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山神”

“這些年淨鑽山溝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李德龍這樣總結自己的前半生。

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寶清縣七星泡鎮金沙崗村的農民，這些年一直在做著一件不尋常的事兒——尋找當年的抗聯遺跡。

過去30年間，他採訪過上百位抗聯老戰士和抗聯將士的后代﹔為了進山尋訪，他開壞了7台吉普車，行程達25萬公裡，足以繞地球赤道6圈﹔他發現抗聯密營遺址、戰斗遺跡1000多處﹔寶清境內立下的30塊抗聯紀念碑，有25塊是他帶人核准的位置，其中6塊是他自掏腰包制作的。2013年9月，他根據抗聯歷史故事創作的劇本《山神》獲得國家廣電總局“夏衍杯”電影劇本獎，成為東三省當年獲此殊榮的唯一一部作品。

孤獨的旅程

——“地為床，天做氅。篝火闌珊，談笑巔峰上。”

一碗面條端上來，不到兩分鐘，李德龍便吃個精光。他抹抹嘴，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跟記者解釋：趕時間習慣了。他吃飯快，走路也快，一米八的瘦高個兒，走起路來“嗖嗖”帶風，絲毫看不出是個年已半百的人。

在村民眼中，當了近30年村支書的李德龍雖然沒上過大學，可文化水平卻不一般，而且是塊當干部的料——17歲擔任村民兵連長、19歲當選村委會主任、22歲被選為村支書，一摞“雙鴨山市勞模”“雙鴨山市優秀共產黨員”“雙鴨山市優秀村支書”的榮譽証書，可以証明他把工作干得有聲有色。大伙兒都認可，李德龍腦瓜好使，有股鑽勁兒，還認識不少社會關系，可他總讓人覺得“有點兒沒正事兒”——工作之余，有那精神頭不琢磨做點兒買賣啥的，沒事淨往山溝裡鑽，搞什麼抗聯史研究，“哪是你一個農民干的活兒啊？”

李德龍的“沒正事兒”始於1984年。

那年夏天，幾位抗聯老戰士回訪李德龍的舅姥爺——當年的抗日救國會骨干。在東北14年的抗日戰爭中，東北抗聯11個軍中的9個軍曾在寶清這塊熱土上同日偽軍浴血奮戰。作為革命老區抗日骨干的后人，李德龍對抗聯事跡從小就耳熟能詳，對山裡的情況也非常熟悉，因此，黑龍江省軍區的同志委托他陪同抗聯老戰士重游故地。

在斑駁的戰場遺跡前，幾位老人聲情並茂地追憶當年的鏖戰情景，講至動情處，一個個老淚縱橫：“那麼多戰友死后連塊碑都沒有，讓人難受啊！等我們也沒了，誰還能記得他們？跟鬼子、二鬼子打了那麼多年仗，他們不怕死亡，但怕被遺忘。”

“怕被遺忘”，這句話聽得李德龍心頭一緊。

這次抗聯舊址之行，使李德龍萌生一個念頭：要讓后人記住抗聯的豐功偉績，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兒。打那兒以后，隻要一有時間，他就去山裡尋訪抗聯歷史遺跡。

冬天進一趟山不容易，在山裡過夜也是常有的事。山坳背風處的積雪通常有五六米深，他拿鍬掏一個雪洞，抱一堆柞樹葉往地上一鋪，再在不遠處攏一堆篝火，裹著毛毯和衣而眠。一個人夜宿深山老林，需要非同一般的膽量和勇氣，因為洞外常常是一會兒狐狸叫，一會兒狼嚎，“挺瘆人的。”

春秋兩季山裡草爬子多。因為經常上山，為了安全起見，李德龍都提前注射疫苗。最多時，他每天從身上揪下上百隻草爬子。有一次，他晚上回到家才發現，胳肢窩下有一隻草爬子已經完全扎進肉裡。他一咬牙，用刀尖把草爬子剜了出來，血淋淋地帶下一塊肉……

