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政與“三嚴三實”

當前，“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正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深入推進。“嚴”是“實”的前提，“實”是“嚴”的結果。“三嚴三實”既能夠成為強化黨員干部“底線思維”的訓練載體，也可以繼承和發展綿延於幾千年中華文明中“君子之政”的從政價值，如能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有機融合，一定能開創我國國家與社會治理的嶄新局面。

從古至今，人的行為總是受制於兩種力量：一是內心自我約束，如通過道德教化、宗教熏陶、信仰凝聚等手段加以強化﹔二是外在約束，如制度、規矩、習俗、傳統、法律等。古希臘政治學家柏拉圖在設計政治制度的同時，從來沒有忽略從政道德和信仰，強調優秀的政治家應該成為“哲學王”。

中華數千年文明極其重視人內心的自我約束，如產生於周代的“天命”信仰第一次成功地構建了中國人的“敬畏”意識，這個學說逐步發展為綿延幾千年的“天道”觀。孔子講：“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荀子也提出：“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道家提出了對自然規律的敬畏，老子強調“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觀被浸潤於儒家、道家的修身思想之中，逐步演變為“君子之政”的政治文化，全方位影響著中國人治國理政的思維方式。

由於強調君子之政，古代中國歷來強調“自律”（即內心約束力）的優先地位。如《荀子·君道》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先失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論語·衛靈公》也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離婁上》強調“徒法不能以自行”。隋唐以來，科舉制通過儒家經典的熏陶和“貼經”“墨義”“八股文”等考試手段培養官員的強大自律。由於有強大的自律訓練，古代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循吏，如漢代的文翁、黃霸、龔遂、召信臣、仇寬、王渙等，三國的董和、鄭渾等，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王蘊、江秉之、何遠、公孫景茂等，隋唐時期的辛公義、張允濟、狄仁杰、崔戎等。宋元明清時，循吏更是層出不窮。這些循吏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心系百姓、政績突出。同時，他們大多重視教育、公正理訟、改善百姓生活。循吏們承天命、順民心、解民憂，而后得民心，則王朝江山穩固。

然而，過分強調自律，忽視法律和制度建設，忽視權力的制約機制，必然也會導致貪官污吏倍出。“中國歷朝歷代都在研究循吏政治、推行循吏政治，幾乎每個朝代都在總結前朝之失，然而又都避免不了一個共同命運：都在澄清吏治、懲治貪污中開場，又都在腐敗成風、民變蜂起中落幕。”許多歷史學家都將這個共同規律歸結為皇帝或大臣的道德墮落，卻忽略了一個根本原因——封建專制主義的等級授職制。等級授職制必然產生諸如裙帶之風、買官賣官等人事上的腐敗，必然出現官官相護，由此形成一個腐敗滋生不息的怪圈。這表明，循吏政治追求的是一套道德自律型的“軟約束”文化，缺乏制度他律型的“硬約束”，經常隻有少數人做得到，大部分官員做不到，最后必然走向壞的結局。與循吏政治一致的是，歷朝歷代統治者在其創業初期無不勵精圖治、開拓進取、包容大度，但到了王朝末期，則胸無大志、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最終因人才匱乏，導致人事上的不足，一遇到天災人禍則各種異端邪教崛起、流言讒語飛奔，最終導致奄奄氣息的王朝“檣櫓灰飛煙滅”。

這表明，光有“君子之政”的宣傳和教育還不夠，一個現代政治文明還必須在“法律”上有更好的制度設計，使其符合權力制約的基本規律。因此，隻有把人的“自律”融於“法律”建設之中，才能培育出一個具有強大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李光耀從古代中國的“君子之政”中得到了很多智慧，比如：在國家治理體系中，人民行動黨政府力推新加坡核心價值觀，倡導個人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在推進全社會物質進步的同時，推進社會道德進步﹔在設計出嚴密的權力制約機制的同時，強調政治家誠實可靠的道德品質﹔廉潔文化教育從娃娃抓起﹔在人民行動黨黨員中倡導干淨、廉潔的價值觀﹔實行對高級公務員高薪養賢，建立廉潔政府，在推進社會進步中彰顯個人價值。為了培養接班人，李光耀甚至用面試等手段親自挑選人民行動黨的高級干部。

中國封建統治者都知道承天命、順民心，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群眾的黨”，當然更加懂得重民心、順民意、解民憂，必然要樹立“敬畏群眾”的意識。為此，黨從“君子之政”的論述中吸收了許多有益的智慧，變成了黨性修養的思想源泉之一。如，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將“慎獨”作為黨性修養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他指出：“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黨的領導人還經常引用古人講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於天下”，“心浮必氣躁，氣躁則神難凝”，“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等箴言。在黨員干部的“自律”訓練上，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膽創新，如通過黨內政治生活中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工具去實現集體“修煉”，通過改造客觀世界去改造個人的主觀世界。這種“自律”訓練超越了儒家、佛家的唯心主義式的個人修煉，把個人修煉和集體修煉結合起來，把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結合起來，找到了黨性修養的集體途徑、實踐途徑，在黨內培養了一大批黨性修養極強的黨員干部。延安時期，有一位“紅色技術專家”張協和，一身正氣，始終堅持黨性修養，到了晚年他總結出自己的座右銘：“做人，對有的事情要感興趣，對有的事情要不感興趣。比如追求權位、物質享受是無止境的，你的興趣若在這方面，就苦惱一輩子。如果你對求學問、對為人民服務很感興趣，你將會永遠樂觀。”

在以黨性修養為載體強化黨內監督的同時，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更加重視黨的制度建設，把更嚴的黨規黨紀挺在國法前面﹔更加重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不斷完善權力授予、權力制約和監督的體制機制﹔更加重視推進黨規與國法的有機銜接，讓黨規發威，讓國法有力。

當然，一個運轉有效的制度不必需要一群好人，但是一個吸引力的制度卻離不開一群好人。當“君子之政”浸潤於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時，就好比給一台科學設計的機器加上了上等的潤滑油，必然運轉得又好又快。因此，“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就是要強化對黨員干部的“自律”能力，就是要繼承和發展綿延幾千年中華文明中“君子之政”的精髓。如果能有效地把嚴與實的理念貫穿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的始終，就一定能以優良的黨風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形成在全社會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濃厚氛圍﹔就一定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和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