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

明末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首次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國學大師梁啟超將顧炎武的話提煉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精煉警辟的八字句，其意為“國家興盛或衰亡，每個普通的人都有責任”。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愛國情懷是人們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深厚情感，是願意為祖國奮斗獻身的價值取向。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從“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到一二•九運動中發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北平愛國學生，這種強烈的愛國情懷綿延傳承。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中國人民迅猛覺醒，愛國精神空前高漲，中華兒女的凝聚力、戰斗力空前提升，全國上下用血肉筑起一座抵御日本侵略者的鋼鐵長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時代最強音。

抗日救亡的吶喊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炮擊沈陽，侵佔東三省，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領導下，北平的青年學生迅速行動，發出了抗日救亡的憤怒吼聲。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南下，到南京去，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不抵抗，要求出兵抗日。

1931年12月4日下午，北平大學法學院、鐵道學院、輔仁大學等9所大中學校的2100余名學生，高呼著口號，向前門東站進發。北平第四批南下學生隊伍形成了。

但是，車站“奉上級命令”，不給學生發車。

在南下示威中共秘密黨團的領導下，學生們成立了“北平學生南下總指揮部”，與站長交涉。幾經交涉，站長總是推托，就是不發車。

焦急的學生紛紛擠進站台，擠上了火車，控制了車站。

北平鐵路局將車站職工全部撤走，扔給學生一個空蕩蕩的車站，企圖阻止學生南下。

天漸漸黑下來了，南行仍然無車。學生們以臥軌的方式進行斗爭，前門東站癱瘓了。南下總指揮部還派出學生，到前門西站、東便門、西直門、永定門、豐台等車站，阻止列車進入北平。至此，北寧、平漢、平綏鐵路交通全部中斷。

為爭取通車南下，在中共秘密黨團的領導下，南下總指揮部12月6日下午率各校代表，赴張學良住所順承王府請願。

血氣方剛的學生質問：

“我們到南京去，是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出兵抗日收復失地。你作為東北軍的軍事長官，為什麼不支持發車？你這樣做，對得起東北父老和全國同胞嗎？”

面對學生擲地有聲的質問，張學良無言爭辯，隻好實情相告，表示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12月6日下午，北平的學生不斷加入南下隊伍，前門東站的學生增加到4000人。

12月的北平，正值寒風呼嘯、滴水成冰的季節。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學生們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在衣裳單薄、毫無准備的情況下，頑強地在瑟瑟寒風中堅持臥軌斗爭。

深夜時，冷風刺骨，同學們就一起呼口號，以壯聲氣。車站內外，遍書“誓死到南京去”、“自動回校者是亡國奴”等標語。

學生的行動，得到了北平市民的同情和支持。許多市民和商會送來大批餅干、開水，瑞蚨祥等商號送來成捆的毛毯，給臥軌的學生御寒。

7日，南京政府回復張學良，要他對北平臥軌學生“請就近妥為辦理”。具有愛國同情心的張學良將軍遂下令發車。

上午11時許，2100多名大、中學生，登上19節車廂，懷著初戰勝利的喜悅心情，高呼著口號，唱著抗日救亡歌曲，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發了。

在南京街道，在國民政府門前，在外交部，在《中央日報》館，北平學生游行、請願、示威。

但是，奉行對日妥協的國民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學生，制造了“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橋慘案。

12月18日清晨，北平南下示威的學生被大批軍警包圍，武裝押解回北平。

南下示威，沖破了當時籠罩全國的沉悶氣氛，喚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激情。

彪炳史冊“一二·九”

1935年12月9日，古城北平寒凝大地,朔風凜冽。

清晨的北平街道上，行進著緊挽手臂的熱血青年學生。

學生們正向新華門方向前進。隊伍剛剛走到西四牌樓，一批手持棍棒、皮帶、大刀等凶器的國民黨軍警，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二話不說，上前劈頭蓋臉就向學生們打來。殷紅的鮮血從學生的身上流了出來。很快，頑強的學生們又重新組成隊伍，在“沖啊！沖啊！”的吼聲中，闖過封鎖線，沿府右街跑步直奔新華門，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請願。