大山之中，總有些意外發現，但也伴隨著很多未知的危險。

1991年的一個夏天，正在地裡干活的李德龍聽鄰村一個村民說他大哥在碾盤山撿了好些子彈殼。

當時還沒買吉普車的李德龍一聽，沒心思鏟地了，跨上摩托就去了碾盤山。到了山腳下，他把摩托推進樹叢鎖上，再用樹葉一蓋，便徒步上山了。因為天熱，他隻穿著一件印有“優秀共產黨員”六個紅字的白色跨欄背心，穿林子時被一種不知名的植物劃了一下，胸口被劃出一道小口子。他也沒當回事，揩掉血跡，繼續趕路。

這次李德龍確認的遺跡是著名的“花砬子大戰”地——1938年4月，抗聯第二軍與日軍在這裡有過一次慘烈的戰斗。

這個發現讓他異常興奮，早把胸前的傷口忘到腦后。可幾天后，他發現傷疤居然在變長﹔一個月后，原先一公分長的疤痕竟然變成十幾公分長、兩公分寬，就像被熱水燙后的疤痕。他心裡沒底了，不得不去了醫院。大夫判斷：應該是中毒了，但沒辦法根治。從此，李德龍再不穿低領衣服，“怕嚇到別人。”

“看你長不長記性！”媳婦沒好氣地損他。

媳婦每次發火，李德龍都不吭聲。“犯不著費那口舌。”事后，他照樣進山不誤。

2010年7月，李德龍帶人進山尋找劉延仲將軍的犧牲地，不料遇上地震，眾人攜帶的八個指南針全部失靈，手機也沒了信號。迷路的他們被困在山裡三天三夜，家人都快急瘋了。

等下山后，李德龍和同伴手機的未接來電顯示都滿屏了。當時，東方紅林業局的救援人員已經准備就緒，隻差一個小時直升機就起飛了……

李德龍喜歡古詩詞，常將內心的喜與憂訴諸詩文。在一闕名為《蘇幕遮·千嶂千尋》的詞中，真摯的情懷躍然紙上：“夏風輕，秋月朗。冬雪飛沙，春水揉千嶂。虎嘯鶯啼鴻雁蕩。漫步雲中，猶似天涯想。地為床，天做氅。篝火闌珊，談笑巔峰上。林海舟心把槳聲。酒債尋常，隻醉青紗帳。”

冷漠與感動

——“給抗聯英雄挪碑，我不要錢。”

與進山的艱險相比，人言更加可畏。這些年一路走來，李德龍沒少遭白眼。

一次，為了核實一個史料，李德龍前往一家檔案館查詢。檔案館雖藏有相關資料，但就是不給他看。

“這玩意兒是你一個農民能看的嗎？”管理員語帶輕蔑。

“我查訪歷史遺跡，縣領導都挺支持，我有縣裡開具的介紹信。”

“不好使！就是你們市委秘書長親自來，我們也不一定有工夫接待。”面對這種刻薄、刁難，李德龍氣得“沒招兒沒招兒的”。類似情況不少，白搭了上千塊路費、宿費不說，到頭來白忙活一場。

還有一次，李德龍到一家紀念館查閱相關文件。一個工作人員冷冷地說：“這事兒得館長同意。”當李德龍提出見館長的請求時，對方呵呵一笑：“不在家。”

無奈之下，他隻能在展廳溜達。展廳裡有不少館方聘請書法家抄錄的抗聯詩詞，其中有一幅周保中將軍盛贊寶清“十二烈士山戰斗”的七律詩。李德龍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破綻，便對管理員說：“告訴你們館長，這首詩抄錯了倆字，不信，可以跟原稿核對。”

管理員半信半疑地告訴了館長。他們拿出周保中將軍的手稿一對，果然抄錯了兩個字，於是，管理員對這位其貌不揚的民間黨史愛好者不再小瞧，痛快地讓他復印了所需資料。

除了村裡人的冷嘲熱諷，家人的不理解也常常讓李德龍倍感無奈。

大女兒已經出嫁，兩個“一對雙兒”的小女兒正在上大學，上面還有四個老人需要贍養，對這個農民家庭而言，負擔不小。

這些年，為了村裡建設，他墊付的幾十萬塊錢至今沒要回來，而為了尋訪歷史，他說“也就搭進去五六萬塊錢吧”，可他妻子和知情的哥們兒卻是異口同聲：“十萬都不止！”

媳婦抱怨他：“不想法兒掙錢，沒事兒就往山溝裡鑽，能養家啊？”

