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原則、嚴守紀律的覺悟

毛澤東親筆寫了一張借條交給楊至成，請楊至成找徐海東幫忙借款。當楊至成拿著條子到十五軍團找到徐海東，提出要借2500元錢時，徐海東立即把供給部長找來，問他軍團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回答說全軍團隻剩下7000元。徐海東說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

黨的紀律，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根據黨的性質、綱領和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需要而確立的各種黨內法規的總稱，是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紀律嚴明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嚴守紀律的模范。

應該無條件地服從中央

1933年2月下旬，徐海東任紅二十五軍副軍長並兼任七十四師師長。這期間，因為鄂豫皖省委執行“左”傾路線，徐海東一直受打擊、排擠。“打仗有我的份兒，跑路有我的份兒，別的權利沒有。有一天，部隊兩頓飯沒吃，我決定給每個單位發一塊錢買南瓜吃，還差13塊錢，我讓人到軍部經理處去支，他們說要有軍長、政委的信才給，我隻好親自騎馬到軍部找到政委開條子。我深感我這個副軍長是有其名無其實，工作實在難做。但是經過思想斗爭，我又想，為了革命事業，還是不計較這些吧……”

1934年秋，徐海東奉中央命令率紅二十五軍離開根據地長征，翌年夏天到達陝北，為隨后到達的中央紅軍打開了局面。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得知中共中央率紅軍到達川北鬆潘地區，徐海東積極接應，參與制定西征甘肅、北上陝北的決策，明確提出，即使紅二十五軍3000多人全部犧牲也要保証中央順利北上。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率領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改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長征來到陝甘蘇區，實現了與紅十五軍團的勝利會師。11月，天氣轉冷，剛在陝北落腳的中央紅軍給養困難，陝北高原的寒冷，成為中央紅軍遇到的又一個敵人。如何戰勝這個新的敵人，成為黨中央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紅一方面軍供給部長楊至成的報告，擺在了毛澤東的面前。報告分析當前部隊在物資保障上存在的嚴重困難，提出要渡過這次難關，最少需要銀元2000元至3000元。毛澤東親筆寫了一張借條交給楊至成，請楊至成找徐海東幫忙借款。當楊至成拿著條子到紅十五軍團找到徐海東，提出要借2500元錢時，徐海東立即把供給部長找來，問他軍團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回答說全軍團隻剩下7000元。徐海東說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之后，徐海東召開了連以上干部會議，動員部隊把繳獲的部分武器、彈藥、藥品、布匹等送給中央紅軍。

多年以后，徐海東在回憶此事時說：“當時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地服從中央。”

堅持黨的原則，維護黨的團結

在長征途中，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負責人的張國燾無視黨的紀律，背著中央搞分裂活動，險些斷送黨和紅軍的前途。紅軍中的廣大黨員，包括紅四方面軍的絕大部分同志，都能抵制張國燾的錯誤。當張國燾逼迫朱德公開反對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決議時，朱德堅定地回答：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紅軍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應當擔起抗日救國的責任。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圍繞南下還是北上，朱德同張國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張國燾還煽動個別人給朱德施加壓力，但是朱德一直很鎮靜，他說，一個共產黨員，要服從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然宣布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徐向前回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麼突然，人們都傻了眼。”在張國燾的煽動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這時，“張國燾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態。朱總的發言心平氣和，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當時，隨左路軍行動的原一方面軍五、九軍團指戰員中，有的提出：單獨北上，找黨中央去。有的說：張國燾要攔我們，就跟他干。朱德來看望這些指戰員，耐心地教育他們顧全大局，掌握正確的斗爭方針和策略。他在五軍團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斗爭，堅決擁護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但要有正確的斗爭方法，要顧全大局，講革命講團結。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他們有許多優點，英勇善戰，吃苦耐勞，你們應該很好地向他們學習。你們五軍團能攻善守，英勇頑強，優點也不少，但你們人少嘛，光有你們也不行。所以同志們要注意和他們搞好團結，切不要上少數人破壞團結的當。團結就是力量，隻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在這段最艱難的時刻，朱德既堅持了高度的原則立場，又不輕率地採取任何決裂的做法，始終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一起。

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於甘孜，中央指定紅二、六軍團加上紅三十三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等力爭，並得到紅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支持，紅二、四方面軍終於共同北上，於1936年10月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勝利地完成了長征。

嚴守黨的保密紀律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從參加革命斗爭初期起，就具有強烈的保密意識。他們入黨的時間不同，地點各異，建黨初期也沒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時候入黨的。戀愛期間，他們在通信中也從不涉及黨的機密，隻談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來自歐洲回國后，經過組織溝通，他們才知道對方都是共產黨員。1925年8月，兩個人結婚后經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1927年周恩來參加南昌起義，鄧穎超事前毫不知情，直到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總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廳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辦公室同時是一個小型會議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入。這間辦公室和保險櫃的鑰匙他始終帶在身上，睡覺時壓在枕頭下，有外出任務時，才把鑰匙密封好交給鄧穎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臨上飛機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裡，於是他把鑰匙封好讓一位同志轉交鄧穎超。而每次回來的時候，見到鄧穎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鑰匙取回來。

據秘書回憶，周總理平時和鄧穎超聊天范圍很廣，從一般老百姓關心的國家大事、書畫戲劇到熟人朋友，家常話題無不涉及。但卻從不會談到一些沒公開的機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總理認為鄧穎超不該知道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周總理可以和有關秘書談，但是絕不會對鄧穎超說。1964年，我國首次核試驗前夕，周恩來總理在紫光閣的會議室主持召開重要會議。會議期間，張愛萍副總參謀長站了起來，向周總理請假，說今晚外交部安排了一個外事活動，要提前告退。就在張愛萍站起身來，剛准備離去時，周總理突然站了起來，關切地說：“愛萍，你帶核試驗的文件了嗎？”在得到張愛萍沒有帶的回答后，他仍指指張愛萍的口袋說，再搜一搜，看看裡邊有沒有字條。最后，張愛萍將自己幾個衣兜都掏了一遍，周總理才如釋重負地說：“保密無小事啊。你鄧大姐是老黨員、中央委員，她就不知道我們要搞核試驗，我從不對她講。”

每個秘書到周恩來辦公室工作，周恩來與秘書的第一次談話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學習外，特別強調的是遵守保密紀律。他要求秘書這樣做，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平時涉及重要事項，他都用專線電話。他的辦公室和臥室都裝有專線電話和加密機，有時加密機出現故障，他堅持加密后再通話。對涉密會議，周恩來都事先對參會人員、工作人員名單進行審查，並提出具體要求。如對工作人員可否在場、服務人員是否可以進入會場倒水等細節作出明確交代。他每次參加會議均自己做記錄。去世后，他留下幾大皮箱手跡，其中屬於黨和國家秘密的，他生前都分門別類放在保險櫃裡。對密級高、時間緊的文件，他都要求專人專送專辦。辦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書找到身邊親自交代，並要求及時向他匯報辦理結果。

鄧穎超曾對秘書趙煒說，“作為黨員，恩來同志和我始終遵守著黨的教導：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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