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分明、廉潔奉公的典范

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他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並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廉潔奉公，是《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本色和風格。在這方面，老一輩革命家時時事事以身作則，率先垂范。

公私分明、不准假公濟私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親戚、故舊、朋友給毛澤東寫信，有的尋求幫助，有的提出要到北京來。接到這些信，毛澤東很為難。考慮再三，毛澤東給秘書定下了規矩：“凡是要來北京看我的，一律謝絕﹔如果不聽，偏要來，路費由他自己出，來了我也不見，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這裡是‘四不主義’：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門工作情況的，可以作為材料收集起來，當作參考，但不往下傳，不直接處理，免得下面無法工作。”

1949年10月前后，楊開慧的胞兄楊開智給毛澤東寫信，表示希望毛澤東能為其在北京安排工作。毛澤東拒絕了他的要求，希望他在湖南聽候省委分配合乎其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楊開智收到毛澤東的回信后，打消了去北京的念頭，卻又萌生了在長沙謀“廳長方面職位”的想法，便托人給外甥毛岸英寫了一封信。收到信后，毛岸英回了一封長達3000字的信，在信中表示：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於此。就是皇親國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不許身邊工作人員打著公家旗號假公濟私。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覺察到個別工作人員跟隨自己外出視察時，有時無償索要或低價購買地方財物，非常生氣，他下決心從自己身邊開始整頓。

有一次，毛澤東在外出回京的火車上，發現有幾壇子紹興酒來路不明。毛澤東說：“我身邊有耗子。”立即指示由身邊工作人員組成的第一辦公室黨支部召開專門會議，了解情況，整頓作風。沒想到，通過這次“整風”，一整整出很多問題，主要是生活的問題，佔便宜的、跟地方要東西的。

毛澤東一方面對犯了錯誤的工作人員進行批評、處分甚至清退，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個人都進行了檢討，包括跟了他20多年的老同志、長征干部都受到了批評。另一方面，他決定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錢來到各地退賠。毛澤東指示，凡是佔了便宜，一律退賠。經過嚴肅整頓發現，需要退賠3萬多元錢。在當時，3萬元錢可是一個驚人數字。毛澤東工資沒錢，就決定從稿費中支取，沿路向各省退賠。

毛澤東把身邊工作人員全部派到武漢、上海、杭州等幾個地方退賠。並讓工作人員轉達他的歉意，“所有他們吃的，他們沒給你們道歉，我來賠禮。”

廉潔自律的典范

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他的客人很多，有來拜訪的、談話的、請示工作的。每當趕上飯點，他常說：“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他請客吃飯，一般都是簡朴的家常飯菜，從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唯一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冰心后來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和高興。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有把我們當作外人。”

1961年春節前夕，家鄉淮安縣委托人給周恩來捎來馓子、蓮子、藕粉等土特產，周恩來收到后當即委托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信中說：“周總理和鄧大姐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他還在隨信寄去的《中共中央關於不准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上寫了意見：“請江蘇省委、淮陰地委和淮安縣委負責同志認真閱讀，堅決按照通知的精神辦。”有一次，周恩來過去的警衛員、時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龍飛虎，給他捎來一筐橘子。因路程遙遠，水果不好退回，周恩來問清值25元錢后，讓寄去50元。當工作人員問為什麼要寄去這麼多錢時，周恩來說：“多余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后他就不再送了。”果然，龍飛虎以高出一倍的價錢“賣”給總理一筐橘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給老首長送東西了。他說：“送東西就等於敲總理竹杠，誰還敢送啊？”

周恩來的廉潔自律和儉朴作風，受到了身邊工作人員的交口稱贊，也深深影響了他們。有位秘書說：“總理除了工作，個人一生無所他求。特別是生活的儉朴，更是眾口皆碑。”同周恩來接觸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對他廉潔儉朴的生活作風也是贊不絕口。宋慶齡說：“周總理在個人生活和作風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樣，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勤儉節約，廉潔奉公

“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總是時時處處嚴以律己，身正為范，作出表率。

1941年，正是抗戰最為艱難的時期，受當時國共關系的影響，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他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隻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利。”為此，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並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957年，董必武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時，他家住在北京鐘鼓樓后的一個昔日王府的大院裡。院子很大，很氣派，兒女們也都樂意住在這裡。由於最高法院離此很遠，每天上班往返不僅不方便，而且還需要很多人來送文件，花費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慮著搬到離最高法院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盡管當時中南海的房子較為窄舊，但他毫不介意。當他向家人說出自己的想法時，卻遭到尚在讀書的子女們的反對。董必武對全家人說：“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單獨燒鍋爐取暖，費煤，要人跑這麼遠送文件，搬到中南海，這些都統一解決了，為國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該搬嗎？該搬。第二，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國家還窮啊。”

董必武平時總喜歡寫“性習於儉，儉以養廉”八個字。可以說，這八個字正是他淡泊、儉朴生活的寫照。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有一個針線包，戰斗間隙用來補衣修鞋，新中國成立后仍保存在家中。作詩是伴隨他一生的愛好，從1939年到1975年，他寫的詩共有1300余首。這些詩的草稿都寫在舊信封、舊日歷、過時的請柬及各種形狀的廢紙上，平日練習書法，他也不肯用白紙、宣紙，都是用舊報紙。他所用的毛筆，筆頭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膠粘在筆杆上，或用線捆扎在筆杆上繼續使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見他一直用著已經不能再用的舊筆時，勸他扔掉，董必武解釋說：“一支筆，一片紙，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錢。可是，我們是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每個人浪費一點，幾億人加到一起決不是個小數字。社會財富，大家都要愛惜呀。”

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克己奉公，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大的障礙也是自己。黨員領導干部隻有做到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才能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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