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負責任、敢於擔當的勇氣

習仲勛走出窯洞，走進附近村庄，廣泛聽取農民群眾和各方面的建議意見。他在子洲縣整整待了9天，扎扎實實地搞調查研究。他看到極“左”傾向造成的危害。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習仲勛先后三次致信黨中央、毛主席，如實報告了邊區各地土改中普遍發生的“左”傾問題及所造成的危害。

擔當意識是每一位黨員干部應該具備的行為操守和思想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否能夠忠誠履責、盡心盡責、勇於擔責，是檢驗每一位領導干部身上是否真正體現了共產黨人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方面。”敢於擔當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老一輩革命家就曾勇敢地擔負起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偉大歷史使命。

心系天下，有險偏向虎山行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1945年8月16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國內要聞版以三欄篇幅、大字標題刊出“蔣主席電毛澤東，請克日來渝共商國是”的新聞，搶先擺出要“談判求和平”的姿態。緊接著，20日、23日，蔣介石又連續發出兩封電報，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與他“共定大計”，且“已准備飛機迎接”。對於蔣介石的邀請，延安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一場“項庄舞劍，意在沛公”的鴻門宴。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去重慶進行所謂的“談判”，蔣介石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名扣到共產黨身上。毛澤東等人召開會議，討論后決定由周恩來先去重慶，毛澤東去不去、何時去則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根據情況再行決定。周恩來尚未啟程，8月24日，盟國中國戰區的美軍司令官魏德邁在繼蔣介石“三邀”之后，也發電邀請毛澤東赴渝和談。美國人的介入，使得局勢變得更加復雜。25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毛澤東去重慶的問題。為了國內和平的實現，毛澤東毅然決定深入虎穴，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王若飛陪同前往。大家都十分擔心毛澤東的安全：深入虎穴與“殺人如草不聞聲”的蔣介石談判，能夠安全返回嗎？對此，毛澤東是做好了最壞打算的。臨行前，他不但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還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為候補書記，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況下，書記處還能保持五人開會。在赴重慶談判前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准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裡辦點事。”

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重慶談判的勝利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全面內戰的爆發，而且促進了統一戰線的發展。為了國家的和平，為了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柳亞子寫詩稱贊毛澤東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涉險來重慶談判的義舉：“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毛澤東的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是共產黨領袖在國家、民族的緊要關頭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是面對沉甸甸的歷史重任時義無反顧的使命感和擔當意識。

實事求是，時代責任一肩挑

1975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得以確定。隨著周恩來病情的加重，鄧小平實際主持起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當時，在“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下，全國各方面工作都處於混亂狀態：經濟停滯不前，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遭到破壞，交通運輸系統陷入崩潰，軍隊處於無休止的政治斗爭中而荒廢了軍事訓練，知識分子受到打擊，人才匱乏……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他頂住來自“四人幫”的壓力，努力克服他們的頑固阻撓，以高超的領導才能和勢如破竹的魄力，很快扭轉了局勢。在他的領導下，各方面的整頓工作大刀闊斧地開展起來，並且迅速收到顯著的效果。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開展整頓工作，局部糾正“文革”的錯誤，但不能容忍鄧小平全面否定“文革”。當意識到全面整頓已顯現出“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的趨勢時，他對鄧小平的不滿加劇了。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文革”問題，要求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在1975年1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毛澤東希望由鄧小平做一個“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評價“文革”的提議，鄧小平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實際上委婉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此后，鄧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澤東讓他“專管外事”，他主持的全面整頓也被迫中斷。在個人進退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拒絕作肯定“文革”的決議，體現了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堅持實事求是、不因個人利益而動搖的堅定立場。

到1977年，已是73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次復出主持工作。他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做官，一種是做點工作。“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這是一種崇高的時代擔當，是一種實干興邦的做事風格，體現了一位歷經風雨滄桑的共產黨領袖面對歷史和人民交給的重任毫不遲疑、挺身而出的忠誠和勇氣。

秉直進言，土改糾偏決心大

土改運動初期，由於政策的不完善等原因，各地區普遍出現了“左”的錯誤，一部分中農利益受到侵犯，中小工商業者也受到沖擊，在一些地區還發生了亂打濫殺現象。1947年，康生在山西搞土改，對確定成分搞擴大化，凡是定為地主富農成分的，都被分了土地和浮財，還要拷“底財”（埋在地下的銀圓等）。這股“左”傾的歪風也刮到了陝甘寧邊區，有人提出要斗民主人士、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等人﹔還有人將老革命劉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馬錫五稱為志丹縣的“四大家族”，要清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頂住各種壓力，對土改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並毅然提筆寫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力主糾偏。

習仲勛走出窯洞，走進附近村庄，廣泛聽取農民群眾和各方面的建議意見。他在子洲縣整整待了9天，扎扎實實地搞調查研究。他看到極“左”傾向造成的危害。偏激極“左”的做法蔓延滋長，一些人鼓動起來所謂“自發斗爭”，乘機打秋風，吃大戶﹔有些地方把斗爭矛頭對准干部，連作戰部隊指戰員的家屬也在其列﹔子長縣欒家坪土改變成了干部黨員之間的斗爭﹔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裡進行斗爭，殺羊宰雞，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氣……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習仲勛先后三次致信黨中央、毛主席，如實報告了邊區各地土改中普遍發生的“左”傾問題及所造成的危害，指出了當前土改中存在的不良現象和需要加以注意的事項，並說明目前正在努力糾正的情況和將來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習仲勛的報告，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精心分析，梳理歸納各類數據材料而寫成的，不僅客觀反映了土改運動的真實情況，而且提出了具有指導性的真知灼見。毛主席看了非常重視，批示說：“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並轉發各根據地，及時制止並糾正了“左”的錯誤。在“左”的風氣蔓延、人人自危的關鍵時刻，習仲勛秉直進言，敢於客觀反映土改中出現的問題，堅決主張糾偏，體現了共產黨員在重要問題上敢於建言獻策的擔當精神。正是由於習仲勛和西北局其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時發現和糾正“左”的偏差，陝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不僅推動了邊區的經濟建設，也調動了廣大人民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

老一輩革命家敢於擔當的精神，是中國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動力。在21世紀的今天，黨員干部要學習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敢於擔當的精神，自覺鍛煉自己的意志品質，把崗位當陣地，把困難當磨礪，切實擔當起自己的政治責任，帶頭工作、帶頭奮斗、帶頭奉獻，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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