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本書中看到的“三嚴三實”標杆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是習仲勛同志的秘書張志功同志回憶習老的一本書，叫作《難忘的二十年——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該書記錄了習老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動故事，充分展現了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老人光輝的一生，曲折的一生，奮斗的一生。同時，也讓我們獲知了一個踐行“三嚴三實”的標杆。

嚴以修身逆境中方顯信仰的力量

在讀這本書之前，我也知道習老是一生光輝，歷經坎坷。看了之后，才深深品味到：“光輝”的深意，非常人能達到﹔“坎坷”的苦處，非常人能忍受。尤其是在16年逆境中所體現出來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使我震驚。僅舉一個例子。

1967年1月，習老被西北大學紅衛兵揪到西安批斗，交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孟德強看管，孟德強記述了習老曾兩次給毛主席上書的事。第一封信是2月2日寫的：

主席：

我於元月11日被紅衛兵抓到西安，現住在西北大學，請轉告總理，讓他放心。

來西安以后，紅衛兵把我武斗了兩次，我的一隻耳朵也被斗聾了。建國初期，我在西安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領導了西安地區鎮壓反革命的工作，現在紅衛兵把我抓到西安的大街上批斗，隻能讓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親屬感到高興。

最近，社會上流傳著一個口號，叫作“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很容易引起群眾斗群眾，還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好。

習仲勛

1967年2月2日

一個月后，即在1967年3月2日，習老又一次上書毛主席，內容如下：

主席：

最近，西安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紅衛兵到處都在奪權。現在已經到了三月，春耕生產馬上就要開始。紅衛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種庄稼，要是讓他們奪了生產隊、生產大隊的權，可能就會影響到全年的農業生產。建議中央發個文件，明確春耕期間生產隊、生產大隊不能奪權。

習仲勛

1967年3月2日

這兩封信由孟德強謄抄留底后從西安郵局寄出，但不是直接寄給黨中央、毛主席，而是寄給陳伯達轉毛主席。為什麼要通過陳伯達轉？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直至“文化大革命”，陳伯達在黨內地位不斷上升，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位高權重，因此中央規定，習老和中央的聯系一律由陳伯達中轉。至於這兩封信陳伯達是否收到，又是否轉給毛主席，已無從考証。

不過，3月2日的信發出不久，《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聯合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春耕生產期間生產隊、生產大隊不奪權》。是中央採納了習老這一建議，還是巧合？這也無從考証了。

我想說的是，一位被紅衛兵看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並遭到輪番批斗、身心極度疲憊的“反黨分子”，此時此刻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春耕生產”這樣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他無論是在順境還是身處逆境，總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

為何習老能做得到？我認為這是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信仰和信念的作用，往往在關鍵時刻、緊要關頭、逆水行舟的時候才凸顯出來。

培養信仰不是修身的全部，但確實是修身的最高境界，是修身的至高點，是修身的關鍵。

由此，可以進一步理解到習近平總書記今年2月28日會見第四屆全國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代表時所提出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的深刻內涵、深遠意義。

嚴以律己尤其要講紀律、守規矩

習老長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廣東時，特別不適應酷暑，到了夏天，熱得大汗淋漓。那時省委隻有常委會議室裝有空調，他的辦公室及住處隻有風扇，酷熱難耐。澳門知名愛國人士、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先生見此情景，主動給廣東省委送了3台空調，指名給習老1台。他堅決不接受，讓裝到省委會議室大家共享。

習老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嚴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們。比如對孩子進行近乎苛刻的勤儉教育。孩子的衣服和布鞋是依次“接力”著穿，大的穿舊了或穿破了，補上補丁再讓小的穿。姐姐穿過的衣服和布鞋，傳給弟弟。由於姐姐的布鞋是花的，弟弟怕同學看到笑話，害羞不願意穿，習老就讓把花鞋染黑了穿。

