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四川針對部分地方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發揮難、自治組織基層治理意識不強、社會力量參與不足等問題,通過優化組織設置、搭建民主協商平台、健全村規民約等方式,著力健全完善村級民主治理機制,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了基層社會和諧穩定。
優化調整組織設置,增強基層黨組織凝聚力、戰斗力。四川以強化服務功能為目標,打破行政區劃界線和村(社區)組織管轄邊界,構建區域型、行業型、產業型黨組織。南充市高坪區通過組建跨區域型黨組織、設置集約型黨組織、打造聯建型黨組織、推進產業型黨組織等方式,推動黨的組織和工作向聚居點、空心村、產業鏈等新領域延伸覆蓋。綿竹市建立“村黨組織+產業(行業)協會黨支部+黨員”的黨建工作體系,統籌協調村黨組織、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行業)發展和社會治理。廣安市前鋒區採取“支部圍繞產業建,產業圍繞新村轉,圍繞產村抓黨建”的“三圍繞”模式,以岳廟村等中心村為依托,建立1個中心村黨總支、10個產業(合作社)基地黨支部、30個產業黨小組,有效推動了新村建設、產業發展、村民增收。
強化村民民主自治實踐,提升基層民主建設實效和水平。四川以村民為中心,強化村民主角地位,把知情權亮給村民,決策權還給村民,監督權賦予村民,確保“三自”、“四民主”真正落地落實,切實增強了基層治理工作的實際效果。江油市堅持把發揮群眾主角職能、凸顯群眾主體地位作為基層民主自治的出發點,以破解群眾參與度低、參與不深入、參與效果不理想等問題為導向,以“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互幫互助、互促共進”為路徑,著力實施“單元化聯戶共建共享工程”自治體系,組建聯戶共建單元2萬余個,聯建覆蓋率達到100%,在全市形成了群眾自治廣泛參與、自我管理多元高效、全程服務便民利民、社會治理井然有序、基層活力競相迸發的生動局面。
健全基層民主協商制度,拓寬村民民主權利實現渠道。針對農村“村民大會難召集、村民代表大會難議決、村級事務群眾難參與、村兩委難監督”等問題,四川各地不斷豐富基層民主建設內涵,積極探索建立村民議事會、民情懇談會等民主協商平台,進一步拓展了村民民主權利的實現渠道。成都市金堂縣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實踐中,以創設村民議事會為突破口,構建了“村(社區)黨組織領導下,村(居)民會議或議事會決策,村(居)委會執行,村(居)務監督委員會監督,其他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新型農村基層治理格局。同時,嘗試在一些村民集中居住區,建立跨村的聯合議事會、村民集中居住區與多個村的聯合協商議事機制,對村民集中居住區內涉及多個村的村民利益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民主協商、決策和監督,有效克服了原單個村民議事會在村民集中居住區治理中的“力量單薄”問題。平昌縣在基層協商方面,探索並推行“三不三議三自主”協商決策機制,充分尊重群眾意願、突出群眾主體、將協商結果作為村級事務決策的前提條件,切實保障了村民民主自治權利。
健全完善村規民約,力促村級治理法治化、規范化。四川結合實際指導各地制定和完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有效實現依法立約、自覺履約、多方監督的積極效果,調動了村民關心村級事務、愛護環境衛生、維護社會治安、促進社會和諧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武勝縣部分鄉鎮積極推行村級法律顧問制度,派出法律專業人士包片聯村,對村級治理中的重大問題把好法律政策關,有力推動了村級治理法治化。
發展和激活社會組織,發揮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積極作用。四川積極嘗試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村級治理,把培育村(社區)社會組織作為重要突破口,有效發揮社會組織協同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用。金堂縣大力發展社工隊伍、志願者隊伍,以及行業協會、業主委員會等公民社會團體,壯大並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農村治理,為村民提供了多樣化的志願服務和公共服務,激發了社會內生力量。江油市堅持以公共事務理事會為載體,著力搭建資源整合、約束監管、實踐操作三個平台,培育吸納各類社會組織進入公共事務理事會平台,為社會力量參與村級治理提供了組織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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