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黨紀”釋放的明確信號

隨著《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以下簡稱《准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實施之日——2016年1月1日越來越近，這兩部黨內法規帶來的趨勢性變化日益顯現。

執紀從嚴成為新常態

11月11日上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消息，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短短6天時間，寧夏、上海、北京三地省級“首虎”被擒。至此，黨的十八大以后全國31個省區市均有省部級官員被查。

不難看出，《准則》和《條例》實施在即，中央向全社會釋放了明確信號——反腐敗“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

在各地近期的執紀實踐中，也能發現執紀從嚴的跡象。在“雙11”這一天，廣東省紀委監察廳通報了近期查處的6起典型案件。其中，在會議上睡覺並擅離會場、外出不向組織請示報告、發表有損黨和國家形象的博文……這些以前司空見慣的行為都受到了紀律處分。

10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發王岐山同志的署名文章，題目是《堅持高標准 守住底線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創新》。他在文中敦促各級黨委，要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在思想認識、責任擔當、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部署，真正把紀律嚴起來、執行到位。執行《准則》和《條例》，決不能只是牆上挂挂、嘴上說說，必須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寸不讓。

全面從嚴治黨已經常態化，也更加制度化，伴隨《准則》和《條例》的實施，反腐也罷，執紀也罷，主基調都是“越來越嚴”，執紀從嚴成為新常態。

通報措辭折射新動向

在新《條例》被審議通過不到一周，中央紀委通報了對最新“四虎”的處理結果。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中央紀委的通報列舉了“四虎”違反的紀律類別、基本情節和具體行為。譬如，對河北省委原書記周本順的通報中提到“在重大問題上發表違背中央精神的言論，家風敗壞”﹔對國家安監總局原書記楊棟梁的通報中提到“進行非組織政治活動”﹔對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陽的通報中提到“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對廣西南寧市委原書記余遠輝的通報中提到“隱瞞不報個人有關事項”。

這些聚焦“六大紀律”的通報措辭，與《准則》和《條例》的相關要求高度契合。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通報之中沒有了以往的“違法”二字，過去常見的“收受賄賂”“行賄”等字眼也不再出現，通報內容主要是違紀問題，有關涉嫌犯罪的問題僅簡單述及——“涉嫌犯罪的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表示：“通報中通篇都是鮮明的‘紀律語言’，是紀委執紀當中紀法分開的明顯信號。新修訂的《條例》正是把這些實踐成果固定下來。”也就是說，這樣的通報表示，會是未來的“通用模式”。

從“查違法”轉向“盯違紀”

業內專家分析，依據新《條例》而出現在通報文本上的變化，不只是黨紀、國法在概念上的分開，也必將影響紀委審查工作的重心和工作方式的轉變，實現王岐山所強調的“紀委不是黨內的公檢法”，並實現黨規黨紀與法律法規的有機銜接。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認為，紀委就是管違紀行為的，查清主要違紀事實后及時處理，涉嫌犯罪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快查快辦，“這也是回歸紀委本來的職能和定位”。

其實，在新《條例》出台之前，紀檢監察機關的職能和工作方式已有了相應調整。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紀委把“辦案”改稱“紀律審查”，把“案件室”改稱“紀檢監察室”，把“案件線索”規范為“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這些不僅僅是稱謂的某種變化，更是內涵的深化，體現了紀委職能的重大轉變。

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稱，紀法分開，紀檢機關的工作就更集中，也能騰出更多時間和精力來做好執紀、監督、問責的主業。

可以預見，2016年以后，各級紀委會將從“查違法”轉向“盯違紀”，做到紀嚴於法、紀在法前，抓早抓小、違紀即查將成為新常態。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點擊進入“全國黨建期刊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