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良：中共執政的重要經驗與“四個全面”戰略的實施

中共執政的重要經驗與“四個全面”戰略的實施

黃宗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已總結了一系列的重要經驗。這裡我指的是正確理解和穩妥地解決三個三者關系，概括起來就是九個字：即發、改、穩（發展、改革、穩定）、黨、民、法（黨權、民權、法律）、馬、中、西（馬克思主義、中華傳統文化、國外主要是西方文化）。按中共已有的總結，就是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統一起來﹔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馬、中、西關系則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把它作為建設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根基，同時吸取國外積極的文明成果。這三個三者關系，九個字，涵蓋著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思想這幾個最主要的領域，經得起科學理論的推敲和實踐的再次檢驗。依我的看法，這是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隻要我們在新的實踐中認真領會，全面運用，進一步在解決實踐中遇到的新的矛盾和問題中加以充實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是大有希望的。這就是我本人經過長期觀察和思考所形成的“自信”。與此同時，心裡也存在不少擔心和憂慮。

當前，在中國政治詞匯中，被運用得頻率最高的最有戰略意義的就是“四個全面”。按我個人簡單化的理解，“四個全面”這種戰略布局表述的是中國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到今天，建設、改革、治黨、治國都必須全面推開，而且各個領域本身也必須全面推進。它強調的是全面性、系統性和協調性。細細想來，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但全面，也提出一系列的重點和難點。比如，（1）如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使農民在不可抗拒的城鎮化大潮中多收益，少受罪﹔（2）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機制中，如何糾正以官員們追求升遷為動力的GDP崇拜，和一些企業主不顧社會效益，追求填滿自己腰包的利潤最大化，讓勞動者實際地體驗執政者是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執政黨的奮斗目標的承諾﹔（3）以解決好黨民關系作為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中心問題，把健全完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個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核心任務﹔（4）在高調和強勢反腐態勢下，如何營造一種風清氣正、為民族復興實干向上的官場新常態，同時以執行民主集中制為主要著眼點的良好的權力運行體制和機制﹔（5）在文化思想建設中，即“軟件”建設中，目標是黨心、民心、炎黃子孫的心要齊，齊心是一項歷史性的長期性的艱巨工程，如何使上述三種文化的定位（指導地位、根基和被借鑒的地位）都要到位、不要錯位、不要越位。

下面我把上述五點做點闡述和發揮。

如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使農民在不可抗拒的城鎮化大潮中多收益，少受罪。從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到改革開放，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中心問題之一。沒有農民的小康，全面小康就談不上，現代化就談不上。中國最不平等的現象是城鄉的不平等。農民是很苦的。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民忍受工農產品“剪刀差”，為中國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剝奪”多少是難以估量的。改革開放了，農民再次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也可辦企業，可以進城打工，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開始被打破。中國的高速發展秘訣之一，是一兩億農民工以極為艱苦的生活條件，艱難的勞動，極低廉的工錢又一次為中國發展作出貢獻。他們年底去討工錢回家過年是要冒著挨打的威脅的。與此同時，農村作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大量被征用，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就是來自征地賣地，真正回到農民手裡的錢是很少的。相當一部分落到一些官員和房地產開發商手裡。當然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取之於農，用之於農的。義務教育的全面覆蓋、農村醫保的全面覆蓋、農村老人也能領養老金，這是開天辟地的令人開心的新鮮事。到第一個一百年時，我們的目標之一就是城鄉體制的一體化。中國共產黨是功德無量的。

隻有幾年的時間了，這是一個真正的歷史關鍵時期。什麼是真正的城鎮化的中國道路？如何在城鎮化中“以人為本”？體現中共是真正“執政為民”？值得高度關注。現在，在市場經濟的大幕之下，不可避免有一些人（官與商）對農民手中僅有的一點點可憐的財產、權力（土地承包權、經營權、房基地） 虎視眈眈。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出路是現代化，現在的經營方式必須改革，包括實行規模經營。土地的承包權、經營權可以“流轉”，“流轉”與買賣有何區別？“流轉”應該進行更嚴格的規范和管制。有經濟學家提出“兩放棄，三保障”，要農民放棄承包權、房基地，到城裡保障有工可打，有房可住，有社會福利。我就怕放棄的放棄了，“保障”誰來“保障”？農辦副主任韓俊說，現在全國農地流轉的已佔農民承包地的30%，其中工商企業拿到的是10%。他們想的是掙錢，蓋房子，建工廠，搞度假村、高爾夫球場、別墅、會所甚至為了得到政府的補貼等。“非農化”、“非糧化”值得警惕。