聽到媳婦發牢騷，李德龍也想辯解，但往往欲言又止——人家有情緒也是正常的。

有時在山中宿營的時候，他也會尋思：“大雪泡天的，放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福不享，自己上山找罪受，你能怪誰？萬一被熊瞎子給摁這兒了，都沒人給你回家報信兒。”

他閉上眼睛問自己苦不苦？腦子裡有一個聲音出現：那得看跟誰比。

有一次，他去依蘭採訪抗聯老戰士吳玉清。提起當年極端艱苦的生存環境，老人幾度哽咽：“你不知道有多苦啊，二十多個人，全是二三十歲能吃能喝的年紀，總共才兩捧苞米粒子。”老人抹著眼淚說，“山裡有狍子啥的，可是哪敢開槍啊，要是把鬼子給招來，我們全得死。大雪地上，啥吃的都沒有，隻能啃木頭、樹皮。我們問首長啥能吃，首長說：能咬動的就行。那時候，戰士們餓得一個個眼睛瞅啥都是藍的……”自認為“心硬”、連熊瞎子都不怕的李德龍落淚了。

2013年9月，為了紀念抗戰時期發生在寶清縣境內的三件大事——十二烈士山戰斗、張家窯戰斗、中共吉東省委和北滿省委主要領導人會議，寶清縣民政局鐫刻了三塊石碑，因為不知道這三件事發生時的具體位置，隻好將石碑暫時放在珍寶島烈士陵園所在的山上。省民政廳一位領導視察時指示：“要把這三塊碑放在應該放的地方。”

縣民政局領導找到李德龍：“大哥，全縣就你知道這碑該放哪兒，幫我們挪挪吧。”李德龍憨厚一笑，應了下來。

當天，他雇了三台吊車，和幾個工人一起上了山。大家剛把鋼絲繩綁在石碑上，一個操南方口音的包工頭帶著二十多個工人圍了上來，牛烘烘地拿手一指：“都給我停下！拿8000塊錢，不然，誰也不許動。”

李德龍上前問緣由，對方說：“你們耽誤我施工了。”

“我們是給抗聯英雄挪碑，你們干啥管我們要錢！”一個老工人忍不住質問。

工頭滿不在乎地說：“什麼英雄不英雄的，跟我有什麼關系！”

對方的冷漠讓李德龍心痛，無奈，他隻得給縣民政局局長打電話。相關領導出面后，工頭才帶人離去。

工頭走后，大家開始干活。由於石碑的位置太高，吊車使不上勁，得先用挖掘機將石碑往下移動。

李德龍驅車趕到附近的龍頭鎮，那裡的一個農民家有挖掘機。聽李德龍說明來意，對方撓撓頭說：“大哥，這個忙我真該幫，可我今天已經約好給一個村修路，人家全村拉料的拖拉機都動起來了，就等著我呢。”

沒辦法，李德龍隻得開車趕往縣城，剛走到城邊，就接到方才那個農民的電話：“大哥，我把修路的事兒辭了，這就給你挪碑去。”

四個小時后，石碑被吊運上車。李德龍問機主：“用了半天機器，兄弟算算多少錢？”

沒想到，對方擺擺手說：“給抗聯英雄挪碑，我不要錢。幾萬塊錢的活兒我都辭了，還能差這個錢嗎？”

李德龍悄悄問與機主同行的工人：“他家是不是挺有錢？”

對方笑笑說：“他有錢？那機器都是抬錢買的呢。”

一種莫名的感動讓李德龍周身瞬間溫暖起來。那一刻，他覺得自己並不孤獨。

真正的“山神”

——“抗戰精神是一種基因，應該永遠遺傳下去。”

