手拿著大斧子，與敵人奮戰，直至取得勝利。刑天的傳說不是說神如何，而是通過講神宣揚中國人的堅韌不屈、自強向上的精神。正因為我們民族具有這種精神，所以無論遇上什麼災難或外敵入侵，中華民族最終都取得勝利。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至今影響很大，張騫通西域、唐僧取經、鄭和下西洋，其毅力、其自強不息精神，超越一般人的忍耐與承受，成為中華民族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楷模。

《論語·泰伯》中說：“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中華民族為什麼能持有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就因為中華民族有一種擔當精神、責任意識。要想很好地為天下去爭取“均、和、安”，要想使天下人做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必須去奮斗。而且要堅持不斷地奮斗，甚至要把全部生命都用到為人民的事業上。還要代代相傳地奮斗，才能有所成效。所以，有志之士一定要胸懷廣闊、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地奮斗。歷史上凡有所作為的中國人，無不如此。

南宋朱熹的一生就是為了傳播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奮斗的一生。朱熹在武夷山下辦學，以至福州、泉州。又曾於任官期間，在江西、湖南整修昔日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歷盡千辛萬苦，廣辦學校，傳道弘道，企望興教利國，圖強振興。到處辦學，到處講學，到處發動學者文人一同興教傳道。他辦的武夷山中的紫陽書院，至今尚有斷壁殘垣，尚有其辦學傳道的記載。距今武夷山市（原為崇安縣城）200華裡的五夫裡至今還保有朱熹當年辦的書院。朱熹認為隻有通過教育，才能傳承弘揚先聖先賢的優秀思想文化，才能提升我們民族的素質。他想辦好教育，一要有學校、老師﹔二要有好教材，要有統一的傳播聖人思想的教材。朱熹在辦學、講學的同時，又全力以赴地編寫統一教材。他從十三部經書中選出《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總共5.1萬多字，合編為《四書》。《四書》概括了中華民族先賢先聖的精華思想，文字又最為簡潔，容易抄寫、印制、傳播，有利於教育事業發展，有利於中華優秀思想的統一，有利於形成統一的國家情懷。尤其南宋后期始，將《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題庫、標准答案。所以南宋、元、明、清四朝近八百年時間，《四書》思想深入中華民族的骨髓中。“君臣父子、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思想扎根於中華民族的思想行為中。

朱熹為民族史作出的貢獻，是一心一意、一筆一字、一步一步，堅韌不拔地做出來的，走出來的，實干出來的。現在他的五夫裡故居，在他女兒臥室中挂著一幅仿他的字。介紹者說，他到處辦學，中途回家。當時他的夫人已去世，他大女兒、大女婿與他同住。大女兒因家中窮困無糧為炊，十分難過，勉強做了稀飯給他吃。於是朱熹寫一首詩安慰女兒，“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飢。莫道其中口味薄，南村尚有未炊時。”第二天女兒早起想到村中借米為炊，卻發現父親不知何時已牽驢馱書走了。為民族做貢獻，就是這麼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一件事一件事做出來的。

在中華民族高尚精神境界影響下，積極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我們今天奮斗的引領，會使我們愈加堅信我們的正確道路、正確理論、正確制度。在此基礎上，中華民族更要一代又一代努力地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使優秀文化更上一層樓，更加豐滿，我們民族偉大復興將指日可待。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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