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我覺得，其中核心問題是建立良好的黨群關系、官民關系。在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的決定中，特別強調了加強黨的領導。這是很重要的。多元的社會，利益多元、意見多元，由一個執政為民的政治集團來整合、統領太重要了。我們正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一百周年，試想，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為什麼會讓一個“小日本”在我們的國土上到處橫行霸道、奸淫擄掠呢？真正結束中國“一盤散沙”的可悲時代的是中共，把中國引領到今天在國際社會上這樣的地位和影響，是我們的黨！今天，許多明白人都曉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需要中共的領導﹔同樣的，曉得黨的領導必須改善，而其中心問題是建設好保証黨的先進性和正確性的路線、體制和機制，逐漸解決造成“四風”的症結﹔並曉得這些對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對中國堅持公平正義為最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黨、民、法三者有機結合是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國家最重要的一項政治理論成果。中心問題是民主。黨的整個歷史說明，保証黨的先進性和正確性，根本路線是群眾路線﹔這條路線的常態化和體制化，就是健全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級人大制度。因此，中國政治民主制度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堅持和健全人大制度。黨權、民權、法治三者有機結合點就在這裡，保証最廣大民眾參政、議政、監督權、知情權，保証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平司法最中心的機構就是這裡。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就要體現在能否領導民眾實現這些民主權利。因此，黨必須管住自己是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全民守法，就要黨帶頭守法。協商民主是重要的民主形式，是中共重要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對於上述民主形式來說，是最重要的不可少的補充，但最根本的民主形式和機構是我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各級人大。

全面從嚴治黨，要解決的仍然是涉及鞏固執政黨地位的黨群關系問題。其攻堅戰明擺著是反腐問題。我覺得，這確實是關系到黨的命運和中國社會往何處去（即前途）的問題。干部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組成部分，如何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干向上的官場常態是長期艱巨的任務。不懈地貫徹八項規定、群眾路線的學習實踐活動、“三嚴三實”的學習活動、現在下達的干部能上能下的文件都很正確，但還有許多許多的事要做。

全面從嚴治黨，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黨的組織制度問題。我的意思是一句話：權威主義不可取，民主集中制不可丟。有的學者重提權威主義，不知怎麼想的。共產黨的百多年好規矩、好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搞了一百一十多年了，有教訓，傾向是過於集中，其教訓需要總結。教訓是民主的缺乏，你提權威主義，不是連民主也丟嗎？我們的目標應該達到毛澤東提倡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我們沒有理由放棄這種努力。

實施好“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從根本上說，就是黨心、民心、炎黃子孫的心要齊。齊心就是思想文化建設，就是“軟件”建設。這是一項歷史性的長期的艱巨工程。在中國，長期以來影響著人心的三種文化：馬、中、西。這三種文化的位置怎麼擺，主張各異。可以說，思想文化領域的分歧，比在經濟、政治領域要明朗得多，尖銳得多，公開得多。因而形成了三種社會思潮。其實集中起來還是一個道路問題、主義問題。

上述中共關於三種文化的定位是很正確的，是達成社會共識的最大的公約數。但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任務是很繁重的。

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共產黨就會失魂落魄，像蘇東劇變中的執政黨那樣。中共最重要的一些理念是姓馬姓公的。沒有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執政黨會變成什麼呢？變成宗派利益集團！

吸取國外積極文明成果，是我黨的一貫方針。毛澤東說的是一切民族一切好的東西我們都要學習。用了兩個“一切”，十分肯定。要討論的是什麼是人類共同文明成果，什麼叫做姓“資”？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被我們當成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東西，它應該是姓“社”姓“馬”的，我們為什麼要把發明權、解釋權送給“西方資產階級”呢？