新華門緊緊關閉著，門前警車、摩托車林立，荷槍實彈的軍警整裝待命，個個殺氣騰騰。上千名憤怒的學生揮舞著小旗，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在學生們的強烈要求下，北平分會答應請願的學生派代表轉達要求。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董毓華、東北大學學生代表宋黎等人進入中南海居仁堂，向北平分會遞交請願書，提出如下要求：

一、反對華北自治及其類似的組織﹔

二、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

四、停止內戰、立即准備對外的自衛戰爭﹔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但是，何應欽避而不見學生。時至中午，他的秘書才出來敷衍了幾句，說什麼在華北成立政治組織，是國家的政策，與學生無關，學生的主要任務應是靜心讀書。這種答復，更加激起學生的憤怒情緒。

請願不行，同學們決定舉行示威游行。上千人的請願隊伍，立刻涌向西長安街，經西單、西四、護國寺、地安門、沙灘，向王府井大街進發。一路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此伏彼起，始終不斷。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的學生，不斷加入游行的行列。游行隊伍如雪球越滾越大，浩浩蕩蕩地向王府井大街前進。

當隊伍經過王府井大街時，幾條水龍突然同時向游行隊伍噴過來。國民黨軍警揪著學生的頭發狠命地往下壓，用水柱沖，用大刀背砍。手無寸鐵的學生一邊喊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把你們的武器對向日本人”的口號，一邊與軍警展開了英勇的搏斗。結果，數十名學生負傷，不少同學當場被捕。

為了減少損傷，學聯負責指揮的同學要求大家到北京大學三院重新集合，商議新的斗爭方式。大家自覺地來到指定地點集合。經過討論，學聯宣布：從12月10日起實行全市總罷課，要求嚴懲破壞學生運動的肇事者，立即釋放被捕同學。

罷課期間，傳來了要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這不是在加緊實現“華北自治”嗎？

經過研究，北平學聯決定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12月16日，再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反對該組織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6時，北平的大街小巷、通衢要道，布滿了全副武裝的警察、憲兵、保安隊、消防隊、偵緝隊以及警車和水龍頭。

但是，學生示威隊伍仍然出發了。

中午11點左右，天橋廣場人頭攢動，旗幟飄揚，“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經久不息。市民大會通過“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收復東北失地”等8項決議案。

會后，萬余人組成的隊伍向前門方向前進，延伸達1公裡長，蔚為壯觀。為了攔截游行隊伍前行，軍警對空鳴槍，進行威脅。前門被關上了。游行指揮部當即決定，以退為進，將隊伍集結到前門外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又通過了9項決議案。

幾經交涉，軍警勉強同意游行隊伍從前門、宣武門分批進城。然而，當一部分學生剛進入內城，前門被強行關閉了。游行隊伍被分成兩截。軍警的皮鞭和大刀，劈頭蓋臉地落在進入前門內學生的臉上和身上，鮮血染紅了街道。

夜幕漸漸降臨了。城外的學生隊伍曾幾次試圖沖擊宣武門，卻因軍警死死阻攔，入城沒有成功。

夜色更深了，學生決定露宿一夜，次日繼續再干。隊伍折而南行，當行至菜市口時，街上的電燈、路燈瞬時熄滅。十幾聲淒厲的警笛聲后，埋伏在胡同裡的軍警從四面八方向學生逼近，軍警們的大刀、棍棒如雨點般落下來。風聲、呼救聲、哭聲、喊殺聲、吆喝聲，混成一團，在寂靜的夜裡，傳得很遠、很遠。

12月16日，全市共有二三十名學生被捕，近400人受傷。

一二·九運動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揭露了國民黨的不抵抗行徑。“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同時，一二•九運動鼓舞了全國各階層人民。1939年春，毛澤東在評價一二·九運動的意義時說：“一二·九運動，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准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備一樣。‘一二·九’推動了‘七七’抗戰，准備了‘七七’抗戰。”