習老對孩子們嚴格教育和管理還包括用一種特殊的方式鍛煉他們的意志。20世紀40年代中期，延安的一個夏日，習老在窯洞內伏案辦公，習老的長子、年僅五六歲的習正寧在窯洞外的院子玩耍。忽然一陣狂風，暴雨夾著像棗子大的冰雹傾盆而下，樹葉被砸得落了一地。正寧跑進窯洞躲在父親身邊。父親看著兒子膽小害怕的樣子，拉著他的手走到窯洞門口，命令他出去撿冰雹。正寧說：“雹子打人疼呢！”但他見父親嚴肅認真的表情，隻好抱著頭邁出了窯洞。正寧從門內一露頭，冰雹就打在身上，抱著頭又縮回窯洞。習老就把他往外推，並大聲說：“不要膽子這麼小嘛！你不僅要鍛煉勇敢，還要動腦筋想辦法，把冰雹撿回來，又不讓冰雹打著你才行啊！”說著習老拿起一隻洗臉盆扣在兒子頭上，自己也頭頂一個臉盆，拉著兒子沖出了窯洞。冰雹砸在臉盆上“叮咚”亂響，父子倆像穿梭在槍林彈雨中的戰士一樣，滿院子跑著、喊著、叫著、比賽著撿冰雹。孩子們也許沒有想到，習老要求他們從小養成不畏艱險、勇敢機智的性格，對他們的成長是多麼的重要。“文化大革命”中，在上山下鄉的艱苦歲月裡，他們就是憑著這些寶貴的精神力量，闖過了一道道難關，經受了種種考驗。他們的堅強和優秀，是習老的諄諄教導和嚴格要求為他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習老嚴以律己，很重要的一點是講紀律、守規矩。比如：他明確要求家屬和孩子們不得用他的專車。在廣東工作期間，一次司機去機場接人，遲遲沒有回來，他就問秘書，是不是孩子們用車了？又問孩子，是不是用車了？最后司機回來，又追問司機，知道是因為飛機晚點才罷了。

守規矩，最重要的是守政治規矩。習老到廣東后，一項艱巨的任務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其中最花費他精力的是“李一哲”案。“李一哲”並非一個人，而是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高中學生陳一陽、工廠工人王希哲三個人的名字各取一字組成的。經過艱苦工作，習老主持省委常委會作出決定，為“李一哲”案平反，並定於1979年2月5日在友誼劇場召開平反大會，由分管宣傳的吳南生書記代表省委出席。“李一哲”給習老和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要求在中山紀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誼劇場召開平反大會，二是要求習老參加平反大會，三是要求省委領導接見“李案”成員。要是這樣，省委的兩項決定均會為“李一哲”推翻。情況緊急，習老不顧疲勞，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首先批評“李一哲”這種做法“好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給黨委的緊急通令”。接著解釋說，選擇在哪裡開會，是省委常委會研究決定的，不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我們黨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至於他本人參加會議的問題，習老說，我能和你們談這麼多次，難道還不能參加你們的平反大會？主要是我的時間安排不開，要趕到肇慶去開會。對於他們要求接見“李案”所有成員以及被牽連的人，習老當即同意，表示明天就可以安排。最后，習老再一次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我已經是66歲的人了，為了處理你們的事，連續4個晚上沒有洗澡了，你們要體諒老同志。我處理這個事情不是一帆風順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強調嚴以律己，強調講規矩，他們本身就是嚴以律己、講規矩的典范。

嚴以用權舉賢也要避親

書中記載，習老當“官”幾十年，從不謀私，不講情面。一次，他的家鄉富平縣“父母官”進京，請求他批撥一些物資。那時物資很緊張，按常理，照顧一點也不過分。但他沒有答應，並講了為什麼不能批的理由。家鄉干部表示理解，說在習老這裡上了一堂黨課。

習老拒絕官僚習氣，不因位高權重而講排場。書中講到，習老出國訪問，或是下基層調查研究，既不帶警衛員，也不帶醫生和護士，隻帶必要的工作人員。張志功同志說，跟他幾次出差，都是身兼數職，既是秘書，又是警衛員和勤務員。下鄉時，他從不張揚，輕車簡從，隻允許少數必需的地方官員陪同，絕不前呼后擁，盡量減少地方麻煩。1958年秋，習老到陝西省基層考察工作，代表國務院到蒲城等縣看望下放勞動鍛煉的機關干部。到達時，地方干部組織群眾及小學生舉著小旗，敲鑼打鼓夾道歡迎。習老看到后非常惱火，嚴厲批評這種做法，說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風，此風絕不可長。

習老尤其注意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孩子謀取利益，其要求之嚴甚至讓人感覺不近人情。書中記載，長子正寧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科技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的高材生，畢業后分配到陝西省戶縣秦嶺深山裡的一個科研單位，一干就是13年。后來解放軍后勤學院恢復，急需從軍內外選調一批業務骨干。學院從陝西選調了3個專業人員，其中就有正寧。就在正寧辦妥調動手續即將赴京報到時，習老知道了此事，親自出面擋了駕，沒有與兒子商量就讓后勤學院撤回了調令，其他兩位則順利調入北京。正寧當時有些想不通，認為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調動，與父親沒有任何關系。習老深知，兒子當年的工作分配曾因他受到影響，這次調動的確有利於他今后的發展，但習老還是請陝西省委的領導給兒子做工作，說服他繼續留在原單位，不能讓人說他習仲勛剛恢復工作，就調兒子回北京，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舉賢不避親？沒有那回事！”習老的這句名言至今被很多人傳誦著。

以上的例子，讓我們生動地感受到一個革命老前輩在權力面前謹慎、清醒、理智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