每發現一處抗聯遺跡，李德龍便在一張等高線地圖的相應位置畫一個紅圈。如今，這樣的紅圈已有1000多處。

隨著掌握的史料和素材越來越豐富，李德龍決定將這些抗聯故事以劇本形式展現出來，名字定為《烈士山連環戰》。

為了使情節更加真實，他每寫到一個故事，便把帳篷搭在相應的遺址處。他在帳篷裡一待就是幾天，經常閉上眼，用心去想象、去體會當年抗聯戰士們的生活氣息和戰斗情景。

在劇本創作過程中，“李炮營”是一處重要史實。

獵人中的高手通常被稱為“炮手”，“李炮”即抗聯戰士李玉成的綽號。當年，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部在外圍設了三道哨卡，李玉成的家便是第三道“卡子”，他帶著妻兒修建了趟子房和庭院，並在院牆拐角修筑了炮台，人們便管那裡叫“李炮營”，其西南方向10公裡外便是吉東省委、抗聯第二路軍總部的密營所在。1938年3月25日，在同數百名日偽軍的激戰中，李玉成的妻子和年僅14歲的兒子壯烈犧牲。李玉成受傷被俘后，破口大罵，被日軍用“零割肉”的方式殘忍殺害，並將其頭顱割下，以打擊抗聯的士氣……

悲壯的故事使“李炮營”在作品中的地位顯得格外重要。為了找到“李炮營”的具體位置，李德龍在山裡轉了多年。直到2012年，根據一位老人的描述，他才終於找到了大致方位。當年的炮台隻剩下牆根，斷壁殘垣之上彈痕累累。

李德龍佇立炮台良久，總感覺有些不對勁，像是缺點兒什麼。從小就跟著大人進山打獵的李德龍深知，獵人進山有個規矩，必須先拜“老把頭”（山神），保佑自己不迷道、不碰到野獸。“李炮”是獵人出身，他的住處附近一定得有山神廟才對。

基於這種判斷，李德龍順著炮台繼續向東找，走到一公裡外的一處懸崖下，一座高60厘米、寬1米的山神廟呈現在眼前——此處是“李炮營”無疑。李德龍激動得熱淚扑簌，“噗”地一下跪倒在地，朝“老把頭”磕了三個頭。之后，他將隨身帶的小茅台酒倒在地上，又磕了三個頭，但還是覺得難以盡意。

他採訪過多位當年給抗聯送軍糧的老人，問他們為啥冒死支援抗聯。一位老人告訴他，當年寶清90%以上的人家都支援過抗聯，至於原因，老人的回答很實在：“日本鬼子和二鬼子把老百姓禍害完了，壓根兒不拿中國人當人。那兵荒馬亂的年月，誰家裡有人被鬼子殺了，誰家姑娘被鬼子糟蹋了，隻有山裡的那些紅胡子（抗聯）能給你報仇。他們打贏了，咱就不用當亡國奴了，老婆孩子也再不受欺負了，抗聯就是保佑咱老百姓的‘山神’啊！”

想到這裡，李德龍將酒瓶上系著的紅繩解下，拴在一塊石頭上，沖著李炮營的位置擺放好，然后將酒全洒在地上，跪向李炮營又磕了三個響頭。他覺得，這一次叩拜的才是真正的“山神”。

下山后，他便將《烈士山連環戰》改名為《山神》。如今，這部榮獲“夏衍杯”電影劇本獎的作品已獲多家影視公司的青睞。

在默默的堅持中，能讓李德龍感到滿足的並非名與利，而是人們對抗聯英雄的那種由衷崇敬之情。

2013年10月，李德龍帶人在涼水泉老道溝的一棵大榆樹下立碑，以紀念當年犧牲於此的抗聯六軍一師六團團長葉學武及四名戰士。他們剛剛把碑身扶正，恰好一個騎摩托的農民從此路過。那位農民把摩托一停，問：“這干啥呢？”

“給抗聯英雄立碑。”李德龍回答。

那位農民聽后從摩托車上下來，自言自語道：“現在的政府真不錯，死人都不忘，活人就更能好好對待了。”然后，走到碑前“扑通”一跪，磕了三個頭，又拜了三拜。

“我覺得抗聯精神、抗戰精神，就是一種民族自強的精神，就像一種精神基因，應該永遠傳承下去。”讓李德龍欣慰的是，全縣豎立的30塊抗聯紀念碑，每一處都有人祭拜。

2015年的這個夏天，李德龍一有空還是繼續在山裡走。不久前，他路過雙玉山下鐵礦溝口的一處抗聯英雄紀念碑，見碑前放著饅頭、空酒瓶還有未燒完的香。

那是個偏僻之所，烈士也沒有后人，似乎不會再有別的可能了——那是附近的村民在緬懷英烈。不遠處，一個小姑娘捧著一束山花，默默地放在碑前。

那一刻，那一幕，讓李德龍的眼淚唰地下來了……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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