爨底下村的“紅色記憶”

“爨”字您可能覺得生僻。拆開來看，上面一個繁體的“興”字頭，中間是“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燒。字音是“cuan”,含義即生火做飯是興旺生活的基礎。而說到爨底下村，大概您聽說過，恐怕還能說上個一二。

爨底下村，位於北京門頭溝區齋堂鎮，是京西古道上的明清古跡山村。

爨底下村依山而建，布局巧妙，建筑精美，與周圍的自然環境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村子以公路為界，恰似一幅太極圖，北側房屋的建筑群為太極圖“陽魚”的圖形，村南河灘為“陰魚”的圖形。

“爨”字有“熱”的意思，而古村中的所有人都姓韓。韓與“寒”諧音，取冷的意思，冷熱互補，符合陰陽五行之說。

爨底下村名是因為地理位置得名的。村東有一條流水的山溝，地貌酷似一個大灶，東面是灶口，在其北側懸崖旁邊還有一條小山溝，一直向北延伸，大約5華裡長，名叫“爨寶玉溝”。

據傳爨底下村始建於明朝初年，距今已有500余年的歷史。明代這裡是交通要道，當時有個叫李宮的人，任千戶之職，在爨底下村上邊的黃草梁修了一條棧道。棧道修通后，爨底下村便成了商旅必經之地，來往的行人多，貨運不斷，客棧、貨棧林立。到了康熙年間，由於康熙皇帝信奉佛教，為了既不失皇位，又求得佛祖的保佑，於是便決定在民間書香財主之家，選出一位相貌酷似皇帝之人，到京郊“龍鳳寺”替康熙皇帝出家當和尚。結果爨底下村進京趕考的后生韓守德被選中，便做了替僧。韓家也因此獲得了大量財帛賞賜，並被列為皇親。韓家出門的牲口也插上了黃旗，無論走到哪兒都會暢通無阻。做生意的人如果缺了錢，隻要到北京的“八大祥”扎些貨就行。韓家逐漸成為京西大財主。

抗日戰爭時期，爨底下村可是有名的“抗日模范村”，交軍糧、做軍鞋，樣樣走在前面。

1939年秋，日軍對齋堂川“大掃蕩”。當時，八路軍主力已經迂回到外線作戰，村裡隻有模范隊等民兵組織。鬼子一進村，見人就殺。藏在山上的模范隊員，幾次要下山救鄉親，都被隊長曹殿勛攔住：敵強我弱，不能硬來。大家隨后佔據有利地形阻擊鬼子。由於南坡梁地勢陡峭，鬼子的槍炮角度低了，子彈、炮彈就落到山坡前邊﹔角度高了，子彈、炮彈就落到山坡后邊。富有戰斗經驗的隊員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抄鬼子的后路，別叫他跑嘍！”鬼子搞不清有多少八路軍，隻好退了回去。

在和日本鬼子的斗爭中，爨底下村人有勇有謀。當鬼子從齋堂據點出來后，村東山上的“消息樹”就倒下了。於是，人們就互相喊：“坐茶壺嘍！坐茶壺嘍！”聽到這個暗號，大家知道鬼子又來了，趕緊將“支前”的東西藏起來。鬼子進村后問：你們喊的是什麼？村長就笑呵呵地說：“知道太君要來，叫大伙趕緊坐茶壺，給太君燒水喝。”鬼子聽了，還蠻高興的。

在抗日戰爭中，爨底下村98戶村民，出去參加革命的就有70余人，他們都是當年“青救會”開會后統一參加的八路軍，因而現在全村沒有這個年齡段的人。在這些人中，有34人成為烈士，其余的在各省工作落戶。他們中有曾任外交部外交官並出任駐巴西大使的韓曉禮，有水利部司長和將級軍官韓曉洲、韓曉霞等。青年人都走了，剩下老人、小孩兒，也就沒有能力再修房造屋了。這也是爨底下村保留了明清古跡風貌的一個“紅色”原因。

爨底下村的“紅色記憶”，昭示著爨底下村美好的未來。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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