但馬列主義隻有同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才有生命力，才能扎根，這是歷史証明的。馬克思主義離開各國實際，就是“魂（靈魂）不附體”。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能繞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哪裡？在社會中，在廣大民眾的心裡、身上。但是建國以來受過兩次大規模的破壞。一次是改革前，“以階級斗爭為綱”破壞了仁、和、王道﹔一次是改革開放以后，不可避免的市場經濟大潮，社會也被“市場化”了。大講“利益最大化”，大大損傷了以往我們講的“義利統一觀”，當然也損傷了“仁”、“和”。試想幾十年的經歷，難道不是這樣嗎？

仔細想想，我們搞市場經濟，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太大了。似乎市場經濟西方的、美國的就是正宗，那麼“社會主義”這個“定語”加上干什麼呢？

什麼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講規律，把“人”的主觀作用、能動性撇在一邊“客觀”嗎？“需求”是發展的動力，什麼“需求”？很容易把企業主掙錢的“需求”放在首位，把一些當政者追求政績以求升官的“需求”放在首位。結果是“錢”被人家掙走了，產品呢？產能過剩嚴重，不僅是泡沫，也是發展的“暗礁”，鋼鐵、水泥、大量閑置的樓盤，等等。當官的有幾套住房的人很多，於是，財產申報不敢填“不動產”，又成了改革的絆腳石⋯⋯當然，我這裡說的是“問題”、“矛盾”的一面。但它不僅是“一個指頭”的問題。貧富差距懸殊，官員嚴重腐敗，資源浪費，生態失衡，環境破壞⋯⋯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講義利統一觀，講客觀和主觀（能動性）統一觀。

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必須成為我們的文化根基，習近平這幾年講了很多，非常強調。其實，我們的傳統優秀文化，特別是政治哲學、政治文化已經不斷地體現在社會主義實踐中了。比如“和”、“中”、“衡”、“度”。

“和”，不僅是“和為貴”，更主要的是“和而不同”，講包容性，不是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和諧共處”在一體中。“和諧社會”、“和平發展道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合作共贏”等，反映了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這正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核心概念。

“中”，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走極端，恰到好處。也是中華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也反映了世界發展的趨向。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從對外政策到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管理體制，都體現了從西方和北方（已解體的蘇聯）的“極端”中吸取教訓，走了一條貌似中間的路子。“中”不是人為，是“歷史的選擇”。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上連孔子都承認做到是很難的，因為“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不過沒有這種理想也不行。

“衡”，中國、世界、個人發生了問題，一般就是由於“失衡”。經濟發展比例不合理，失衡了，於是科學發展觀強調了全面均衡可持續發展。美國、西方發生了危機，也是失衡引起的﹔自然界地震、火山爆發、暴風驟雨、電閃雷鳴，也是失衡造成的﹔人生病了，也是因為“陰陽”不調，飲食比例不合理，心理不平衡等造成的。平衡是發展的條件和一種狀態。整個社會的工作，簡言之，其實常常是在求得平衡。北大趙寶煦先生說，政治就是擺平的藝術。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工作都是在做平衡的事。

“度”，這個哲學概念，太重要。度即是保持事物質的規定性的量的界限。許多事物不是簡單的好不好，而是是否適度。我們在改革中的“舊”體制、機制和政策最大的特點就是過火、過度、過左。這是美國的蘇聯專家總結的。所以，中國改革中，“度”的要求十分突出。最典型的是發、改、穩，黨、民、法三者的統一。“過”了就出問題，三種文化的位置怎麼擺，也是一個“度”的問題。

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博大精深，我相信有不少會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成為“普世價值”。但也必須看到其不完善不科學的方面。這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加以端正、修正。如隻講“和”，但事物客觀就是有差異、矛盾，摩擦、斗爭、沖突有時難以避免，“和”中有“斗”﹔“中庸之道”也不是任何時候都是最合理的。毛澤東講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裡。把少數人的意見不加分析當成一定是錯誤的“極端”也是缺乏分析的。“衡”也只是相對的。共產黨傳統哲學講不平衡是絕對的，不是沒道理的，但只是從哲學意義上說，政治上反對“平衡主義”就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